春风十年-新人奖得主杨潇强势巡演神游

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记者张米佳

青年作家杨晓来自大理。订票时，他说要搞“空铁联运”:坐高铁从大理到昆明；然后从昆明飞杭州。

6月13日0点10分，在路上12个小时后，他到达了酒店。除了船，各种公共交通工具基本都用过。

杨潇记者、作家和背包客。

在路上，这是杨潇的通常状态。2022年凭借非虚构旅行文学作品《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2021年5月出版，以下简称《重走》)获得钱江晚报浙江新华第十届春风读书节春风新人奖。

《重走》记录了一次老山老水的强势之旅：1938年，一支由300多名师生组成的“湘黔滇旅行团”徒步穿越三省，途经西南腹地，从长沙临时大学迁至昆明西南联大；2018年，处于人生转折点的青年作家杨潇再次踏上了这条1600公里长的道路。

80年后，此行属于非典型的公路徒步，时不时要经过大货车。然而，沿途的山、水、鸟、人与历史上同一条路上的流亡者所见所闻逐渐重叠交织，甚至对话共鸣，一个疲惫而被忽视的“中国”逐渐浮现。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罗欣在《重走》新书发布会上说，游记写作在中国从来没有被当作一个独立的门类。“以前都是散文，所以好像给人的感觉就是(游记写作)是游记，游记能有什么。”“但在现代欧洲，游记的分量很高，经典作品很多。这些经典作品可以和虚构的文学作品相提并论。而且从长期阅读的角度来看，不仅是文学意义上的，历史、社会学(意义上的)都有，读者很广。”

1.

百忙之中-家庭作业-第八次印刷-“盲盒”惊喜

杨晓原计划于6月14日凌晨离开杭州，分乘两次航班返回。“我在大理写书，这次就不在‘天堂’逗留了。”

这么紧的日程，我有点不好意思代表主办方给编剧一个“任务”:为读者签名售书。

每位客人的一百本书被提前运到了他们的房间，书桌上有几摞书。6月13日上午，春节论坛结束后，我和杨潇商量，下午颁奖仪式前休息一下，数一数能签多少书。他很高兴：“没事，我已经签了一半了。”

还有惊喜：他说他每签十个名字，就会在一本书上再写一句话。

后来这些书运回报社，我开始专注于“拆盲箱”。同事原子说，她把自己读完的《重走》塞到了当时等待签名的书阵里。她的书《重走》已经绝版，2021年5月第一次印刷第一版。当时我们编辑部第一时间看了热门新书。我们在今年颁奖典礼前再次大批量购买的《重走》是2022年5月的第八个印刷版本。

找到这本书，扉页上写着：《一首赋格曲》。

2.

神游——一路到西南联大——到我知道的最好的学校。

在这首赋格中，杨潇重建了一个场景，这是他作为特写记者的重要技能之一。但是这个重建是不一样的。

“80年”从时间的缝隙变成了空间的通道：走向联合大学的年轻人，清华的，北大的余道南，南开的刘.而李林灿、沈从文，甚至同样走过这条邮路的林则徐、徐霞客，都被邀请过来，成为杨潇同行的伙伴。

80年来的一切都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有联系：

2018年4月，杨孝忠去了涪陵(湘西重镇)郊区后，开始在乡下徒步数日，然后回到城里。“我就是觉得有钱，蛋糕店有钱，卤味店有钱，水果店简直，杨梅和橘子颜色都很诱人。我一点也不饿，但是我想吃

沅陵县看到诱人的杨梅和橘子的那一天，还看到了野樱桃。“街上到处都是用杆子扛着的小摊。我尝了一个，又软又脆，酸甜都不到位。“这是野生的吗，”随口问了一句，大姐立马不高兴了。她深吸了一口气，似乎是为了消化我的冒犯，然后问道，“如果不是野生的，那是什么？不野的是什么！”(可惜这些丰硕的果实没有被拍下来)

1938年3月7日，湘黔滇旅游团到达沅陵。那天迎接他们的是长达一周的暴风雪。这一天，沈从文设宴招待旅行团的老朋友。“我请一多吃狗肉，他高兴得直叫‘好吃！“好吃！”"

旅行结束后，杨潇偶然在大理床单厂摄影博物馆二楼的图书馆里看到了匈牙利战地摄影师罗伯特卡帕()的作品集。有一张汉口下雪的照片，是湘黔滇旅游团到达沅陵那天拍的。

他还阅读了威斯坦休奥登和克里斯多福伊舍伍在《战地行纪》年写的记录：“通往渡口的人行道和石阶都结冰了，很滑.长江翻卷着浊浪和汹涌的风暴，我们似乎来到了真正的世界末日。”看看日期，1938年3月7日。

奇妙的同步性是相连的。他重建了那一天多重宇宙并置的时空，那是中国南方早春寒潮席卷而来：

”1938年3月7日到达沅陵后，正在值班的杨世德和同学、伙夫一起过河买粮。一路白雪覆盖，清澈的沅江被冲入河中的泥土染成了黄色。

与此同时，英国作家奥登和易修武德乘火车从广州北上，报道中国的战争。对他们来说，武汉和前年的马德里一样，是抵抗法西斯势力、保卫自由世界的理想堡垒。他们于3月7日到达汉口。当他们蹒跚走出车站时，发现迎接他们的是一场暴风雪。

汉口同人的战地摄影师罗伯特卡帕用镜头记录下了这突如其来的降温：3月7日，无忧无虑的孩子们在临时首都的一片空地上打起了雪仗。"

中国汉口罗伯特卡帕罗伯特卡帕的孩子们在玩雪：孩子们在雪中玩耍。汉口1938年

6月13日下午，新人杨潇在新春阅读颁奖典礼上发表演讲时，介绍了一位在资料中与他有着不解之缘、后来有幸结识的杭友——吴大昌先生。

吴先生1918年出生，阜阳新人。1937年抗战前，年轻的吴大昌正在清华大学机械系一年级学习。

2018年5月28日，杨晓第一次去北理工武大昌老师家采访老师。他刚满100岁。吴老师讲了81年前的一个场景：1937年7月初，吴大昌因为不用参加军训，回到了家乡。他从当地《东南日报》上看到了“七七事变”的消息。“当时就希望这件事和平解决，暑假结束就可以回去上课了。”

在老家等待消息的漫长暑假里，工科生吴大昌读完了冯友兰50万字的书《中国哲学史》。

“当时这些年轻人也很迷茫，很恐慌，随波逐流，但总有一种力量托住他们，让他们不至于沉沦。这是什么样的力量？”

2021年5月8日，杨潇将《重走》样本书送给吴大昌先生。老师104岁了，身体还很好，记忆力也很好。老教师说，前年做了胆结石切除手术，“但他好像比以前见面时更容光焕发了。”看他的耳垂，多神奇。"

杨潇在写一本书的时候，遇到了一家出版社的编辑。对方问他：“你能用一句话总结一下你的旅行吗？”这让他很生气。谁的一生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

“当时心情有点复杂。”十多年来，杨潇一直在寻找故事，通常意义上的惊险故事。“我也清楚地知道，我的旅行，包括80年前湘黔滇旅行团的旅行，并没有惊心动魄的故事。”

但当他开始采访联大的后代，了解这些密友的人生故事时，他发现自己最终要应对的是一个时间的故事：“当你把旅行拉长到一个人一生的长度时，这本身就相当惊心动魄。”

“我会如实描述，如实记录，如实讲述。”

在电脑的D盘上，存放着他的“诚实”文件夹，66.4G，里面有884个子文件夹，22268个文件。该文件夹仍在扩展。

2018年4月8日，杨潇与中南大学赵新娜教授、赵新娜之子黄家麟。

在写书的过程中，杨晓听得最多的歌是《It's a long way to联合大学》。这首歌是湘黔滇旅游团进昆明城时唱的。它由语言学家赵元任改编自英国一战军歌《It's a long way to Tipperary》。

第一天，杨潇在长沙采访了赵元任的二女儿赵欣娜。

1938年4月28日，湘黔滇旅游团历时68天，行程1600公里，到达昆明。当时走的是另外两条路。1938年4月28日，湘黔滇旅游团跋山涉水68天，到达昆明。当时走另外两条路[注]

2018年4月8日，95岁的赵新娜教授坐在轮椅上，哼唱着这首歌：“去联合大学的路很长，去我所知道的最好的学校。”

80年后，杨晓在通往西南联大的漫长道路上，通过行走和写作，追寻并确认了这种力量。“直到今天，我也需要时不时地回到这个时空去和他们再谈一次，学习这种力量。”

“我想我以后会走很多路，写一些书，但我会永远记得这些朋友。”

在“藏钱”的其他签名上，杨潇写下了“一路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到我所知道的最好的大学”、“西南三千里”、“走在原野上”等句子。

3.

高密度输入-西湖的呼唤-精油-失重状态

在杭州，杨潇几次改变他的计划。

2022年6月13日10点57分，首届春节论坛结束。作家余华、叶、陈富民和文学评论家洪志刚讨论了“历史可以被解释吗？”。

左起：洪志刚、叶、余华、陈福民和。

在“春风论坛”上，杨潇提到了历史学家和文学创作者参与历史的不同方式。文学创作更接近王德威所描述的“有情”的中国文学史。

杨潇在1938年写作《湘黔旅行团史》时，曾在此生活了两年左右。“那段时间充满了丰富的情感。虽然我认为我写的每句话都有出处，但我也用相对严格的非虚构标准。但‘爱’是最大最大的存在。”

在《重走》中，他写道：“回顾当年的炮火、愤怒和泪水，也是一次审视我们曾经拥有的情感结构的旅行。抗战时期，我们极度脆弱，也极度坚强。十年后，二十年后，七十年后，也许八十年后，我们的情感世界仍在重复这个故事。这究竟是幸运还是不幸，我没有答案。”

我等着他和我一起离开舞台。按照原计划，他准备在——核酸点开放时间与他出行间隙仅有一点交集的情况下，在午饭前完成回程所需的核酸检测。

结果他下来说想听听——作家刘震云、巴尔盖袁野、金仁顺、鲁珉的第二次论坛，准备讨论“小说的真实是什么”。

观众看到鲁珉说的“刘震云说话的时候，我们都是结巴或者哑巴。”杨潇转过头：“我很想听他的文学课。”

杨潇是个自律的人，大概不自觉的总想给自己设定高密度的“投入”。例如，在散步时，他听了许子东的文学播客《二十世纪中国小说》。

11点40分，我们小跑打车去核酸点的时候，我和杨潇商量着要换飞机回云南，他打算6月14日下午再走。

“天堂”还得挥之不去。

几经周折，终于在市中医院做了核酸。我应该回到酒店，吃午饭，签名售书，休息.待办事项都被“拉长”了。如果他想从中医院溜达回黄龙饭店，我可以问他，大概2公里的路程，可以灵活安排。

但突然，我感受到了——1公里外另一个方向的西湖的强烈呼唤，问题变成了：“我们去西湖边兜兜风好吗？”

“好！”

旅行结束后，我立即拦了一辆在医院门口等候的出租车，并在脑海中迅速组织了——北山路-杨公堤-南山路的路线。“我们会去苏小小线和白娘子线。”

这个计划也是因为杨潇说他晚上肚子疼；在回南山路的路上，可以在春天的西湖边喝点粥。

当公共汽车经过杨公堤时，我打电话预订座位。司机师傅大致了解了来龙去脉，说：“夏天胃不舒服，有一种叫风油精的东西，最有用。”他教的方法是在肚脐周围滴几滴。

我们听着音乐的时候，车正往井陉桥上坡，井陉桥是堤上仅存的一座古桥(建于明代，现在桥是清代重修的)。杨公堤第六大桥以其拱形而闻名。如果开快一点，下坡的时候会有失重感。我问师傅能不能调一下速度，邀请客人“坐过山车？”

师傅小心翼翼地等着前车开得更远，准备发力。杨潇打开手机，拿起来准备录像。

师傅有点激动，使劲跳。我们都跨越了失重感，飞了起来。手机也飞走了。当杨潇弯腰找到它时，它仍在记录，为神奇的跳跃和一阵笑声而保留。

4.

失重-行走-扩大心理半径

2018年，杨潇36岁。当时他已经从媒体辞职一年多，告别了所谓的社会动物事业。

“但我辞职后没有得到继续思考的自由，很快就陷入了失重状态。”

2018年，在《杨潇走在西南的春天》中，历史学家罗欣先生获得了第七届春节银书奖(非小说类)。杨潇最初的行走灵感来自罗欣的获奖作品《从大都到上都：在古道上重新发现中国》。

2016年，53岁的北京大学教授罗欣从北京建德门出发，沿着古道北上。他用15天的时间，一步一步用双脚丈量了450公里的河山，到达了商都——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

2018年1月，杨潇阅读了罗欣的新作。“2017年底到2018年初，媒体环境变化，我有点‘卡在那里’。罗欣老师实践了这个方法，直接给了我明确的启发，让我走上了这条路。”

《从大都到上都》结尾，罗欣写道：“风雨如乌云，鸡啼不休。怎么解决问题，只有走。”

散步成了杨潇解决困境的一种方式。“有了汽车，人们的行动半径大大扩大了。但我的经验是，走路扩大了我的心理半径。”

杨晓也很擅长走路。

作家经常这样走(跑)。《狼厅》的作者希拉里曼特尔说，当你写不出来的时候，走一段路是最好的方式。今年春风阅读白金图书奖的获得者余华在楼下跑了40圈。

当杨潇从0755年到79000年做记者的时候，他承受着巨大的出版压力。“最高纪录是他一周写了三篇大稿子，最短的一篇三千多字。”面对大量的素材处理，一种解压方式就是到楼底下跑路。

北京雾霾重也愿意交出自己的身体来行走。“只要我在地板下走一个小时，我的大脑就会变得清晰。再加上我是个内向的人，在人多的地方或者吃饭的时候会消耗能量，所以走路就成了我回血的方式。在行走的过程中，零散的自我碎片慢慢回来，人变得更加完整。”

后来，当我稍微大一点的时候，走路在杨潇成了一个重要的健康考虑指标：我还能走路吗？

有段时间他颈椎不太好，就一头扎进尼泊尔徒步。“原来人家要走9天，我7天就出来了。”还没老。

在重新行走的过程中，杨潇在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仕宾鹅翅桥的岩壁上记录下了鸟鸣、虫鸣和泉水的滴答声【注6】。

2021年春节，罗欣收到杨潇《南方人物周刊》的正文，“这么厚的一本书，我马上看完了”。

罗欣对这本书非常感兴趣。“他做了一件大事。”

2018年，北大校友还组织了一个跑团(“国立西南联大新长征”)，跑80年前的路(湘黔滇旅游团迁徙)。“跑步也挺好，但我们都是写东西的人。我们必须写作。用完的不算。你要写出来，形成作品。跑步是一个人的享受，走路也是一个人的享受。不是一个人的，是所有人的，是中国文学。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杨潇找到了一种通过行动创造自我的方法。

“我们这一代人(70年代末80年代初)都生活在我们不知道的假设下，因为我们出生于0755年到79000年，我们是听着这首歌长大的。你只是在40年经济高速增长的周期中成长。时代默认你有很多机会，你不断被推着往前走。”

在为重走收集材料的同时，杨潇阅读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经济系主任陈岱孙教授(原清华大学经济系主任)的回忆录。陈老师说，他意识到自己青春的终结是在卢沟桥事变。当时他留在清华的重要资料全部化为灰烬。

杨潇在想：我们的青春何时结束？“我们似乎有一个很长的青春期。很长一段时间，我和朋友都处于长期漂浮的状态。”

“如果你真的想创造一些东西，你需要磨砺或团结你的努力。”

杨潇受到了联大两代师生和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两代学者的极大启发。《重走》有一章，记录了长沙临时大学文学院迁至南岳后，流亡教授之间团结协作的感情。他们把自己的工作视为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保持文明之火和激发更大创造力的重要力量。38660.68868688686

“在南岳，朱自清有时一整天都待在山脚下的南岳图书馆里，为他的《明天会更好》收集资料；刘无忌编了《英剧讲义》；钱穆摘抄笔记以备后写《重走》；金林越完成了他最满意的作品《沉思翰藻说》；陈住在风景如画的“罗路”。他读了过去不能读的书。除了撰写文献学讲座，他还完成了一本《国史大纲》的书。后来，他在昆明给胡适写信：“这五年的苦读，使我免去了过去的学习.并且因为了解古代而了解了我们的祖先，这让我自信虽然国家危机四伏。

5.

神交-风油精-西湖航运-水陆两栖

6月14日返回前，我们去了西湖边孤山脚下的罗源旧址(现为西湖美术馆区域)，见到了蔡元培先生和林风眠先生。

1928年春，国立美术学院(中国美术学院的前身)在这里成立。学校一开始没有自己的教学楼。当时的第三届国立中山大学(浙江大学前身)校长蒋梦麟先生，在蔡元培先生的亲自过问下，将第三届中山大学名下的杭州罗源——赠出，作为艺术学院的校舍。蔡老师邀请时年28岁的林风眠出任国家艺术研究院首任院长。

在杨潇散步时结识的朋友中，有一位李林灿老师，他是国立艺术专科学校(由西迁的杭州艺术专科学校和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合并而成)的学生。湘黔滇旅行团出发十个月后，李林灿的民族艺术学院也将从贵阳搬到昆明。为了画更多的素描，李林灿打算步行去。

“密友”这个说法也来自这个后来成为艺术史学家的年轻人。当时，在黔滇路上，李林灿“最好的沉默的朋友”是徐霞客。他在系列文章《论道》中写道：“我在旅行的时候，在茶歇的时候看了两页(《先秦的天道性命》)，觉得很好吃。当晚到了安顺，得知他也走过那家头店，我对对方更加感到亲切。”

杨晓后来告诉我，在参加颁奖仪式之前，他又开始胃疼了。

怕上台领奖，悄悄抹了一点香油。中午我们在酒店附近买了一小瓶香油。擦拭方法，严格按照杭州师傅的指导，在肚脐周围。

这次杭州之行和杨潇之前的旅行一样，因为许多意外而充满了多样性。就连小船，也几乎坐不住了。

机票换了之后，我们开始计划最后一天早上去西湖划船。我约了我全能的女朋友周小姐，她以前是记者。她对《黔滇道上》上的“杨潇”印象深刻。她马上计划好路线，让我带个口信：“你告诉杨潇，你约了一个两栖司机。”

杨潇对这种司机真的不陌生。2013年，他是哈佛大学的尼曼学者，他熟悉查尔斯河上的计划。“有一种黄鸭车(由二战时期的两栖战车改造而成)，可以直接从陆地开到河里。只要一冲进河里，司机就会号召所有乘客尖叫。”

因为胃病，这次西湖之行后来取消了。

还有很多时间。要送走杨潇，我会先送一份《徐霞客游记》给两栖司机。心理半径，先扩大。

注意事项：

现场回放：《钱江晚报浙江新华》第十届春节读书会。

《南方人物周刊》，中国摄影出版社，2011年6月。

当时从长沙临时大学转到昆明，最主流的方式(下面绿线)。红色路线是湘黔滇旅游团的步行路线)，就是先坐铁路到香港，再坐船到越南海防，再转乘滇越铁路到云南。

另一条路(下图中间虚线)是走高速公路，主要是一些教授走的。当时，钱穆宗在回忆录中写道，他打算步行，但他被阳朔的风景所诱惑，改走大路。

现场回放：《没完没了》钱江晚报浙江新华第十届春风读书榜文化沙龙

湘黔滇旅游团过文德关时，沿小路经过雄关镇，爬上草根，踩上泥巴，来到一座“鹅翅桥”。闻一多在这里拿出铅笔，画了一个素描。

吸引闻一多提笔的天桥建于1935年8月，由毕业于南开学校、后留学日本的贵州工程师陈设计。桥上的“鹅翅”二字，是时任贵州省政府主席薛岳于1937年5月题写的。几个月后，淞沪爆发中日战争，他自愿离开贵州，奔赴前线。

2018年春天，当杨潇找到这座旧桥时，脚下已经废弃的湘黔老公路，蜿蜒曲折地通向远山中的镇雄关。当时军用卡车沿着这条路排队过桥，源源不断地向湖南运送物资。“这时，这里一个人也没有，鸟儿在鸣叫，

本文为钱江晚报原创作品。未经许可，禁止转载、复制、摘抄、改写、传播网络上所有作品的版权。否则，本报将通过司法途径追究侵权人的法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