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车上书的发起人 公车上书发起的原因

汉代以公家车马送应举之人赴京，后因以“公车”为举人入京应试的代称。光绪二十一年(1895)，清政府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失败后，派李鸿章赴 日本签订《马关条约》，激起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四月初八日((5月2日)康有为(1858-1927)联合在京会试的举人一千三百多人于松筠庵召开会 议，联名上书光绪帝，痛陈割地弃民的严重后果。指出抛弃台湾将失全国民心，割地将招亡国大祸，力主拒绝和议，明定对策。提出四项解决办法：(1)下诏鼓天 下之气;(2)迁都定天下之本;(3)练兵强天下之辜;(4)变法成天下之治。

而且，认为前三项是挽救民族危亡的权宜应敌之谋，第四项才是立国自强的根本大计。还提出了富国之法、养民之法和教民之法三项变法建议。又建议裁减冗官，紧缩机构，澄清吏治及改革官制，于每十万户中举一名有才能之“士”为“议郎”，供皇帝咨 询，上驳诏书，下达民词，凡内外兴革大政，皆令开会讨论，全体“议郎”每年更换一次。这次上书冲破了清政府的“士人干政”禁令，提出了资产阶级维新改良的 政治纲领。上书虽然被都察院拒绝，未能上达，但却在全国广泛流传。这次运动标志着资产阶级改良思潮发展为政治维新运动。

就“公车上书”的功能和意义而言，一些学者把其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1)它可以说是中国知识分子第一次现代觉醒。在“公车上书”前二三十年间，中 国也陆续出现过几个维新思想家，但均未能形成社会思潮和产生社会效应。而“公车上书”，虽未上达，却在民间抄誊广泛流传，引起了很大的社会反响。连康有为 本人也深有所感的说：“思开风气，开知识，非合群不可。”合群意识可谓当时知识阶层的新观念，也是知识分子现代觉醒的标志之一。

(2)“公车上书”是维新 派进行维新活动的开端。这一年年底，康有为成进士后，清廷授以工部主事，但未到署，他弃官职与同仁们相约在北京组织“强学会”，并出版了《中外纪闻》，遍 送士大夫贵人，使之“渐知新法之益”。不少大臣如翁同龢、张之洞、刘坤一等均对该报捐款赞助，他们在思想上一度倾向于维新派。 123下一页

(3)它对光绪二十四年(1898)的戊戌变法起到了思想指导作用。康有为在1895年前后，123下一页

另外，中外 议和事关机密，朝臣多未知晓，康有为当时不过是一名应试的举人，何以能够在《马关条约》签订前两天“先知消息”?假如他果真于4月15日最先了解到议和的 内幕，并当即令梁启超发动各省公车上书，为什么直到4月22日才有广东和湖南的举人上书?他本人为什么要迟至十余日后才开始起草上朝廷的万言书?康有为把自己获得消息的时间提前，无非是要抢占发动公车上书的头功。

再次，康有为说，5月2日各省公车“有请除名者”，欲给人造成一种他们已在其所拟万言书上签名的错觉;而未还氏和徐勤都说他们仅仅是要求“取回知 单”，这足以证明各省公车尚未在万言书上签名。事实上，康有为等在签名及人数问题上，有一个明显的造假过程。

起初，未还氏说康有为“草疏万八千余字，集众 千三百余人……文既脱稿，乃在宣武城松筠庵之谏草堂传观、会议”;徐勤说“先生于是集十八省公车千三百人于松筠庵，拟上一公呈”。甚至连康有为自编年谱所 说，“合十八省举人于松筠庵开会，与名者千二百余人”，梁启超《戊戌政变记》所载，“既而合十八省之举人聚议于北京之松筠庵，为大连署以上书，与斯会者凡 千三百余人”，都清楚地说明是开会的人数，而非联名上书的人数。

后来，梁启超在《康南海传》中提及：“甲午败后，又联合公车千余人上书”;在《三十自述》 中曰：“南海先生联公车三千人上书请变法”;在《清代学术概论》中称：“有为当中日战后，纠合青年学生数千人上书言时事，所谓公车上书者是也”。不但人数 直线上升，而且语意也含混不清了，很容易让人想当然地以为这就是联名上书的人数。康有为《汗漫舫诗集》内有“抗章伏网公车多，连名三千毂相摩”句，且附有 文字说明：“东事战败，联十八省举人三千人上书”，始明确地把这三千人都说成了在万言书上签名者。

此外，《公车上书记》附录有一份“公车上书题名”，翦伯赞《戊戌变法书目题解》指出：《公车上书记》“书后附签名者六百零三人，其籍贯包括十六省”; 而“康有为自编年谱作十八省千二百余人，与此书所载不同”。各省公车既未在万言书上签字，这份名单只可能来自松筠庵会议的“知单”或签到簿，反映的只是参 加会议的人数。鉴于曾有部分举人“取回知单”，而现存的名单中又确实没有山东、浙江、河南、江西、台湾、奉天、黑龙江、新疆、蒙古等省区的举人在内，参加 松筠庵会议者总123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