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密史：为何抗战陪都是重庆而不是西安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南京距离上海不到300公里，当时的国民政府情急之下移驻河南洛阳办公。3月初，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讨论通过了“以西安为陪都，定名西京；以洛阳为行都”的重要决议。实际上西北地区贫穷匮乏，地方势力强大，加上紧邻晋绥，国防地理毫无优势可言。

参谋次长杨杰撰写《关于国防中心问题的意见书》，论述战前可供国防中心区选择的南京、武汉、成都、洛阳、西安等五处地方。最不被看好的是南京，安全条件最差。武汉位于华中腹地，近代化程度也不低，不过日军海空力量强大，易于溯江而上。经过一番论证后，谋国之士一般倾向成都、西安，前者的缺点是尚无铁路，有待开发，但四川周围崇山峻岭环绕，不失为“绝对的最后的守备地带”。

桂系军阀李宗仁

同时利用海道运输的便利向长江、珠江流域西进夹击，与其南下的主力相呼应，使西南各省军队不能调至长江流域作战，即可轻松占领淞沪、南京、武汉、长沙等战略要地。然后就能越秦岭占成都，穿三峡占重庆，经广西入贵阳，攻占中国各重要城市。

11月20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一行抵达汉口，随即正式向世界各国发表《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