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尔干半岛，以“欧洲火药桶”著称。这里列强染指，战火频仍。

战争、饥荒、瘟疫，贯穿了巴尔干半岛的历史。

保加利亚，便位于巴尔干半岛的东南部。对于大多数国人来说，保加利亚，只是一个蒙着神秘面纱的地理称谓罢了。

作为欧盟28个成员国之一，保加利亚十足是个欧盟吊车尾，人均GDP和国家发展指数，均是欧盟垫底，甚至连人口出生率，也排行倒数。

在东欧剧变之前，保加利亚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在1988年的人口为900万，而如今，拥抱西方30年的保加利亚，人口却减少到700万，并还以每年5万持续减少，欧盟的人口学家预测：

到21世纪中叶，保加利亚的人口将萎缩到510万，而到21世纪末将萎缩到340万。

而戏谑的是，保加利亚这一弹丸小国，却是欧洲的子宫。保加利亚女孩外嫁成风，德国、英国、西班牙充斥着保加利亚新娘，2015年德国每10个新生婴儿中就有1个是由保加利亚妇女生育的。

保加利亚如何沦为“出口”子宫的国家？没有战争、没有饥荒、没有瘟疫，为何保加利亚女孩却外嫁成风？

保加利亚学者认为，人口锐减的原因在于 “转轨过程中的罪恶”。

而这“罪恶”由3个方面构成：

欧盟一体的副作用、市场经济的畸形症、自由主义的心病。

第一，“出口”子宫的国家——欧盟一体的副作用

欧盟一体，抽去了欧洲各国间的挡板，也打开了人口移动的阀门。

自加入欧盟以来，保加利亚便迎来了优质人口的流失浪潮。

欧盟内，财富的马太效应凸显——穷者越穷，富者越富。财富的杠杆撬动的，便是人口掠夺——富国在掠夺穷国的优质人口。

30年间，保加利亚流失150万人口，其中约100万是受过高等和中等教育的精英。

2015年，仅1年，人口700万的保加利亚，便有29450移民海外。

而有着“美女之国”名誉的保加利亚，又有着天然的移民优势——外貌资源优势。

按照性别、年龄来细究，30年间，育龄女性生育能力的妇女，因移居国外和死亡减少了约100万人。

这个数字触目惊心！这意味着保加利亚减少了近三分之一的保加利亚女人。但这并不是最终恶果：按照学界预测，2080年，保加利亚妇女将再减少100万。

从个体而言，在贫穷的祖国与富裕的外国之间，选择哪一个？

对于缺乏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的保加利亚人来说，答案一目了然。

第二，养不起孩子的人民——市场经济的畸形症。

保加利亚的人口问题中，有一项颇让人意外的指标：死亡率。

保加利亚的死亡率排欧洲第一位，甚至高于战乱中的叙利亚和阿富汗。而背后原因，便是经济疲弱导致的生存困境。

保加利亚的市场经济转轨是惨烈的失败。急促的经济转型、激进的结构改革、过度开放的对外经济政策，让市场经济，成了发达国家资本掠夺保加利亚的途径。

保加利亚农业遭到灾难性破坏，经济几近崩溃。市场经济的畸形症，也击溃了社会秩序。

如保加利亚著名经济学家安格尔·伊万诺夫所说:

“我国的人口危机与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激进的社会经济重组、经济危机、失业和大规模贫困是相伴而生的。”

2016年8月底，保加利亚外债达到340．69亿欧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76.3%。2014年平均工资仅仅是欧盟平均工资收入的1/5。

贫困之下，生存尚且艰难，又如何生儿育女？

欧盟抛出橄榄枝时所许诺的：35—50年内将赶上甚至超过欧盟老成员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生活水平，如今，已彻底成了泡影。

第三，视生育为负担的民族——自由主义的心病

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之下，保加利亚年轻人只同居、不结婚，70%的“家庭”只是同居关系。与结婚率骤降相应的，是离婚率的飙升——2010年，保加利亚2.4万对新人结婚，却有1．1万起离婚案件。

“自由主义，在肢解我们的价值观、在摧毁我们的家庭价值。”

保加利亚知识分子的奋力疾呼，直指人口问题的意识形态症结，但声量，却被政府狠狠压制下去。

保加利亚政府对社会主义时期的一切，弃如敝履:凡是1989年之前得到赞扬和肯定的，一律予以否定。

哪怕是行之有效的人口政策，也一概被推翻。

2008年政府关闭了部长会议下属的“种族和人口问题”管理局，2011年又停止了就业与社会保障部管辖的“人口政策司”，过去优惠的产假和刺激生育政策也被取消。

人口问题看起来是一个社会问题，实质上是民族精神问题。

保加利亚人口问题逐渐演化为民族精神的灾难——当一个民族以移民国外为最高追求，将个体享受凌驾在民族利益上，把意识形态之辩置于人民生活之上，那么，这个民族便面临着消失的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