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华东基地 王伟 中国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王镇

今年是仰韶文化发现和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一百周年。一百多年来，几代古考官不懈努力，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展示了世界文明的起源、发展、辉煌成就和巨大贡献，为更好地了解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发挥了重要作用。记者近日采访了我国著名考古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院士、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星灿。

记者：今年是仰韶文化发现和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一百周年。如何看待这次长达一个世纪的旅程？

陈星灿：我们纪念仰韶文化发现一百周年，是因为仰韶文化的发现和研究过程，反映了中国现代考古学百年来的历程，揭示了中华文明的发展脉络和辉煌成就。

中国考古学在百年的发展历程中，大体上对不同时代有一些整体性的认识：中国旧石器文化自成体系，不断独立发展，人类的进化链条基本是一个接一个的；中国从8000年前就初步形成了“南稻北粟”的农业经济格局。中华文明有五千多年的连续历史；以夏商为中心的中原与周边地区的政治文化关系，深刻证明了中国文化自古以来的“多元一体”。以湖北黄陂盘龙城、四川广汉三星堆为代表的发现都是重要证据；秦汉以后的宏大历史进程体现在制度建设、对边境地区的有效管辖以及与周边国家的和平交往。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巩固发展的内在逻辑也在考古学家的工作中得到了有力的印证。

记者：说起考古，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考古学家挖掘文物“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画面。其实考古学家的工作场景是怎样的？

陈星灿：现代考古工作中，既有公众想象中的室外工作，也有大量的室内工作。野外工作主要包括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以及测绘、取样和现场保护任务。虽然现在工作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只有少数考古项目才有可能实现像三星堆遗址那样的整个实验舱的发掘。考古工作者的野外工作还是很辛苦的，难免要在风雨中露宿。

记者：现代科技手段在考古工作中的应用怎么样？给考古工作带来了哪些变化？

陈星灿：随着考古的发展，发掘队越来越多地与各种自然科学家合作，协调他们随时前往发掘现场，协助考古学家提取和鉴定各种特殊信息。目前考古工作中常见的科技检测分析有动物骨骼鉴定、植物遗迹提取鉴定、人骨病理鉴定、古DNA信息提取、古环境样本提取分析、冶金遗迹检测分析等。这个过程就是考古学家的工作从野外延伸到室内和实验室的过程。这个过程结束后，就可以进入分析研究阶段了。

考古学从诞生开始就离不开各种技术手段。从最初使用先进的录像手段，到用物理、化学方法分析出土文物，考古工作中使用了科技手段。以分子生物学为例。目前，我们利用分子生物技术分析动物的毛色，讨论牲畜的选择和饲养方法，甚至调查古代信仰活动中特殊祭祀用品的选择。探索墓地人群的社会形态，探索家族血缘关系，婚姻组织形式等。ar

陈星灿：英国考古学家格林丹尼尔(glyn daniel)曾经说过，人与生俱来的四种不可避免的好奇心驱使着人们去研究古代。这些好奇其实是对过去世界的好奇和探索。从这个角度来说，考古学满足了人类对过去的好奇心，用真实的物质文化遗存尽可能还原没有文字的历史，展现社会的物质文化形态。这类作品与纪实记录相比，展现的是大众看得见、摸得着、看得懂的古代社会。考古在这个修复古代社会的工作中有着天然的优势，是与古代社会的直接接触和对话。这可能是考古学的魅力之一。

记者：您认为未来考古工作应该重点在哪里？

陈星灿：经过100年的发展，中国在考古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新时期，中国考古学站在了一个新的起点上。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进一步做好考古和历史研究工作，加强考古学科建设，从当代中国的伟大变革中寻找新的视角，构建新的理论；深化多学科融合发展，引导打破学科壁垒，使考古研究发挥更大的价值和作用；加强文明互鉴交流和比较研究，有序开展境外考古发掘和研究，推动中国由考古大国向考古强国转变，提升中国考古的国际影响力。努力建设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使中国考古学在下个世纪再上一个台阶，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个人认为还是要坚守领域一线，努力进行多学科的交流结合，获取更详细的资料进行研究。

记者：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考古队伍。你对这些年轻一代有什么话要说？

陈星灿：我的老师张广智先生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要是有个青年考古工作者来问道》。我想我的回答和张老师是一样的。同时我想说，社会在进步，科技在发展，生活条件和物质条件也在改善。生逢其时。在这样一个时代，加入考古文物事业会有光明的前景。

陈星灿个人简介陈星灿，男，汉族。1964年出生于河南省长葛县，1985年毕业于中山大学人类学系考古专业。1991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系，获博士学位。同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历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现任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专任教授。我一直在原社会考古研究室工作，参加过江苏吴县五峰山、深圳仙头岭、河南汝州离娄、灵宝北洋萍萍遗址的发掘工作。目前主持或共同主持了中澳罗易下游聚落考古和河南灵宝朱鼎元聚落考古两个学术项目。他撰写了近百篇发掘报告、论文、译著和专著。研究领域主要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中国史前考古学史、中国史前社会生活史。

中华文明起源的多元一体王维很喜欢“汇聚”和“辐射”这两个动词。他认为这是中华文明形成的重要模式。新石器时代龙山时期，来自全国各地的文化因素主要向中原汇聚，来自全国各地的影响从山西陶寺文化可见一斑。在二里头文化中，情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表现为中原文化对周边地区的强烈辐射。二里头文化风格的牙张在香港和越南均有出土，二里头文化风格的陶酒器在内蒙古东南部赤峰地区的大甸子墓地也有出土。在文明早期就出现了这样的交汇通道，可见当时文化的生命力有多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陈星灿说，关于中华文明的起源，从最初的“西方”到“东西对立”，一直有四种观点，“中原中心论”在上世纪50年代成为主流。2010年以来，更多的人认可了“多元一体论”。也就是说，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一直认为黄河是中华文明的唯一摇篮，但满天星的观念宣告了这种观念的终结，中华文明的起源呈现出多元化、地域性、不平衡性的发展趋势。在探索文明起源的过程中，不断发现东湖、山戎、北地、羌、西戎、巴、蜀等部落的文化遗存，极大地丰富了对中国早期文化多样性的认识，为探索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国家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宝贵的资料。王维说，文明的起源不是重现当年的辉煌，而是发现细节。要关注几大区域的文化是如何、为什么汇聚成中原文明的，中原文明是如何辐射到其他地区的，以中原为核心的中华文明格局是如何形成的。靠自己的努力显然很难回答这些问题。考古发掘可能会建立一个框架，但多学科的参与，尤其是科学考古，可以填补细节，丰富文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