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景超 许 重建古史 发现二里头

许，重建古史，发现二里头。

一位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的遗产

在考古方面，许开创了与夏起源的研究。正是他发现了二里头，使夏文化研究有了现在的局面。在古史研究领域，后人很难超越他。虽然他的代表作《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已经出版了近一个世纪，但仍然没有过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星灿。

许(1888.12.10-1976.1.4)(资料来源：徐红、主编，《二里头考古六十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

不一样的中外联合科考

1927年5月，由27名中外成员组成的“中瑞西北科学考察队”从北平西直门站出发前往内蒙古。

他们到达包头后，买了300多头骆驼，雇了侍从、厨师、采集员和赶骆驼的人，正式出发，成为“科学考察中前所未见的一支队伍”，开始了内蒙古、甘肃、宁夏、新疆、青海的多学科考察。

西北科学考察组在北平西直门站拍摄的照片，包括许、袁复礼、黄文碧、詹、刘延怀、马、崔鹤峰等。(资料来源：许，《徐旭生西游日记》，宁夏人民出版社，2010)

中方以时任北京大学教务长的许(1888-1976)先生为团长，外方以瑞典地理学家(1865-1952)博士为团长。这次探险是由斯文赫定汉莎航空公司委托的。公司想开通一条经中亚到中国的航线，于是请何定博士做航空气象勘探。他带来了一支由瑞典人、德国人和丹麦人组成的探险队。经过与中国学术团体联合会的多次协商，他最终达成一致：共同组织一支西北科学考察队，并负责这次考察的费用。

求学路上(右一为许老师)。图片来源：由李玟教授提供。

作为中方团长，许用日记的形式详细记录了代表团前20个月的工作情况。在此期间，他们经历了许多困难。有些来自恶劣的天气、环境等自然条件，有些来自意想不到的人为因素，有时还有当地动荡和紧张局势造成的阻碍。

“我们在额济纳河的时候，不到四十天就可以到哈密，所以只带了四十五天的粮食，下来就是六十二天！而且走了四十八天不见一个人！你还得在暴风雪中前进！几乎可以说是陷入了‘粮尽粮绝’的窘境！幸运的是，只有骆驼丢失了：至于饥饿的人们，他们一只也没有丢失，这并不是什么大不幸。”许徐升记录了这一点。

在内蒙古的沙漠里，一些拉骆驼的人在绝望中迷失了方向：一只骆驼丢了，所有人都出去寻找，很快就找到了，但一个汉族拉骆驼的人再也没有回来。早上大家到处找人，到午饭的时候都没找到。他们都很匆忙。后来一个团员和一个蒙古人跟着脚步，走了十几二十里路，终于找到了他。“这个人转了一夜，呼号没反应，哭不出来。当他发现的时候，他已经在等死了。”

20世纪20年代，军阀独立。内地人到了新疆也会被当地军阀怀疑。许曾回忆说：路上盛传外国组成兵团，带着各种最新式的利器来新疆打仗。因为徐老师有“上校”的称呼，新疆军区以为他是军区的上校。结果掌管新疆多年的杨增新将军怀疑这个代表团是冯玉祥将军派来扰乱秩序的，于是调兵遣将，设置重重障碍。直到1928年1月，全团到达哈密，“看到新人不过是些风尘仆仆的书呆子”时，他们的疑虑才减少，随后杨将军在工作上给了他们方便。

代表团在新疆与杨增新合影(图片来源：李玟教授提供)

类似的困难和烦恼还有很多，但许一直很乐观。面对荒凉的沙漠，他曾感慨地说：“这种情况，虽然不一定想经常经历，但也一定不能一辈子经历一次；真正咀嚼苦味也有自己特殊的味道。"

这种乐观也来源于他对如何学习的坚定态度：“多少年前，人们想获取知识，却只是在旧纸堆里走了弯路，怎么可能做到！”“哪里不是在大自然中学习？但不是给那些努力学习过的人的！”去大自然中学习后来成了许选择人生道路的方向。

西北科学考察于1935年结束，历时8年。这是一次富有成果和意义的会议。考古方面，代表团发现了数十处史前文化遗址，收集了数千件文物，包括大量细石器、石器、陶器和陶器碎片。共发现居延汉简(又称额济纳汉简)1万余枚。此外，调查在地质、地理、气象、民俗、地方志等方面都取得了良好的成果。经过这次调查，许受鲁迅邀请出版了一本书《徐旭生西游日记》。

与过去外国探险家将大量中国文物运出中国不同，这次代表团获得的文物大部分留在了中国。“当时中国积贫积弱，这次考察树立了中外平等合作的典范。”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星灿总结道，“这项调查也打破了过去外国人对中国学者的刻板印象，认为中国人只能坐在安乐椅上，不能做实地工作。”

陈星灿认为，这次考察已经过去了近百年，现在看来也为中国培养了一批人才。如地质学家袁复礼、丁道恒，考古学家黄文璧，中国地磁奠基人陈宗器，气象学家李贤智等。他们不仅在这次访问中获得了经验，他们中的一些人还在外国的帮助下去了欧洲学习，然后他们成为了中国各个领域的栋梁。

加州大学洛杉机分校考古学家李玟教授说：“徐擅长组织和实施历史悠久、地域广阔、历史跨度长的考古项目。他大无畏的工作态度和极强的组织能力，使他在七十多岁的时候还能去传说中的夏遗址进行开拓性的考古调查。”

许也给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何丁对他的评价很高：“他的修养达到了他国内文明的最高点，一般达到了他祖国的历史、文学、哲学。此外，他对西方生活和思想的理解不仅仅是肤浅的。”

一个想改造社会的学者。

徐旭能得到这样的评价，是他丰富阅历的体现。许，字秉卿，1888年12月10日出生于河南唐河县的一个书香世家。他的父亲是一位前英俊的天才。许受的是国学教育。他四岁时就识字了。六岁开始读四书，五经，历史著作《通鉴纲目》。18岁时，许赴北京于求学，并考入北京师范大学翻译学院学习法语和现代科学。

25岁时，许公费留学法国，在巴黎大学学习哲学。他广泛接触了西方哲学、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方面的知识和研究方法，并师从20世纪伟大的社会学家艾米尔涂尔干(mile Durkheim)等法国学者。1921年，33岁的许被聘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讲授西方哲学史。在此期间，他还翻译了法国哲学家阿尔弗雷德韦伯的《欧洲哲学史》。教授说：“在这本书的序言中，许特别强调了在翻译中保留希腊文和拉丁文原文和书目对于历史和哲学研究的重要性。从这里开始，在许的学术生涯中，哲学与历史有过无数次的交集。这些交集赋予了他的历史思维非凡的广度和深刻的思想内容。”

1925年，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部合影。前排是许留下的。(左起：叶、沈、林语堂、许、陈垣、钱道孙、李宣伯、袁复礼、朱家骅、沈建世、常惠、张丰菊、郑天挺、胡适。图片来源：李玟教授提供)

许不仅是一位融汇中西的学者，也是一位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信念的社会活动家。他与留法好友李宗东共同创办《猛进》杂志，在思想文化领域与鲁迅并肩战斗。陈星灿说：“许不是学习型学者，他是社会的实践者和积极参与者。他关心时政，关心国家和人民。他想改造社会。”

20世纪20年代，许发表批评时政的政治文章，还积极参加反帝反军阀的示威游行和集会。1925年，为了保护游行的学生，许被段政府的武警打昏。也是在“三一八”惨案的第二年，同情和支持学生。

1926年秋，许出任北京大学教务长。在1927年开始的西北科学考察中，许亲自参加了20个月的考察，1929年回到北平，并于年底出任北平大学女子师范学院院长。1931年，学校并入国立北平师范大学。两校合并前后，许分管两校，并担任校长。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国立北平师范大学。但没过多久，因为教育部拖欠经费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许对教育部彻底失望和愤怒，尽管他对中国的教育有着深刻的理解和长远的规划。

:30年代徐老师(来源：教授提供)

1932年，许受留法归来的李世曾之邀，出任北平研究院(1937年改为研究所)历史研究所编辑，后任研究员、考古队队长、主任。当时中国有两个重要的考古体系。一个是以许为首的北京研究院历史研究所考古组，另一个是以、梁思永为代表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后者在20世纪20、30年代进行的安阳殷墟发掘，奠定了商代考古学的基础，使商代史变成了一部信仰史。而徐则以其深厚的历史知识、丰富的学识和“师法自然”的敏锐眼光，从陕西斗鸡台的发掘开始，拉开了周秦考古的帷幕。

开始秦州考古

1934年，北平研究院和陕西省政府共同组成“陕西考古学会”，在陕西进行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并任命许为工作主任，主持发掘工作。许之所以去发掘周秦时期的古都遗迹，是因为“汉唐时期比较近，所以留下的书籍比较多，我们对当时的文化还是比较了解的。至于周秦初期的文化，则极其暧昧。”而且古人流传下来的周秦时期的资料，虽然不全是虚构的，但也不完全可靠，需要地上地下的遗物和遗物来证明。再加上担心发掘带来的损失，所以“对周秦民族早期文化的探讨是当今学术界的当务之急。”

从1934年2月到1937年七七事变，许大部分时间都在陕西进行考古调查。他和他的同事们在条件艰苦的农村地区完成了一次大规模的调查，“尽管风雨交加，仍然住在一个废弃的寺庙里，忍受着交通工具的缺乏和蚊子，跳蚤，鸟粪等恶劣自然环境的侵扰。”

陕西宝鸡“古大垭口”，右二为许徐升(

后人对这次考古发掘的详细了解，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许记下——本日记的一个习惯。许几十年来一直记着日记，包括他主持发掘斗鸡台时的日记。在日记中，他不仅记录了每天的所见所闻和个人感受，还详细记录了考古遗址的发掘情况，如发掘进度、开坑扩坑、遗物的发现和清理、地层堆积、工作方法等。也总结了发掘中的失误。

这次发掘取得了突出的成绩。许和他的同事们“跋涉于关中地区渭河南北数百里的狭长地带，先后在陕西发现文物近千件，清理发掘古遗址、古墓葬数百座，获得文物数千件。同时，对关中地区的大量古遗址、古建筑，以及散落各地的1000多块重要石碑、铜铁古钟、戏曲、民俗、方言等进行了调查、测量、绘图、记录、锤打、展开。先后对Xi安东岳庙、宝鸡东岳庙、大王村庙等多处古建筑进行了修缮和维护。颁布和发布了一系列关于文物保护的指示和函件。"

陕西宝鸡斗鸡台遗址连续三次考古发掘，是徐领导的全国最大规模的考古发掘项目。他们发现了从新石器时代到汉唐时期的遗迹和遗物，包括周秦时期的墓葬、车马坑、鼎、戈、矛、青铜盔甲和涛哥。

“由许在陕西主持的发掘工作，开了研究周秦文化起源的先河。虽然发掘开始得比殷墟晚，但他们一下子就找到了眉心。”陈星灿说：“许先生虽非考古出身，却有西北科学考察的经历和深厚的历史知识。通过对古代文献的辨析，他认为陕西宝鸡地区是周秦民族的发源地。在考古领域，他的嗅觉极其敏锐。”

许的历史功底有多深？伟大的历史学家钱穆老师(1895-1990)曾经记录了一件往事。抗日战争时期，许和钱穆参加了教育部举办的历史教学研讨会。会后他们见面讨论了钱穆写的《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在接下来的一周里，他们经常在一起讨论。有一天，许突然背诵了《国史大纲》的一段话，朗朗上口，有100多个单词。钱穆惊呆了。“过来，你没带书。怎么能借出来背得像本书一样？”许胜笑着说：“这是我出国留学前童年时读到的，现在回想起来。”钱穆不禁感慨：“许胜比余年长，早年留学。是的，我不能不佩服它。岳，我看你几十年前读的东西都背不出来。在今天，一个大学生能不能看得懂，看得懂这样的书，已经是天壤之别了。那也难怪我们俩这次讨论，成了千载难逢的缘分。”

《读通鉴论》是明末清初伟大思想家王夫之的一部历史论著。另外，王夫之与法国学者朗格诺娃和塞尔诺波斯合著的《读通鉴论》和《宋论》(译作《史业导言》)，据徐旭自己总结，是在史学方法和思想上对他影响最大的三本书。

教授认为，古典史学、宋明理学、心性论、明末清初儒家民本思想以及留法接受的哲学、历史学、社会学等方面的训练，构成了许的主要思想来源。

正是在这个时候，许才能够兼顾中西史学思想，连接中国传统与现代，这就赋予了许一个更为重要的使命，即重建——年中国古代史。

代表作品《历史研究导论》

抗战爆发一年后，许随南移的北平研究院来到昆明。第二年春天，他搬到昆明附近的黑龙潭，开始研究中国传说时代的古代史。

关于这项庞大工程的起因，许曾解释说，20世纪20年代，中国历史学家受西方科学影响，想重新评价古代史料。同时，古疑派创始人顾颉刚提出了“中国古代史是分层造成的”的理论，推翻了“三皇五帝”在中国古代史中的地位，引起了学术界的大讨论。虽然当时许对这些话题很感兴趣，也想参与讨论，但由于没有时间系统地收集资料，他也只能关注一下。1939年春，在昆明黑龙潭“远离尘嚣”的环境中，许开始整理“中国古代的传奇材料”

在三年的系统写作中，他收集和整理了大量的史书和各个朝代的相关典籍。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把古籍中所包含的关于夏商两代及两代以前的材料完整地提取出来进行比较。”同时，他创造性地将这些浩如烟海的史料按照可靠性和价值分为三个层次。

经过这样全面、系统、科学的整理，徐于1941年完成了《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一书，并于1943年出版。在本书中，许重建了盘庚迁殷之前中国传说时代史(或称中国古代史)的基本框架。他把中国古代部落分为华夏、东夷、苗蛮三个集团。并详细阐述了这些群体的分布区域和人口数量。“三个民族不断接触，从开始的互相争斗，到后来的和平相处，他们的血统和文化逐渐融合，最后同化，形成了一种融合的、高度的民族文化，——中华文化。”

从左到右分别有《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 1943年1960年1985年2003年(图片来源：http://taiwanebook.ncl.edu.tw/zh-tw/book/ncl-9910000.

然而，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只有一个民族。虽然在大一统时代，汉族的历史是中心的，但中国历史之初是这样吗？民族从来都是一元的，地区从来都是统一的？许认为的是：“在我们有记载的历史之初，它和其他民族的历史是相似的，也就是说，它是复杂的、合成的，而不是单一的。”许由此构建了一个多民族、多文化的史前时代。

正是在此基础上，30多年后，许的学生兼同事苏(1909-1997)提出了著名的植物区系类型理论。该理论将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分为六大植物群。这一理论已成为构建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理论。

“植物区系类型理论最本质的特征是，在中国史前时期，民族不是单一的，地区不是统一的，而是分成几个大系统。”陈星灿说，“苏的理论显然是受许的影响。但是，前者是从考古学的角度，后者是从纪录片的角度。”

因此，无论从历史还是考古的角度来看，《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都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李玟说：“这本书是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第一部系统研究古代传说的重要著作。许认为历史是“连续的”，是不断的，而不是断裂的。这部作品提供了中国史前时代和历史时代的接口。”

陈星灿说：“许在传奇时代的古史研究中独树一帜，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正是在对史料进行严格分析的基础上，他对中国古代史体系的重建才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今天，《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仍然是中国古代史研究中无法回避的经典。”

不仅如此，许的国学功底深厚，而且特别注重史料的原创性和劣根性，这使得他在这一领域的成就至今难以被超越。陈星灿说：“许徐升可以把从周朝到中世纪所有关于三皇五帝的书都拿出来，对比整理一下，再决定哪些材料可以用，哪些不可以用。现在很少有人会这样的功夫了。怎么做都会被拉长。”

法显二里头

1949年，许担任北平研究院代理副院长。1950年，北平研究院历史研究所并入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徐旭成为该所研究员，与梁思永、夏鼐等考古学家成为同事。在五十年代，他的一大愿望就是找到夏季市场。

1957年5月，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人合影。左起：苏、许、黄文碧、夏乃、徐道陵、陈。(图片来源：《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第一卷，中华书局，2021年)

他从史料中选取了不到30条关于夏氏族或部落都城的有价值的信息。经过比较，他认为应特别注意两个地区：一是豫中洛阳盆地及其附近，特别是古(颍河)上游、登封、蔚县(今禹州)；第二个是山西省西南部。

1959年4月，许根据历史文献记载，率队对河南登封、蔚县、珙县、偃师等地进行调查，发现了、石羊关、古水河、阎寨、二里头等重要遗址。前两个遗址在登封，第三、四个遗址在蔚县，二里头在洛阳盆地东部的偃师。

洛阳盆地及附近遗址位置图。二里头遗址位于洛阳盆地的罗易河之间。(来源：李玟教授提供)

许在1959年5月16日的日记中也记录了二里头遗址的发现。他写道：过了洛河以南，渐渐看到了陶片。在二里头村的南面，有一个未完工的池塘。之前县里下令让人挖了一个池塘，因为挖掘时看到了很多陶器碎片，所以下令禁止进一步挖掘，以保护遗址。而且，据村民说，这个遗址很大，南北约三里，东西更宽。之后，天色渐晚，大雨将至，许等人便在村中避雨。回来的路上，许记录道：“过了新寨，道路极其艰难。泥巴粘在鞋上，我拔不出来，就脱了鞋，光着脚走。只有五六里路，可是天又黑，泥又大又滑，感觉无限远！”那一年，许71岁。

当年秋天，二里头的田野考古工作正式展开。此后，考古人员继续沿着徐开辟的道路进行探索，二里头逐渐显露出大都市的雄伟面貌。60年来，考古工作者发掘总面积达4万多平方米，发现了大面积的宫殿建筑、宫城城墙、道路遗迹，以及青铜冶炼作坊、绿松石制造作坊、宗教建筑遗迹、大大小小的墓葬和大量的陶器、石器、骨骼、蚌类、铜器、玉器、漆器等遗物。

“作为中华文明和早期国家形成时期的大型杜毅遗迹，二里头遗址的重要学术地位已经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认可。同时，二里头遗址位于古代文献记载的夏朝中心地区，二里头文化的时代大体在夏朝范围内。因此，二里头遗址自然成为探索夏文化与夏商分界的关键遗址。”

陈星灿认为，“对夏文化的考古研究始于徐旭发现二里头。今天，考古工作者继续沿着许开创的道路探索：发掘二里头、瓦店、东峡峰，仍将豫西、晋南作为夏文化研究的重点地区。”

天下君子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许遭到严重迫害。有一次他站在桌子堆的椅子上，被扇了一巴掌。当时，他78岁。他还因为不同意造反派把考古所领导列为“走资派”而受到批评。他在日记中写道，他们“把我拖进医院，戴上高帽，竖起牌子，强迫我低头。”我永远不会低头。我被打了好几拳。”许徐升仍是硬气在骨子里。就像1925年他为了保护学生打掉了两颗门牙一样。那两颗门牙，他一直陪着。

起初，他头脑清醒，但充满忧虑。1969年，他患上了老年痴呆症(俗称老年痴呆症)。他分不清自己的孩子和自己的，只知道“他(她)是我的孩子”。当一个小孙女拿着报纸指着孔子的名字说：“孔老二是坏蛋”时，许顿时勃然大怒，拍着桌子喊道：“胡说八道！”

1976年1月4日，许逝世，享年88岁。两颗门牙放入尸体口中，一起火化。

早在1929年11月，中央研究院历史与语言研究所所长就评价许的《穿越沙漠考古》是当代的，将来对中国古代史的发展有重大贡献。近百年后，许的《徐旭生文集》再版，学者们继续阅读、研究和讨论这本书，呼应了的先见之明。

陈星灿说：“在考古方面，仅许一人就开创了与夏起源研究两个领域。在古史研究领域，后人很难超越他。他的代表作《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虽然已经出版了近一个世纪，但仍然没有过时。”

关于徐旭的出生，李玟说：“傅斯年评价他是‘世界上的绅士’。”

陈星灿说：“如果我们有幸和他同时是考古所的同事，我相信我们会成为朋友。”

徐老师已经走了半个多世纪了。他不仅是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还有更丰富的方面。

早年在许多大学和机构讲学，讲中西文化异同，讲中华民族起源，讲学术独立，讲世界大同，讲大禹治水。

1947年当选为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长候选人。

抗战时期，他一边写古代史，一边为抗日战争担忧，更为张自忠将军的殉难“忍不住落泪”。

他爱骑自行车，爱坐公交车，愿意用脚丈量地球。

晚年，他经常为年轻同事校对翻译。

他在1910年的日记中写了这样一句话：“当世界灭亡时，一个人虽然廉价，却没有责任。”

二里头遗址是否证明了夏朝有破旧的桌椅和浑浊的空气存在，你面对厚厚的书卷开始阅读？

在中国传统的历史观中，夏、商、周这三个先秦时代，是自古以来坚定不移的观点，更是儒家作为古典治道的经典案例。

然而，自现代考古学兴起以来，关于夏朝是否真实存在的疑问越来越多。因为殷墟、甲骨文等考古证据，商朝被认为是真的。但对于夏朝，没有相关的考古证据可以考证。

1959年，考古学家许率队对河南中西部和陕西南部的“夏遗址”进行了调查。这次调查发现了许多二里头文化遗址。详见下图。

二里头文化遗址分布图来自维基百科。

从上图可以看出，二里头文化集中在山西南部和河南中西部两个地方，以黄河为分界线。陕西南部属于东夏风类型，河南、中国和西部属于二里头类型。

二里头文化可分为四期：第一、二期约为公元前2080-1590年，当时还没有青铜时期，即夏朝；第二、三期约为公元前1590-1300年，即商汤商代早期，有青铜器出土。

晋南二里头文化遗址应该是殷墟甲骨文记载地球的地方，也就是传统的夏遗址；河南省中西部二里头文化遗址应是史书记载“唐”、“夏”的地方。所谓“制汤灭夏”，实际上是打败了河南中西部的夏文化部落，而山西南部的夏文化部落并没有被打败。只是在商朝中期被商人们打败，最后被傅浩的军队打败，在当地建立了新的国家。

二里头文化遗址出土的兵器以木、石、骨兵器为主，少量青铜兵器直到第三期才出现。我

偃师二里头遗址是二里头文化中规模最大的遗址，已确认有一号和二号两座宫殿，一号宫殿略呈方形，东北缺一角，东西总宽96.2米，南北总长107米，总面积9585平方米。2号宫殿东西宽58米，南北长72.8米。这两座宫殿都被墙围着。下图是修复后的一号宫殿。

二里头一号宫殿复原图

偃师二里头遗址虽然有宫殿，但距离偃师商城只有6公里，而偃师商城的修建始于二里头文化的第四期，所以偃师二里头遗址的宫城很可能是在第三期之后，也就是商代早期修建的。

那么二里头文化遗址是夏朝存在的证据吗？从字面上看，二里头文化只有24个陶符，不能说是文字，更不能说是夏朝文字，因为只有这24个陶符不能组合成文字。

从出土的青铜器来看，二里头文化一期和二期都没有出土青铜器，三期才开始出现青铜器，二里头文化遗址只出土了100多件青铜器。只能说明二里头文化中晚期开始出现青铜器，那已经是商代早期了，并不能证明夏朝的存在。

与二里头文化同时期的阿尔泰山马赛土尔扈特傩文化(公元前2200——1800年)中已出土一把青铜剑。马赛土尔扈特文化掌握青铜器的时间早于二里头文化(公元前1590年后二里头文化出现青铜器)，足以说明青铜冶炼技术是从西亚传入的。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一文中，林梅村给出了青铜冶铸技术向中原传播的路线图：马赛土尔扈特傩文化——年南下西域——年，东至祁连山——年，进入中原。路线图如下所示。

马赛-土尔扈特诺青铜器和卡拉苏克青铜器的分布范围和传播路线。

综上所述，从二里头文化遗址的分布来看(黄河分为陕南和豫中西部)，二里头文化没有文字(只有24个陶器符号)，二里头早中期没有青铜器，二里头虽然有宫殿，但很有可能是商代早期建造的，商代的青铜冶炼技术很可能来自马赛土尔滨傩文化，所以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在公元前2070——1600年时期，

二里头文化并不能证明夏朝的存在。二里头文化属于夏文化的第一期和第二期。第三、四阶段，商汤打败夏杰，征服河南中西部的夏文化部落，建立商朝，即商朝早期。

两件绿松石镶嵌青铜兽面匾额[注1](1981年、1984年河南偃师二里头出土)

二里头文化的一期和二期是存在于夏朝的公元前207033541600年时期。这一时期的二里头文化以木、石、骨制成的武器为主，仅有24个陶器符号，无法孕育出像商国那样强大的政权来征服周边部落。

所以夏朝的本质是夏文化部落的部落联盟，而不是封建王朝。夏不是自称夏人，而是周人自称夏人。华夏是周人对夏人的继承和认同。

砰！大门关上了！毫无生气的温暖又回来了。酒店的门上写着：“别忘了关注三观历史！”

中国五千年文明史考古：二里头文化是最早的“中国”，什么是“中华文明”？中国的文明是如何起源的？从一开始，中国的考古学就与探索自己文明的起源密切相关。甚至可以说，探索中华文明的起源，——“中国”的诞生史，才是主要的目的和任务。从考古学的角度，我们如何看待中国有五千年文明史的说法？20世纪初探索中国古代史的传说，王国维成功解读了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文，证明《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与史前丝绸之路》年商王石的记载基本可靠，殷墟商代的事迹被载入史册。王国维老师乐观地总结道：“从殷周朝的世系推断出夏后氏的世系是理所当然的。”由此推断，《史记殷本纪》年夏朝和先秦文献的记载也应该是史实，进而相信夏朝的存在成为国内学术界的基本共识。关于夏文化的探索和夏商分界的讨论，成为考古界十分关注的话题。先商、夏朝乃至殷墟之前的“五帝”时代，都属于中国古代史的传奇时代。这是著名古代史家许老师70多年前的结论，至今未破。中国重要文化遗址分布图的考古观察是，在大约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1800年期间，即仰韶时代晚期至龙山时代，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许多地区，许多相对独立的部落或古代国家相互共存、相互竞争，在相互交流、碰撞的文化互动中逐渐形成松散的互动圈，但显然又是独立的、分散的。如中原及周边地区的仰韶文化、石膏像文化、陶寺文化、王湾文化，西北的大地湾文化、齐家文化，辽西、内蒙东部的红山文化，山东的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江淮地区的薛家岗文化，长江下游的凌家滩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长江中游的屈家岭文化、良渚文化。那是一个“星空”时代，那个时代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民族众多。那是一个小国寡民的时代。整个东亚大陆的面积和现在的欧洲差不多，那些当时星罗棋布的古代国家或部落和现在的欧洲差不多。显然，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被视为中华文明史的一部分，也就是“中国”的诞生史。认知语境是这些人类群体在相互交流碰撞的文化互动中逐渐形成松散的互动圈，为后来的中华文明奠定了基础。随着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一系列重大发现的公布，中国在三代文明之前就出现了城市和国家，它们是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重要线索的观点已得到普遍认可。历史悠久，单线演进，从未间断，成为中国学术界关于中华文明起源的主流观点。但是，如上所述，我们知道在现今的中国，古代有很多独立的国家。顾名思义，如果把“中国”这个词用在“国家”这个词的前面，“中国”就会有“中心城市”或者“中心国家”的意思。这也说明“中国”不是一个处于初始阶段的国家。显然必须是当时具有相当影响力和排他性的核心。所以，不能说一开始就有很多“中国”，“中国”作为一个发达的、复杂的政治实体，是无法无限追溯的。中国五千年文明的提法应该着眼于长期的文化传统和广泛的文化认同，这和国家定义文明的理解并不一样。出土文物中，“中国”二字最早见于西周早期青铜器“何尊”铭文。在传世文献中，“中国”一词最早出现在东周写的《史记夏本纪》、《尚书》等书籍中。

“中国”一词出现后，衍生出许多只有在古代中国才有的含义，如王国的首都和京畿、中原、中国或大陆、夏族乃至华夏国的居住地等。“中国”以现代国家概念成为官方名称，以“中华民国”开头，是其简称；现在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PRC)”的简称。其中“中国”一词最接近“王国首都和京畿地区”的本义，是王权国家的权力中心，形成了强大的文化“磁场”，具有向心力和辐射力。其地理位置居中，故又称“中国”、“华夏”或“中原”。那么，“中国”，或者说“最早的中国”的雏形是什么时候在世界上兴起的呢？二里头文化的“国”是指根据古代文献记载，夏朝是中国最早的朝代，是破坏原始民主的世袭“家天下”的开始。国家重点科研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将夏朝的年代定为公元前2070年左右。在考古学上，它仍然属于龙山时代。此后的200年间，中原地区仍处于国家众多、战乱频仍的时代。所有人类群体都没有统一，城市都是为了自卫而建，带有明显的外来文化因素。显然，“逐鹿中原”的战争正处于白热化阶段，没有跨区域社会整合的迹象。换句话说，至少在所谓的夏初，考古学上还没有与文献相对应的“王朝气象”。与此同时，曾兴盛一时的中原周边地区考古文化相继衰落。公元前1800年左右，中原龙山文化体系的城址和大型中心聚落也退出了历史舞台。而是位于中原腹地宋(山)-罗(阳)地区的二里头文化，在极短的时间内吸收了各地区的文明因素，最终在中原文化的基础上崛起。二里头文化的分布首次突破了地理单位的限制，几乎遍布黄河中游。二里头文化辐射到周边的因素远不止这些。随着区域文明中心的衰落，这一时期出现了二里头文化的绿松石龙形器，出现了超大型的杜毅——二里头遗址。二里头遗址位于中原腹地洛阳盆地，是许等人在梳理文献的基础上，于1959年在发掘可能的“夏遗址”过程中发现的，现存面积300万平方米。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田野工作，在这里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网、最早的宫城、最早的多院落大型宫殿建筑、最早的中轴线布局的宫殿建筑、最早的封闭式官方手工业作坊区、最早的青铜礼器、武器和青铜铸造作坊、最早的绿松石作坊、最早的使用双轮车的证据等等。这样的规模和内涵，在当时的东亚大陆是绝无仅有的。可以说是中国乃至东亚最早有明确城市规划的大型大都市。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头都城的出现，说明当时的社会是几个相互竞争的政治实体并存，进入广域王权阶段。作为东亚文明心脏地带的黄河和长江流域，开始从多元非中心的国家文明走向多元但中心的王朝文明。中国作为一个广域王权国家的概念，前一阶段还没有形成。我们倾向于将东亚早期文明史划分为两大阶段，即以中原为中心的中原(中国)王朝时代，以及公元前1800年前的前中国时代和拥有众多政治实体的前王朝时代。青铜诞生了最早的“中国”？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个阶段恰好是东亚青铜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的分界线。如果说在作为广域王权国家实体的“青铜中国”之前有“玉器中国”或“彩陶中国”，那么后两者中的“中国”显然只能是一个地域概念。

在二里头时代之前的数百年间，在东亚大部分地区，早期青铜器的使用呈现出紫铜、砷铜和青铜共存的状态。铜制品多为造型简单的小工具和装饰品，锻造铸造而成。制造工艺处于初级阶段，合金配比尚未熟练掌握。正如许多学者所指出的，东亚大陆铜遗存的出现应该与接受外部影响密切相关。至于东亚大陆部分地区进入青铜时代的时间，根据最新的年代学研究，将是公元前1700年左右。考古观察到的现象是，出土最早青铜礼器的中原地区，也是东亚最早出现广域王权国家的地区。青铜礼器的出现和当时的中原社会在文化交流中经历了碰撞和裂变的过程。它的同步性让人思考。在二者相互作用的刺激下，中原地区进入了公元前第二个千年上半叶以来前所未有的提速时代。早期的中国，开始于。那么，是青铜礼器及其铸造孕育了最早的“中国”？随着二里头文化在中原地区的崛起，这种唯一一种利用复杂统一的技术生产青铜容器(礼器)的先进文化，成为了跃入中国青铜时代的一匹黑马。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青铜礼器只埋在二里头杜毅社会上层的墓葬中。在这个金字塔式的等级社会中，青铜礼器的使用已经成为统治阶级在塔尖地位的象征。这些新开发的用于祭祀和宫廷礼仪的青铜酒器和乐器、用于礼仪的青铜兵器以及传统的玉质礼器，构成了中国独特的青铜礼乐文明。“一国之大事，在于朝拜和军务”(《诗经》)。维护牺牲特权和强大的军事力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国家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几千年来，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和实践的主要内容是从早期朝代流传下来的祭天拜祖传统。二里头都城规划中祭祀区的存在和以青铜为主的礼器，如同大型礼器建筑一样，是展现初代礼制传统的重要标志。由于兵权在立国中的重要性，青铜和玉器也成为祭祀礼器和表达身份的礼仪器具的有机组成部分。二里头文化青铜礼器的使用范围主要限于二里头杜毅的贵族。换句话说，二里头杜毅不仅垄断了青铜礼器的生产，还垄断了青铜礼器的“消费”，即使用权。其中，酒器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酒文化乃至其背后的礼仪制度的重要载体。作为统治阶级地位的象征，以酒器为中心的礼器成为中国最早的青铜礼器。从这里可以看出，中国古代文明主要是建立在社会关系的大变动(等级秩序下人际关系的大调整)而不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大变动。而铸造形状复杂的酒器，如青铜爵，至少需要将内模和三个以上的外模精确组合，即采用了当时先进的复合模技术。克服种种困难，最终铸造出青铜礼器，应该是这一时期新兴王权“拨乱反正”的内在驱动力。二里头遗址发现的青铜霰是中国已知最早的青铜霰。铙钹作为象征军事权威的礼器，也是“大皇帝刑”中使用的一种刑具。甲骨文金文中的“王”字字形，如横钹，最初应指持斧钹之人，即拥有军事统帅之权的领袖。随着早期国家的出现，逐渐成为掌握最高权力的统治者的称号。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玉霰比甲骨文时代早几百年，已知最早的青铜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