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两晋南北朝文物 宋代考古图

【编者按】2019年的中国考古可谓辉煌，成绩斐然。在2019年中国十大考古发现揭晓之际，论文私史特别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9位学者撰写10篇总结文章，对中国重大考古发现进行了全方位、全时段的梳理，以飨读者。

三国两晋南北朝是中国古代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夹在秦汉和隋唐之间。我们经常使用过渡时期的概念。经过四个世纪的战争和分裂，这一时期的物质文化特征呈现出强烈的阶段性、地域性和不平衡性。中国古代的都城制度、墓葬制度、建筑技艺、手工业生产和佛教艺术都在这一时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呈现出明显的承上启下的特点，为秦汉文明向隋唐文明的转变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相对于其他时期的考古发现，2019年应该说是三国两晋南北朝考古的小年。2020年1月10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承办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论坛2019中国考古新发现”入围及获奖名单无一上榜。然而，在即将被称为中国考古学“奥斯卡奖”的“2019年十大考古新发现”的36项入围作品中，仅有两项考古发现分属三国、两晋和南北朝。

2019年的考古新发现基本延续了往年的考古态势，与其他时期的考古大致相似，主要体现在城市和墓葬两个层面，只是生与死的两个世界。网上有句名言“上班如上坟”。其实考古不仅仅是挖坟。与来世世界相比，死亡前的活动在空间和时间上远多于后者，考古需要面对的对象更为复杂，工作更具历时性。

城市考古学

目前，2019年的城市考古工作主要报告在汉魏洛阳城和南北朝邺城，六朝建康城和北魏重镇武川镇也做了少量工作。汉魏洛阳城和东魏北齐邺城是连续的考古工作。汉魏洛阳城遗址的考古工作主要集中在恭城区前半部，重点是以太极宫为核心。东魏北齐邺城遗址的考古工作主要包括两个方面：恭城区考古以恭城区后半部及外围为重点，核心学术目的是探索恭城区的整体布局；南国地区的宗教和仪式建筑的考古也是一项持续的工作，重点是北齐时期的庄妍大庙和唐明花园。作为三国两晋南北朝两个最重要的都城遗址，两地开展的考古工作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对于探讨中世纪都城制度的发展演变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1)汉魏洛阳城遗址

汉魏洛阳城遗址的田野考古工作继续以宫城太极堂的宫殿院落为重点，重点研究了太极堂及其附属宫殿建筑的空间布局。主要有三项：1。北魏太极宫西门遗址(10号楼遗址)的解剖发掘，基本弄清了其形制、规模和时代变迁。这座城门遗址的平面建筑形状与北魏宫城六合门遗址非常相似，建筑与使用时代一致，但规模略小，显然是北魏时期的建筑

2.对太极堂北侧走廊和宫门遗址(14号建筑遗址)进行解剖发掘，发现了不同时期的走廊基石、铺地板、门道铺砌石等重要遗迹，基本弄清了太极堂北侧走廊和宫门的建造和使用情况。 以及太极堂宫殿建筑群与北侧宫殿之间的空间围合与分隔，并确定这组廊式建筑不仅是太极堂与北魏的北界，而且从太极堂向北进入下一组。

3.太极东殿北侧13号、16号院落大型夯土地基和回廊的新发现，丰富了我们对太极北殿第二大殿(咸阳殿)两侧院落整体格局的认识，也为探索咸阳殿两侧院落和宫殿的形制、布局和建筑结构提供了重要的基础资料。

图1 2019年汉魏洛阳城遗址发掘简报(洛阳汉魏古城团队提供)

(2)东魏北齐邺城遗址

2019年东魏北齐邺城遗址主要进行了两次实地发掘，一次是东魏北齐恭城区的发掘，一次是东魏北齐南国区宗教、礼制建筑的发掘。恭城区的发掘证实了宫媛西南角的平面形状，呈正方形，夯土宽约6米，台面上留有7个基坑，基坑周围分布着十多个小柱孔。了解恭城区北部206号大型建筑基地北、东北附属建筑平面造型。206基地东北构造复杂，南半部是206基地东门廊的北延伸，北半部是206基地北院东门廊的南端。它们形成一个弯曲的拐角，建筑造型也各不相同。南国地区宗教和仪式建筑的发掘证实了一座近方形大型夯土建筑的基址。地上桥台边长30多米，地下基础由7个条形夯锤组成，造型独特。上述发现为探讨东魏北齐宫殿的平面布局、北齐庄妍庙的范围和唐明园林的结构提供了重要线索。

图2东魏北齐邺城宫城206号大型建筑及其附属建筑的基址(邺城考古队拍摄)

(3)六朝建康城遗址

六朝都城康城位于江苏省南京市。东晋南朝时期，建康被视为汉文化的发祥地。但由于历代城市变迁和近代南京城的重叠，六朝建康城遗址的考古工作略落后于中原北部的洛阳和邺城。1999-2000年和2001-2008年两个时期，中山南朝祭坛建筑遗存和大兴宫夯土墙、道路的发现，极大地推动了六朝建康城平面布局的研究。

2019年，在南京雨花台区西营村(南京城南狮子岗范围内)，发掘了三座六朝建筑基址和一口水井，其中一座为方形夯土桥台(推测为佛塔遗迹)。该地区出土了佛教造像、泥塑、莲花瓦等南朝遗物，为研究六朝的布局、建筑技术和佛教雕塑艺术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宣武区北亭巷53-91号，位于六朝宫城范围内。2017年发现孙吴、东晋砖井、南朝石室遗址等遗迹。2019年，再次对这一区域进行了发掘，对南朝石质遗址南侧的形状和范围进行了清理。与此同时，在遗址的南侧还发现了沟渠遗迹，以及大量t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武川县是北魏六镇之一。目前吴川镇的具体位置还存在争议，主要有二分城、希拉穆仁城、乌兰花城、下南滩遗址、土城凉城。坝顶遗址位于武川县大青山乡丁村西南蜈蚣坝顶，海拔1660米。与土城梁古城相隔白道，地势较为平坦。2014年，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坝顶遗址进行了详细调查。根据现存土墩平面的圆形和收集到的遗物，初步推断为北魏祭祀遗址。为进一步明确遗址性质，2019年正式发掘，发现了城墙、壕沟等遗迹。结合城墙和壕沟所围成的平面形状以及壕沟中出土的马、羊等动物骨骼，发掘人员进一步确定该遗址应与北魏皇室祭祀阴山有关。

图3武川巴丁遗址航拍(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拍摄)

古墓考古

2019年发现的，这一时期报道的墓葬并不多。其中，入围“2019年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的Xi安焦村十六大墓葬和赣江新区七星堆六朝墓葬最受瞩目。此外，在六朝都城建康和孙吴早期都城武昌周边也发现了一些六朝墓葬。

(1)陕西Xi南郊焦村十六大墓。

焦村十六大墓地位于Xi安南郊的凤栖园上，地势较高，Xi安南郊古墓群分布密集。2010年，Xi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在航天基地鼎润新城一期工程中发现古墓27座，2014-2015年发掘古墓24座，其中十六国时期墓葬1座，北周时期墓葬2座，隋唐及以后朝代墓葬21座。当时两座墓(没有M25和M26)是勘探发现的，由于条件不具备，发掘推迟到2018-2019年。

经发掘发现，M25和M26并列在东面，朝南，均为土洞墓，墓室呈长斜形。其中M26为双室土穴墓，出土有骑马俑、九盘灯、陶罐、帐篷座、铜帐篷钩、铁帐篷钩、铁镜子等遗物。M25是土洞墓，有前、中、后三室。隧道和墓门上方雕刻着各种建筑形象，包括门扇和直窗。墓葬均为长方形土洞结构，四角雕有土柱和方角柱。据推测，墓顶是拱顶或四角金字塔形屋顶。陵墓四壁上的彩绘壁画展示了仪式图片、有翼兽和一些铭文。由于多次被盗，该墓仅出土68件文物，包括具有关中十六国典型特征的合欢帽俑和十字髻女俑。该墓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十六国时期墓葬中规模大、等级高、结构完整、出土文物和壁画丰富的大型墓葬。墓道上方的土雕建筑和出土文物具有强烈的时代特征，反映了民族融合背景下不同文化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交融的特点。该墓的形制和建造方法在后世墓葬中尚属首创，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图4安焦村M25十六国墓(图片来自网络)

(2)江西赣江新区七星堆六朝墓葬

七星堆六朝墓群位于江西省赣江新区儒乐湖新城建设工地。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成立考古队，在施工区清理发现古墓葬73座，出土文物700余件，以陶瓷和金属为主。其中六朝墓葬规模大、数量多、形制丰富、档次高，尤其是发掘A区发现的16座六朝墓葬，排列有序，布局合理，规划严谨，还发现了大量墓地建筑废料。七星堆六朝墓是我国罕见的同时也是保存完好的六朝大型墓葬。结合发现的内容为“周侯”、“张瑜海昏中郎将周尊子公献”、“甘露元年”的铭文，推测A发掘区发现的墓葬应为六朝时期的周姓墓葬。该墓葬群的发现，丰富了江西省六朝墓葬研究的基础材料，为探讨六朝时期南昌城市的变迁以及南昌市和江西省的政治地位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墓葬出土文物丰富，来源和产地多样，反映了六朝时期长江中下游地区有着非常密切的社会交流。一些具有典型异域特色的遗物的发现，对于研究六朝时期的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图5赣江新区七星堆六朝墓葬A区(图片来自网络)

图6赣江新区七星堆六朝墓葬出土铭文砖(图片来自网络)

图7赣江新区七星堆六朝墓葬出土鹦鹉螺杯(图片来自网络)

(3)南京六朝墓

2010年，南京市栖霞区金耀路与宫媛东路交叉口东北角打捞出一座古墓。根据墓室南侧壁龛假窗上部发现的“明升二年(升天)”铭文砖，可以推断墓室年代不早于南朝刘宋。虽然早些年就发现了该墓，但今年才首次公布。墓中出土铜钱70余枚，为东晋南朝以建康为中心的墓葬年代学研究积累了较为重要的资料。此外，在江宁街道(花溪地块)新城建设PPP项目中也发现了不少六朝早期墓葬，多为砖顶叠砌的小型墓葬。

(4)鄂州地区的六朝墓葬

2019年，鄂州发现三座六朝墓葬：对面山墓、青龙山墓、邓家嘴墓。这些墓葬位于鄂城区杨野镇古塘村，属于湖北鄂州国际物流枢纽工程机场建设核心区。对面山墓群共发现12座墓葬，其中M7、8号为东晋大型砖墓，出土文物77件，金银玉器18件，包括金手镯、金戒指等。青龙山墓群共发现11座六朝墓葬，分为A、B两个区域，其中A区7座墓葬多为双室墓；B区有4块，都是长方形墓。两个地区的墓葬布局合理，规划严谨，设施齐全，造型独特。可能是同时期的家族墓地，沟的铺设方法过去不知道。从墓葬中出土了100多件不同质地的文物，如金属器皿、瓷器和陶器。邓家嘴墓群发掘发现东晋砖墓7座，出土铜镜、盘口壶、鸡头壶、青瓷灯、青瓷碗等遗物。上述发现丰富了鄂州六朝墓葬的文化特征，为研究六朝时期武昌城周边地区的城市布局和墓葬提供了新的考古实例。

(5)浙江绍兴平水小岙墓地

晓澳陵园位于绍兴市柯桥区平水镇，地处平水盆地中心。104座坟墓(包括

综上所述，2019年的三国、两晋、南北朝考古发现多集中在当时的政治、经济或文化中心，如洛阳、邺城、建康、长安、武昌等地区及其周边。与当地城镇有关的发现只有吴川、南昌、绍兴等地，发掘或确认的遗址或墓葬多与皇室或贵族家庭有关，应与低等级遗址或墓葬因考古发现后特征不清而难以辨认有关。当然，上面列举的这些考古发现的信息大多来自网络、报纸等媒体，考古新发现的报道往往是滞后的。上述信息当然不能代表2019年的全部考古发现。从有限的新闻报道来看，令人欣慰的是，传统的大型资本网站仍在持续工作，并取得新的突破，而一些以前工作较少但实际上非常重要的网站也逐渐开始有计划地工作。但值得注意的是，几乎所有的墓葬，包括部分遗址，都是在施工中发现的。遇到重要的古代遗存，在密集建设期的不断催促下，如何做好考古发掘和文化遗产保护，值得深思。

重要展览

值得一提的是，大约十年前，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河南安阳安丰乡西高穴村发掘的二号墓，被认为是三国时期拓荒者曹操的高陵，一度掀起了三国考古热潮。后来又有了一系列新的考古发现：比如2010年在洛阳发现了曹操之子曹秀墓，2015-2016年在安徽马鞍山当涂县发现了皇帝墓(有学者认为是吴景帝)，2013年在南京栖霞区狮子冲发现的梁昭明太子萧统安陵和其母丁桂坤墓，虽然不是三国时期的墓葬，却引起了人们和社会的关注出于对三国时期历史的深深热爱，2008年至2010年，由日本创价学会名誉会长池田大作发起，日本外务省、文化厅、中国文化部、国家文物局共同主办，中国文物交流中心、日本东京富士美术馆、黄山艺术学会共同策划的《大三国志展》在东京、北海道、上海、武汉、北京等14个城市展出。10年后，为纪念《中日文化交流协定》签订40周年，中国文物交流中心再次与东京国立博物馆、九州国立博物馆、朝日新闻社共同主办了“三国志——文化主题特展”。本次展览特别介绍了安阳高希窟、洛阳曹休墓和南京江宁方上村孙吴墓的出土文物。2020年1月23日，“三国志——文化主题特展”结束在日本的展览回国，从北京中华世纪坛艺术馆开启国内巡展。

图8“三国——文化主题展”海报(图片来自网络)

此外，2019年还有几个重量级的展览：(1)2018年12月21日至2019年4月14日，由南京博物院策划主办，山西博物院、大同博物院、南京博物院总部协办的《东晋至北魏琅琊王3354》展览。本文通过对建康出土的东晋文物与和平城出土的北魏文物的比较和解读，揭示了两种不同民族文化在不同政治制度、经济模式和艺术风格下的碰撞与交流，从而展现了5-7世纪南北方不同民族的交融与转化。

(2)2019年8月6日至10月26日，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联合主办“和谐共生——临漳叶城佛像展”。此次展览是继2012年邺城遗址北武庄佛像葬坑发掘后的首次系统展览，共展出文物171件。从出土环境、本体特征、地域风格、雕塑艺术等方面展示了邺城造像的独特魅力和历史艺术价值。

(3)为纪念磁县张莞北朝壁画墓发掘30周年(可能是北齐开国皇帝文宣帝高阳的武宁陵)，特展《千秋万岁》由中国考古学会三国至隋唐考古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磁州窑博物馆联合举办。展览于2019年11月30日开始，首次系统展示张莞北朝壁画墓。

图9千年万岁——磁县湾张北王朝壁画墓发掘30周年纪念展(叶城考古队拍摄)

(4)2019年12月12日，山西省博物馆隆重推出“壁挂式干坤3354山西北朝墓葬壁画艺术展”，这是山西首次大型集中展出北齐楼主墓、九元岗北朝壁画墓、水泉梁北齐壁画墓等墓葬中发现的壁画，全部以裸体展览的形式呈现，生动呈现了北朝高超的绘画艺术。

以上展览内容虽非2019年最新考古发现，但有不少重要文物是考古研究后首次系统展出。从文物的角度来说，对大众来说并不新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