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衔-中国考古学会终身成就奖“中国考古学会名誉理事1979-2019”

第一届理事会

(1979年4月6日至12日当选)

执行董事：王振铎、安志敏、陈乔、陈子德、张、贾兰坡、顾铁夫、苏白。

主席：夏乃。

副主任委员：裴文中、苏。

秘书长：王中枢

名誉董事：王、于、徐中书、尚承祚、陈。

第二届理事会

(1983年5月15日当选)

执行董事：王中书、王振铎、张、苏、夏乃、贾兰坡、顾铁夫、苏白、谢辰生。

主席：夏鼐、苏(因夏鼐老师于1985年不幸逝世，1986年，中国考古学会第六届年会选举苏老师为第二届理事会主席。)

副主席：苏、贾兰坡。

秘书长：王中枢

第三届理事会

(1989年5月20日当选)

执行董事：石兴邦、安、张中培、苏、邹衡、于、徐光基、许、苏白、黄经略、谢辰生。

主席：苏。

副主席：苏白、许、黄景烈。

秘书长：徐光吉

名誉董事：王振铎、张、尚承祚、胡厚宣、徐中书、贾兰坡、颜文儒、傅振伦。

第四届理事会

(1999年11月30日当选)

执行董事：石兴邦、李、张森水、何、邹恒、郭大顺、徐光基、黄经略、

主席：许

副主任委员：于、张中培、

秘书长：刘庆柱

名誉主席：苏白。

第五届理事会

(2008年10月25日当选)

执行董事：王玮、孙新民、李、张忠培、陈勇、陈星灿、袁、徐光基、郭大顺、曹、焦南风、童明康。

主席：张忠培

副主任委员：王伟、童、

秘书长：陈星灿

名誉主席：苏白。

名誉董事：许、黄经略、王中书、石兴邦、何、麦、童诸宸、张长寿。

第六届理事会

(2013年10月27日当选)

执行董事：王伟、白云乡、朱虹、乔良、刘斌、管强、孙英民、李记、李水成、张驰、张巍、陈星灿、赵晖、赵志军、高兴、高大伦、郭伟民、焦南风、童明康。

主席：王伟。

副主席：童、

秘书长：陈星灿

名誉主席：苏白。

名誉董事：张忠培、徐光基、李、郭大顺、林云。

第七届理事会

(2019年当选)

执行董事：王玮、朱虹、朱岩、闫亚林、孙、孙英民、宋建中、张驰、陈星灿、赵辉、赵志军、顾育才、柴晓明、高兴、高大伦、郭伟民、焦南风、戴向明。

主席：王伟。

副主任委员：赵辉、陈星灿、顾育才。

秘书长：朱妍

副秘书长：严亚林、孙

来源：《中国考古学年鉴》等相关资料。

苏白的学术观点著名考古学家、北京大学资深教授苏白老师，于2018年2月1日6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苏白，吉梗人，1922年8月3日出生于辽宁沈阳。194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194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文学院，1950年在文学院考古研究室任讲师，并兼任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编目员。1952年院系调整后，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研究室任教，任教研室副主任。1956年晋升副教授，1978年晋升教授。1979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学术委员，同年当选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1983年任北京大学考古系首任主任，北京大学学术委员。同年，任文化部国家文物委员会委员。同年，他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客座教授，在中国教授佛教考古学。曾赴日本、韩国、法国、伊朗等国进行考古学术交流。2000年，他成为中国考古学会名誉主席。北京大学考古系成立后，苏白先生担任首任系主任。苏白先生长期从事历史考古的教学和研究，在佛教考古、历史考古、建筑考古、雕版印刷、版本目录学等领域成绩卓著，出版著作《白沙宋墓》、《唐宋时期的雕版印刷》、《藏传佛教寺院考古》、《中国石窟寺研究》。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张中培先生在中国考古学会第十四届年会上代表学会发言，对苏白先生的杰出贡献评价说：“苏白先生是中国大学考古学教育的鼻祖，是我国杰出的考古学教育家。”“苏白老师是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时期考古学的百科教授。”苏白，1922年8月3日出生于辽宁沈阳。他的小学和中学是在沈阳度过的。“九一八事变”后，东北被日本占领。伪满洲国时期，史地只讲东北，不讲中国。学校越不谈，学生越想知道。1939年，苏白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1940年来到北京开始学术生涯。当时的历史课程，从古代到清朝的中国史，从欧洲到美洲的世界史，苏白先生之前都是陌生的，对这些课程充满了好奇。当时北大有一些著名的学者，特别是后期燕京大学被迫关闭后，一些老师跳槽到北大，充实了北大的教学力量。这一时期的北大仍然保持着老传统，课程可以走老北大的路子。学生可以自由选择他们喜欢的课程。1944年苏白毕业后，留在北京大学文学院考古组读研究生。在北大读书时，外系的一些课程给苏白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甚至影响了他后来的学术研究。其中，冯的《中西交通》、《南海交通与中亚民族》等课程，孙作云的《中国古代神话研究》，的《甲骨文、金石学与学问研究》，唐永通的《佛教史与魏晋玄学》等课程，对苏白后来的研究工作有很大帮助。苏白的职业生涯始于北大图书馆。抗战胜利后，冯先生向北大图书馆馆长毛准先生推荐了苏白。后来北大恢复文学院，冯先生向考古组组长大先生推荐了苏白。苏白在征求了向达和毛准的意见后，于上午去了文学院考古组工作

现在他所有的书都免费捐赠给了北大图书馆，近一半已经编目，填补了馆藏空白。苏白是为学习而生的。他在给沈阳考古研究所的题词中写道：“学而优则仕，补之则勤。”他勤于学习，在将近70岁的时候开始整理自己调查过的西藏寺庙的资料。后来出版的《魏晋南北朝唐宋考古辑稿》，被学术界誉为“西藏历史考古的基石”。苏白于1956年6月和1988年8月两次进藏，足迹遍及拉萨、山南、日喀则的大部分佛寺。1959年，国家文物局公布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文物局组织人员对西藏的佛教文物进行调查。苏白老师第一次进藏，在那里待了五个月。身体健康，他很少有高原反应。在解放军的配合下，苏白得到了很多第一手资料。他把调查材料交给文物局后，没有继续管理这些材料。1988年，西藏文管会邀请苏白第二次进藏。他发现许多寺庙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毁。回到北京后，我开始整理当年的资料。经过七八年的努力，1996年，《藏传佛教寺院考古》由文物出版社出版。这本书的写作可谓煞费苦心。“我写作的时候，也是我学习的时候。”“只希望对以后的工作有好处，顾不上其他了。”《藏传佛教寺院考古》附录中的《藏传佛教寺院考古》收录了40部重要的藏族史书，但从注释来看，作者引用的不止这些藏族史料。这些书中的一些“即使是研究西藏历史的专家似乎也很难让人全部读完。”可见作者是勤奋和努力的。“苏白为西藏历史考古付出的非凡努力和汗水，体现了我国老一辈考古学家强烈的责任感和崇高的使命感。从7世纪中叶到50年代，西藏长期处于政教合一的社会状态，1000多年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历史几乎都在佛教寺庙遗存中有所体现。因此，藏传佛教寺庙研究的意义和价值绝不仅限于寺庙建筑本身的领域，还涉及到西藏历史的其他许多方面。比如，苏白通过对拉萨大昭寺二期建筑遗存的分析，发现了11世纪中国典型的斗拱风格，并揭示了当时雪域高原可能存在大陆工匠活动的信息，这是任何有文字记载的史书都没有的。在苏白之前，中外学者也对藏传佛教遗迹进行过多次调查研究，但正如罗莹老师所说，以前的工作多是局部的，尚未形成全面的体系，研究的深度也远远不够。苏白通过对54座寺庙、约89件建筑材料的仔细对比分析，主要从建筑形式、平面布局、藏式建筑中常见柱头撑木的演变等方面，结合中外文献，将西藏主要佛教寺庙划分为五个时期。”它第一次认真对待和解决了西藏寺庙建筑分期问题，进而为所有相关领域的研究和探索提供了年代学依据和参考尺度。”“特别是把各个时期寺庙建筑的变化，放在当时西藏的历史背景下，分析政局、宗教发展、内地影响乃至外来入侵的作用和影响，表现了作者崇高而宽广的历史学家眼光。“《征引汉译藏文文献简目》的插图很多都是苏白自己画的。苏白在西藏考察寺庙时，条件有限，无法用尺子丈量。他的画，虽然主要是通过速度或视觉检查，但相当准确。”苏白早年跟随董学习绘画，具有很强的观察和构图能力。两次进藏，他都注意每时每刻用图形记录物体。时间和条件都有限，所以他编了很多珍贵的仿制草图

考察、挖掘、强调实践，是在弄清遗迹演变过程的基础上，再结合文献，进一步分析遗迹的性质和历史。这是对寺庙遗存的要求，对石窟遗存的要求也是如此。苏白早在1942年就与佛教考古结缘。今年假期，苏白和另一个同学去了离北京不远的山西大同。云冈石窟20米高的北魏石刻佛像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云冈石窟是苏白第一个研究中国石窟寺的石窟，在中国石窟寺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正如苏白在论述“云冈模式”时所说，“云冈石窟是新疆东部最早的大型石窟，是当时统治中国北方的北魏皇室集中民族技艺、人力物力创造的.它所创造并不断发展的新模式自然成为魏国石窟发展的典型范例。所以从东边的辽宁义县万佛堂石窟到西边的陕甘宁北魏石窟，都有云冈模式的痕迹，就连远处的河西走廊和比云冈开窟历史更早的敦煌莫高窟也不例外。云冈石窟的影响范围和持续时间是其他任何石窟无法比拟的。这种情况正好为我们石窟研究者提供了一个中国淮河以北早期石窟(5世纪下半叶至7世纪上半叶)年代划分和分期的标准尺度。因此，云冈石窟在东方早期石窟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对云冈石窟的研究很大程度上成为研究东方早期石窟的关键。其研究的深度直接影响到大量石窟的研究工作。”1947年，苏白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参与整理善本时，发现一篇2100多字的碑文，《藏传佛教寺院考古》，由苗抄自《我与佛教考古学》云，记载了历史上云冈石窟的重建情况。1951年完成《永乐大典》初稿，是苏白将古代文献引入石窟寺研究取得突破的重要标志。苏白在《顺天府志》中指出(题记)“记述详细，引洪波。从唐代到金代的云冈建造和设置正好填补了云冈历史的空白页，而引用现已失传的北魏碑刻和文献记载来研究云冈石窟的时代，也为今天研究云冈石窟的发掘顺序提供了极好的参考资料。”根据碑文提供的新资料，结合当时国内外对云冈石窟的考古调查、清理和发掘，整理出云冈石窟第二期发掘的顺序和第三期的结束日期。

夏鼐简介夏鼐(1910年2月7日-1985年6月19日)，原名左鸣，浙江省温州市仓桥街道人。曾就读于浙江省第十中学(现温州中学)，著名考古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新中国考古工作的主要指挥者和组织者，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193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历史系，获文学学士学位。1935年留学英国伦敦大学，获埃及考古学博士学位。1940年，他在埃及开罗博物馆担任研究员。1941年至1942年在中央博物馆筹备处任特别委员。1943年至1949年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员。1949年秋至1950年9月任浙江大学教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夏鼐历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后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所长、名誉所长。夏鼐还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国家文物委员会主任委员。1979年，夏鼐当选为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1982年，夏鼐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名誉所长。1985年，夏奈被任命为《析津志》编委会委员兼《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编委会主任。1959年起，夏鼐一直是第二届至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先后主持和参与了河南辉县商代遗址、北京明定陵、长沙马王堆汉墓的发掘工作。本文对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年代顺序进行了综合研究，创造性地运用考古资料和方法阐明了古代中国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杰出成就，并对当时中西交流的路线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因在考古方面的突出成就和贡献，先后获得中国科学院院士、英国科学院通讯院士、德国考古研究所通讯院士、瑞典皇家文史考古研究院外国院士、美国外国院士、意大利远东研究所通讯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1985年当选)等荣誉称号。1910年出生于温州市仓桥街道，193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历史系，获文学学士学位。1935年春，参加河南安阳殷墟发掘。1935年至1939年就读于英国伦敦大学，获埃及考古学博士学位。1940年，他在埃及开罗博物馆工作。1941年至1942年在中央博物馆筹备处任特别委员。1943年至1949年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员。1944年至1945年，对甘肃省敦煌、丁宁、民勤、武威、临洮、兰州等地的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汉代至唐代的遗址和墓葬进行了调查和发掘。1945年，通过对甘肃杨洼湾齐家文化墓葬的发掘，首次确认仰韶文化在地层学上早于齐家文化，从而纠正了原来对甘肃古文化分期的错误判断。根据发掘出的层位关系，修正了传统理论，表明这是中国史前考古的新起点。1949年秋，任浙江大学教授。1950年至1982年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977年后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副所长、所长。1951年秋，他在湖南长沙领导了战国汉代墓葬的发掘工作。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1955年至1956年，他率领黄河水库考古队在陕西和河南等地进行了全面的调查和发掘

1974年至1985年，先后当选英国传播学会会员、德国考古学会会员、瑞典皇家文史考古学会外籍会员、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会员、第三世界科学院会员、意大利中东与远东传播学会会员。夏鼐参与并主持了田野调查和发掘工作，包括：殷墟、因梅登堡山城遗址、埃及埃尔芒特、巴勒斯坦杜布尔、四川彭山汉代崖墓、甘肃敦煌、武威、民勤部分古遗址和墓葬，河南辉县、郑州、巩义、洛阳、湖南渑池新石器、商汉时期遗址和墓葬。1950年在辉县发掘，首次发现了早于殷墟的商文化遗址。1951年在郑州的调查证实，二里岗遗址是早于殷墟的又一重要商代遗址。湖南长沙的发掘，阐明了当地战国楚墓的演变过程。1956年至1958年，他主持了北京明定陵的发掘工作。发表了一系列关于罗马金币、波斯银币、古代丝织品的研究文章，为中西交通史研究做出了贡献；他发表了星象图、蚕桑丝绸、金周墓葬金饰等一系列论文，为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