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明有5000年历史 中国有5000年历史的考古证据

中华文明有五千多年的历史吗？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只是传说”还是真实发生的历史现实？中华文明是如何起源和形成的？它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过程？这是一个有关中国文明史的重要问题，也是世界文明史研究中的重要问题。

如何解决围绕这个问题的争议？我们相信考古发现是唯一正确的方法。因此启动了“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重大科研项目(简称“中华文明寻源计划”)，以考古调查发掘为主要手段，以现代科技为支撑，以跨学科研究为途径，揭示中华文明五千多年的起源与早期发展。通过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和多学科综合研究，确认了中华文明有五千多年历史的事实，从根本上消除了对中华文明五千多年历史的疑虑。

文明起源的标准是什么？

什么是文明？进入文明社会的判断标准是什么？这个问题很重要，直接关系到一系列关键问题，比如判断中国各地区文明的形成时间，中华文明的历史有多长。

目前西方学术界最流行的判断文明是否形成的标志是“三要素”，即冶金、文字和城市的出现。这是基于西亚的两河流域和北非的埃及文明。但是，世界上有很多文明并不同时具备“三要素”。比如中美洲的玛雅文明是公认的具有鲜明特色的文明社会，但这个文明并没有制造和使用金属制品和冶金术；辉煌的印加文明也是没有文字的文明。可见，这“三要素”并不是万能标准。

长期以来，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古代文明的起源和早期发展，既缺乏信息，也缺乏系统的认识。中国学者几乎没有发言权，他们的学术观点常常被西方学术界忽视。“中华文明寻源计划”以中国各地早期文明的考古发现为基础，认为中华文明的形成有其特殊的规律，并根据中华文明的特点提出了判断社会是否进入文明的标准。

第一，生产力发展了，社会分工出现了。在农业显著发展的基础上，出现了农业与手工业的分离，一些手工业专业化(如切玉、绘画、制作高级陶器、冶金等。).

第二，社会出现明显的阶级分化，王权出现。社会阶层分化显著。少数社会精英垄断了社会管理权(如军事指挥权、原始宗教祭祀权)，出现了——个国王的最高统治者，形成了严格的社会等级制度和维护社会等级制度规范的礼制。贵族和权贵控制着盐铜等重要经济资源和高档手工业产品的生产和分配。有专门埋葬国王和其他高级显贵的墓地，也有埋葬高级礼器的大型坟墓。

第三，人口显著增加和集中，导致大都市出现，成为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有体现王权的高档大型建筑，有需要大量人力物力建设的大型公共设施。城乡分化明显。

第四，出现了国王管辖下的地区政府和凌驾于整个社会之上、具有暴力功能的——个拥有公共权力的国家。国家的出现是文明形成的本质特征。战争、惩罚、杀戮等暴力行为成为更为普遍的社会现象。祭祀等仪式活动

良渚古城遗址位于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1936年首次发现。经过几代考古学家的不懈努力，现已确认良渚古城距今5100年至4300年，良渚先民在5000多年前就进入了文明社会。

010年至350000年，在良渚城址以北的丘陵附近地区，修建了由数座堤坝组成的规模宏大、内容完整的水利系统，这是中国迄今发现的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也是世界上最早的防洪坝系统。这充分说明良渚社会顶层的阶层具有高度的规划能力和社会动员能力。图为良渚古城外大型水利工程勘察发掘现场(资料照片)。新华社发中国文物报社供图

发达的农业。良渚文化时期的长江下游，农业已经相对发达。在良渚附近的茅山遗址，发现了大面积的水田，还发现了牛的脚印。良渚文化遗址中也多次发现有民用柄的石制犁头，表明当时在牛耕已经很普遍，耕田和稻作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良渚古城高台上的高级建筑附近也发现了数万公斤碳化大米。经鉴定，这些大米属于人工培育的大米。这从一个角度证明了良渚发达的稻作农业是良渚文明繁荣的重要经济基础。

手工业分工精细，技术发达，高端手工业被精英控制和垄断。良渚文化的手工艺技术得到了发展，并趋于专业化。制玉、制陶、木工、竹编、丝麻编织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特别是良渚古城内城发现了制作玉器的手工作坊，出土了各种玉器。它们数量众多，种类丰富，雕刻精美。采用通雕或浮雕的技法，图案刻画精细，可见当时的玉器制作技术相当高超。玉是当时良渚社会高级地位的体现。比如象征神权的玉琮、玉璧、玉舍等，只在大型墓葬中出土，说明当时已经出现了为贵族阶层服务的专业高端手工业。

具有控制和动员社会资源的能力，能够动员和组织大量人力进行大型公共事业建设。良渚古城内城墙基宽40米至60米。墙基底部铺一层石头，石头上堆黄土。这些石头和黄土都是从外地运来的，工程量非常巨大。在城址以北的丘陵附近地区，已建成由数座大坝组成的规模庞大、功能完备的水利系统，可能具有防洪、灌溉、交通等多重功能。其中，仅唐山主坝就有5000米长，7米高。大型水坝建设总土方量达数千万立方米。如果动员一万名劳动力，至少需要十年才能完成。这充分说明良渚社会顶层精英具有高度的策划能力和社会动员能力。

社会上有明显的阶级分化。在良渚古城发现了一个高十几米，面积达30万平方米的巨型平台。平台上有很多大型高级建筑，应该是城中地位最高的权贵国王的住所。良渚古城内的反山和城外的尧山都发现了许多建在祭坛上的贵族墓地。这些墓葬不仅规模大，而且有大量的各种随葬品，包括制作精良的玉器，包括带有神徽的玉牌、圆形玉宝和武器等祭祀用具，表明墓主人生前拥有主持宗教祭祀和军事指挥的权力，同时也是普通的社会成员。这种差异表明存在严重的阶级分化

一个稳定的地区政权已经形成。除了良渚古城，在太湖东南岸的长江下游，还有兴化姜庄、常州四墩、昆山昭陵山、上海福泉山等良渚文化大遗址。虽然这些遗址、墓葬的规模和随葬玉器的规格、数量不如良渚古城，但高等级墓葬随葬玉器带有与良渚古城相同的徽记，说明这些地方与良渚古城具有相同的经济模式、宗教信仰、祭祀制度、社会结构和资源配置模式。当时形成了以首都(良渚遗址)为中心，多个副中心，中型聚落和小型聚落的四级金字塔式等级社会结构，出现了一个拥有军事指挥权和宗教祭祀权的国王，以及在其统治下相对稳定的行政控制区。这其实是原国。

战争已经成为常态。武器——玉霰在良渚文化的高级墓葬中被广泛使用，部分墓葬中还能看到武器留下的痕迹，说明暴力和战争已经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

综上所述，有理由认为在5000年左右，以良渚社会为代表的长江下游地区已经进入文明社会。2019年7月6日，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举行的第43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世界遗产委员会表示：“良渚古城遗址展示了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存在的、以稻作农业为支撑的早期区域民族形态，并出现了社会分化和统一的信仰体系，证实了长江流域对中华文明起源的杰出贡献。”良渚古城遗址获批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良渚文明得到国际认可。

需要指出的是，“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良渚文明在长江下游的出现并非偶然，而是该地区史前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在江苏省东山村遗址，发现了一座距今5800年左右的公共墓地。墓地中已发现数十座墓葬，墓葬规模和随葬品种数量差异很大。小型墓葬只能容纳几件陶器；大型墓葬比小型墓葬大几倍，随葬有许多玉饰、武器工具和数十件陶器。墓地附近发现了一个大型建筑基址，可能是权贵阶层的住所。东山村遗址的发现表明，在5800年前后，长江下游地区已经出现了明显的贫富分化。

在江苏东山村遗址，发现了一座距今5800年左右的公共墓地。这一发现表明，在5800年前后，长江下游地区已经出现了较为明显的贫富分化。图为东山村遗址90号墓出土的陶、石霰。江苏考古研究所供图

皖南凌家滩遗址，距今5500年至5200年，是良渚文化的前身————年崧泽文化时期的皖南中心遗址。这里发现了大型建筑基址区、大型祭祀遗迹区和由近千座墓葬组成的墓葬区。小型墓葬的随葬品在数量和种类上与大型墓葬形成鲜明对比。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墓主人的尸体周围埋有数十件武器——玉钹，头部附近有复杂精美的玉饰。每座大墓都葬有一尊玉人，或站或蹲，栩栩如生。有些大墓还埋有玉龙、玉鸟和玉龟。这些考古发现反映了5500年至5200年前的长江下游，社会分化加剧，权势阶层掌握了军事指挥权和宗教祭祀权。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攫取了大量的社会财富，形成了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统治者。那时，社会可能即将进入或已经进入文明社会。此后，大约5000年前，长江下游出现了以良渚古城为中心的良渚文明。

多元而延续的中华文明

良渚文明并不是中国5000年文明的唯一孤立证据。考古发现证实，在5800年前后，西辽河流域、黄河流域和长江中游地区出现了社会分化的迹象，即文明的起源。从5300年前开始，中国各地区都进入了区域文明阶段，呈现出多种文明百花齐放的局面，通过相互交流和借鉴，最终形成了以中原为核心的一体化格局，延续了几千年，从未中断。

辽河流域文明的曙光。牛河梁遗址是红山文化晚期的大型祭祀中心和高级墓地，位于西辽河流域，距今5500-5000年。在考古过程中，在遗址内的40多座小山上发现了大型圆形祭坛和用石头建造的方形积石墓，墓中埋葬了玉人、玉鸟和玉龟等精美的玉器。在牛河梁遗址群地势最高的第一处，发现了由多层砖石台面和建筑物组成的大型平台状遗迹，沿山脊由低到高建造。台面上残存的石质建筑和各种出土的用于礼仪活动的塔、缸等遗物表明，此地极有可能是当时辽西红山文明的宗教和礼仪活动中心。在祭坛的南侧，发现了一座神庙的遗迹，里面有大量女神的泥塑雕像，其中最大的有真人的三倍大，还发现了龙、熊、鹰等雕像的遗迹。这个遗址很可能是一座供奉——女神的神庙，当时的祭祀对象。在遗址所在的辽西地区，新发现了面积超过100万平方米的大型中心遗址的线索，可能是当时该地区的政治中心。可见，当时辽河流域有一个强大的阶层，掌握着宗教祭祀的权力。死后葬于宗教圣地，随葬精美玉器，说明当时手工业比较发达，有显示等级身份的礼器。社会分化相当严重，已经到了文明社会的门槛。

中原文明的起源。6000年至5500年前，豫西三门峡市灵宝定远遗址群发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现象：几个面积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平方米的大中型聚落遗址密集分布在一起。在发掘遗址群中三大遗址之一的西坡遗址时，发现遗址周围有宽十几米、深几米的壕沟。场地的中心区域是一个广场，广场附近有几个大型住宅场地，每个场地的室内面积为240平方米，周围的辅助设施总面积为500平方米。经过加工，房子的地板和墙壁都非常光滑，可能是当时精英阶层的住所，也是举行重要仪式的场所。在壕沟的外侧，发现了一个公共墓地，其中一个比一般的墓大好几倍。墓主人是个小伙子，兵器制作精良，——玉招待所，脚下埋着十几件陶器。这个遗址群是中原地区发现的最早的明显社会分化的例子。遗址的位置叫朱鼎元。相传黄帝曾铸鼎于此，故名。在有黄帝传说的土地上，中原最早的大型高级聚落密布，十分耐人寻味。

5500年前后，豫西诸定远遗址衰落，取而代之的是豫中出现了几个大中型聚落，暗示着中原的政治中心从豫西转移到了豫中。近年发现的巩义怀玉树遗址，是这一时期豫中地区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聚落遗址，应该是当时中原地区的政治中心。双花树遗址的主要发现有：三重护城河环绕的大型聚落，面积约117万平方米；公共墓地有三个，坟墓明显是成排排列的。其中两处发现夯土平台，另一处墓地四周有沟渠。在内环沟围成的18000平方米的空间内，发现了三组大型建筑，总面积约2400平方米，建筑遗址本身约1800平方米。发现有9个陶罐被故意埋成北斗七星的形状。在同一时期的清泰遗址，也发现了一个类似的北斗七星形状的九人陶罐。双槐树遗址的考古发现表明，5500年至5000年前中原地区社会分化更加严重，成为中国同期最明显的地区之一，是证明中原地区5000多年文明的重要证据。

长江中游江汉文明的诞生。在长江中游的江汉平原，大约5000年前的屈家岭文化晚期，社会分化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在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城市遗址，如天门的谭家玲和何澄城，面积达几十万平方米。城址周围有宽数十米的壕沟，城外设立公共墓地。墓葬的规模和随葬品的数量和种类有很大的不同。男墓的墓主人一般埋有一件制作精良的兵器，——玉蚌，反映出他们是掌握社会军事指挥权的军事领袖，根据手中的权力积累了大量的社会财富。

黄河下游文明的起源。黄河下游史前文化晚于黄河中游，与淮河流域文化关系密切。在山东章丘焦家遗址，发现了一座距今约4800年的公共墓地。在几座大型墓葬中，随葬品有精美的玉器和彩陶，最多的达到近百件。在墓主人是男人的墓中，所有的武器都埋有——个玉霰。墓葬的规模和随葬品的种类和数量有很大的悬殊，表明鲁西地区和其他地区一样，经历了严重的社会分化，进入了文明社会的门槛。

上述地方的大量考古发现表明，5000年前后，在农业和手工业发展的基础上，中国各地出现了严重的贫富分化，拥有军事权力、神权和社会管理权力的国王相继出现，相继进入文明阶段。事实上，中国早期文明是在黄河、长江、西辽河流域等地理区域发展形成的一个庞大的文明集群。在这个集群内部，在其文明化的过程中(即从文明起源到形成和早期发展)，在各自的环境基础、社会组织结构和运行机制、宗教和社会意识等方面存在着各种差异，呈现出各具特色的多元局面。在相互竞争、相对独立发展的过程中，各地区的文明相互交流，呈现出融合的趋势。在相当于尧舜禹时期，这种融合趋势在中原地区更加明显。这一时期的中原地区，凭借人文地理优势和多品种农作物的种植制度，广泛吸收周边文化的先进因素，形成了以尊卑为宗旨，以礼仪为主要表现形式，以开放包容为重要特征的礼制体系。它变得更加成熟

中华文明的考古发现充分证明，文明因交流而多彩，因互鉴而丰富发展。东北西部红山文化高级墓葬和安徽凌家滩遗址贵族墓葬中同时出土了形制极为相似的玉人、玉龙、玉龟、玉鸟。左图为红山文化遗址出土的玉人，右图为安徽凌家滩遗址出土的玉人。新华社记者王用汲/摄

中国文明的考古发现表明，文明的生存和发展必须有经济发展的有力支撑。大约一万年前，中国开始出现第一次耕种农业，北方有谷子和黍，南方有水稻，奠定了文明起源的基础。8000年前后，农业有了初步发展，制陶、制骨、玉雕等手工业也有了进步，社会分工和社会分化开始出现。但是，社会并没有明显的阶级分化。6000年前后，农业显著发展，人口增加，出现了面积约100万平方米的大型遗址和墓葬。社会开始出现明显分化，文明进程加快。5000年前后，在长江中下游、黄河中下游、西辽河流域等一些文明进步较快的地区，社会分化加剧，出现了具有军事指挥权和宗教祭祀权的王权，率先进入了地域文明(古代文明)社会。纵观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发展，没有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就没有剩余产品和阶级的划分，就没有国家和文明的发展进步。同时，考古发现也证明，交流互鉴是文明发展的本质要求。如5800年至5300年前，中原仰韶文化庙底沟花鸟纹彩陶一度对周边地区产生影响，南至长江中游，北至河套地区，东至黄河下游，西至干青地区，形成了史前时期中原史前文化对周边地区的第一次辐射。值得注意的是，东北西部红山文化高级墓葬和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贵族墓葬同时出土了形制极为相似的玉人、玉龙、玉龟、玉鸟。说明两地高层有某种联系。良渚文化的代表性玉器，即外圆玉琮和环玉璧，在中国南方的石霞遗址、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和陕西榆林神木遗址均有发现。中华文明在起源和发展初期的相互借鉴和吸收一切的能力，成为其持续发展的动力之源，从中孕育了共同的文化积淀、心理认同和仪式传统，为中华文明的不断发展奠定了基础。

作者：王伟，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历史系主任，中华文明寻源工程(2001-2016)首席专家。

中国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已经被考古所证明。意义何在？对于证明中国传统的存在，见证中国的历史发展速度和进程，推动考古学的发展，改善旅游业的发展，提升文化地位，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良渚遗址”是中华文明五千年的展示。为什么这么说？良渚文明的发现震惊了全世界，但很少有人知道，良渚是指距今5300年至4300年间，曾经存在于中国南方长江下游太湖流域的文明，为了挖出这颗尘封了80多年的明珠。以良渚古城为核心的遗址是良渚文明的中心。它的发现可以

更糟糕的是，抗战时期，石鑫带着西湖博物馆南迁。他缺医少药，最后得病去世，年仅27岁。文明的火炬传递给了考古机构梁思勇和董作斌。应石的邀请，梁思永、董作斌前往发掘现场考察良渚遗址，对这一发现的价值给予了高度肯定。1939年，梁思永老师考察良渚遗址。经过比较研究，他认为良渚遗址出土的陶器主要是类似龙山文化的黑陶，提出良渚遗址属于杭州湾龙山文化。

这一结论主导了考古学界近20年，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直到1957年，我国现代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夏鼐才提出：“浙江黑陶容易干燥褪色，山东没有标准的龙山文化蛋壳陶。工具造型除了圆足，还有大量的圆底。在山东龙山文化中，很少有平底器皿。陶贵发很少见，也不是标准的龙山文化。”刚刚完全推翻了之前的论点。两年后，他正式提出“良渚文化”这一新名称，表示良渚是一种考古学文化，有自己的演变和发展顺序，与龙山文化完全不同。提出这一概念后，专家们开始调查其起源，并于1975年和1979年提出了“马家浜文化”和“宋泽文化”的名称。

最后，通过吴县(今苏州吴中区)曹越山的堆积，考古学家确定了三大文化的发展顺序：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然而，良渚文化虽然出土了一些文物，但在“十大考古发现”中并没有什么大的建树，这一时期的研究也仅仅停留在对其文化内涵的认识上。终于在1986年，局面被打破，良渚文化有了自己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