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是如何在奇瑰编钟背后被挖掘出来的？

曾侯乙编钟

照片由曾侯乙尊盘湖北省博物馆提供

1978年在湖北随州擂鼓墩发掘的曾侯乙墓举世闻名。那里出土的青铜器，如曾侯乙的编钟、曾侯乙尊盘等，把中国古代青铜文化的成就推向了顶峰。

然而，翻查历史文献，很难找到“曾国”作为江汉地区诸侯国的踪迹。什么是“曾国”？“曾侯”是谁？代表古代音乐文化巅峰的曾侯乙编钟为什么会出现在这个汉江之滨的无名之国？曾侯乙墓中的青铜器是从哪里来的？

历史扑朔迷离，但考古发掘总是带给人们意想不到的惊喜。经过40多年的考古发掘，研究者们逐渐冲破层层迷雾，在这两周的时间里，一窥东汉大地上一个诸侯大国的面貌。

不仅是，还有曾。

历史上已有铭文“曾”的青铜器。如宋代赵明诚《金石录》中就提到了刻有“曾”字样的青铜器。安徽李三堆楚王墓中有大量青铜器，上世纪30年代被军阀盗掘，其中就有“曾吉t恤壶”。1966年，湖北京山苏家龙发现了刻有“曾侯仲子父”字样的青铜器。曾侯乙墓是震惊中外的重大考古发现。

曾侯乙编钟以其宏大雄伟的“曲悬”结构、“一钟两音”的奇妙结构和丰富生动的金文铭文，在人类文化、音乐和科技史上占有一席之地。2016年，武汉第十届国际音乐考古大会署名《东湖宣言》号称，曾侯乙编钟“是公元前5世纪中华文明成就的集中体现，展现了‘轴心时代’人类智慧创造的高度”。

曾侯乙墓的发现和曾侯乙编钟的出土，也开启了“曾国”的“揭秘”之旅。在曾侯乙墓的青铜器铭文上，“曾侯乙为旗手”的字样反复出现。在曾侯乙编钟最大的一只编钟上，铭文写着：“只祭王五十六次，从昔阳归来，将王楚村(熊)印作曾侯乙宗彝，赐昔阳，永享。”说明春秋战国时期，确实存在一个叫“曾国”的诸侯国。曾侯乙应该是与楚王张雄同时代的曾王。

曾侯乙编钟的出土，对考古学家、音乐家、历史研究者，对中国，对世界，都是一个惊喜。它把2400年前的音乐带到今天，让全世界都能欣赏到孔子时代的多彩音乐。也把一个沉睡地下两千多年，在历史文献中几乎空白的诸侯国带入了今天的视野。

1981年7月，就在曾侯乙墓100米处，又发现了一座战国古墓，命名为擂鼓墩二号墓(曾侯乙墓为擂鼓墩一号墓)。墓中出土了一套保存完好的36只编钟和12只编钟。虽然该墓被发现时损毁严重，但墓主人的身份却是个谜，出土的编钟规模也远不及曾侯乙(曾侯乙编钟65只，曾侯乙编钟32只)，经专家鉴定，二号墓编钟与曾侯乙编钟属同一体系，音色、旋律相同。因此，二号墓的编钟被称为曾侯乙编钟的“姊妹钟”。二号墓中还发现了其他青铜器，尤其是一套9壶8筘的青铜礼器，可见主人地位非同寻常。一些学者推测这可能是曾侯乙夫人的坟墓。

今天，当我们看到青铜器铭文中的“曾侯乙”时，我们可能会想，唐朝的国王是如何取这样一个名字的。有趣的是，考古学家还在湖北随州文峰塔墓地发现了一座曾墓，与曾侯乙墓的沂水(决水河)相隔。这是一座战国中期的墓葬。墓中出土了70多件青铜器，其中两件刻有“曾”字样。

从墓葬规模和出土器物的线索来看，

考古界写了一篇《曾时嘉》

自曾侯乙墓发掘以来，考古工作者在湖北省随枣发现了许多曾国墓葬。据湖北省博物馆馆长、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秦方介绍，目前为止考古发掘确认的曾侯墓有16座，不包括考古勘探确认的4座曾侯墓，还有10座夫人墓。考古资料勾勒出了曾从西周初年到战国中期约700年的发展“简史”，使曾成为唯一能用考古材料在两周时间内构建其基本历史的诸侯国。

2009年，文峰塔墓地发掘了一座春秋晚期墓葬，出土了鼎、骊、魏、编钟等青铜器。在一套10件的编钟中，有一口高112.6厘米、重142.7公斤的大钟，钟上铸有169字的长文。根据碑文，墓主人是“曾”。在曾侯乙及其墓附近的一地岗墓地，考古人员还发现了刻有“曾侯乙”、“曾少宰黄”、“曾仲基”等青铜器铭文的墓葬。这些墓葬、文物和铭文确定了春秋中后期曾国王公贵族的地位，并将曾侯乙的家族追溯到春秋时期。

早在1966年，位于湖北省荆门市京山县的苏家龙在修建运河时就发现了一批青铜器，包括九鼎七龟、鼎、壶等器物，上面刻有“曾侯仲子之父”、“曾钟之父”等铭文，时间可追溯到两周前。这是最早发现的曾国王侯墓器物，也是文献记载的“九鼎”的首次考古发现。2014年以来，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对苏家龙墓地进行了系统发掘，清理墓葬100余座，确认为曾国春秋早期的高级墓葬群。79号墓出土的多件青铜器上有筘、壶等铭文，表明墓主人为“曾伯邦”。88号墓主人为女性，墓中有两个与79号墓形制相同、铭文相同的铜壶，同时墓中的杯、鼎等器物上有“夫人”等铭文，推测为曾伯坦柯夫人。

位于湖北省枣阳市吴店镇东赵湖村，早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发现了有铭文的青铜器，其中一件是铭文为“曾侯乙白”的青铜戈。2002年和2014-2015年，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先后进行了清理和发掘，表明这也是一座两周龄的曾国公墓地，有诸侯级墓葬。一件出土的铜钹上有18个字的铭文，解读为“曾勃铸钹，以民为刑，非历刑，以民为政”。霰是权力的象征，青铜霰上的铭文显示其主人“曾伯贞”可能是两周前曾国的君主。

2010年底，随州市西河镇姜寨村农民在改造农田时，发现了一批青铜器。2011年，叶家山古墓经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清理后被发现。经过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的陶器、青铜器、漆木器、玉器等文物，应该是西周早期的墓葬。很多墓葬出土的青铜器上都可以看到“曾侯”和“曾侯鉴”的铭文，比曾侯乙早500年的曾侯。其中一座墓葬还有象征王权的龙头铜钹，可见是君主级别的墓葬。另一座墓出土的青铜器上有“曾为宝尊夷”的铭文，推测是西周初年曾的又一座墓。

此外，2018年10月至2019年，考古人员在随州枣林发掘清理了54座曾国墓葬、3个坑、1000多件青铜器。枣树林墓地有两座墓，一座是曾厚宝和曾厚宝夫人墓，另一座是曾公秋和曾夫人墓。这些发现为科学的发展增添了重要的一笔

至此，从叶家山到枣树林，从郭家庙、苏家龙到一地岗、擂鼓墩，经过考古学家的努力，一部曾的历史基本构建完毕，这在传世史料中几乎是空白。秦方说，除了西周中晚期，各个关键历史时期的曾侯乙墓都有发掘，考古写了曾氏家族。

曾侯乙编钟第一声

考古发掘勾勒出汉水流域曾国的完整形象，青铜器和乐器是其突出亮点。曾国墓葬中出土了大量各个时期的青铜器，有丰富的音乐文物，特别是编钟，从西周早期到战国一脉相承，公元前5世纪在曾侯乙达到最高成就。

郭家庙墓地30号墓出土了一套由10个纽扣组成的编钟。它们形制统一，大小相等，音高稳定，宫调清晰，完整地呈现了征、羽、宫、商、角的“五音”宫调体系。这是目前已知的最早、最大、最成熟的旋钮钟，比曾侯乙早约300年。在郭家庙墓地出土的文物中，有最早的竖琴和鼓，还有保存完好的曲铃木架和编曲组合。

这是西周初年叶家山曾墓。墓中出土了一组保存完好的编钟，由1个编钟和4个雍钟组成。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一套完整的编钟，比曾侯乙编钟早500年，可谓是曾侯乙编钟的先声。

曾国的礼乐文物反映了中国古代礼乐文明的发展成就。西周初年，周公《礼乐制度》在改革商代法规的基础上，制定了具有宗教、政治、伦理等多重功能的礼乐制度，明确规定了王公、王公、贵族、士人等阶层的音乐悬挂制度和不同场合应演奏的钟乐曲目。

编钟配以编钟“金”和“石”组成“音乐悬挂系统”。《周礼》:“乐悬之位：宫悬，诸侯悬，大夫悬，士悬。”郭家庙墓地出土的编钟、编钟、竖琴、鼓等乐器发现，郭家庙编钟的梁、柱可以形成弯曲的尺子形状，正好与编钟构成了诸侯级的音乐悬规。曾侯乙编钟作为一种礼器，以其雄伟完美的“曲挂”姿态，与配套编钟一起三面悬挂，完整清晰地呈现了周代诸侯的“悬悬”制度，并与其他青铜礼器交织在一起，营造出一种接近现实的仪式场景。

曾侯乙编钟“一钟两音”令世人惊叹。而叶家山西周初年曾侯墓中发现的编钟，有边鼓声的识别标志。通过测音，5个编钟共有10个音高，形成6个音系，是迄今为止出土数量最多的西周早期双音编钟。可以说，曾侯乙编钟是中国古代几千年礼乐文化积淀的结果，是曾国几百年传承的结果。

《曾岁之谜》

追溯历史，西周灭商朝后，姬姓宗亲和姬姓亲戚分封各地，建立诸侯国。按照传统，周初诸侯国很多，但长江流域和江汉地区没有强国，只有汉水流域封了一些姓姬的小国。楚国也是周峰的一个小国，它最初的位置是汉水以西。

考古发现的曾国位于汉水以东。目前发现了曾国最早的墓地——叶家山西周墓。学者们认为它属于周文化的体系，墓地的布局、随葬品的组合和形制特征都具有典型的周文化特征。曾国应该是周初的诸侯国。

2012年随州文峰塔发现曾编钟上有一段很长的铭文。看完，上面写着：“伯宜庸，左右文武。凭殷之命，定天下，王遣南公扎营埋土，王庇护，面向江夏。”根据这些文字，研究者认为曾的第一个君主是“卜式”。卜式，南宫士，西周初年著名的圣人，周文王和周武王的重臣。南宫为周文王和周武王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被命名为“南宫”。它南下建都，是为了安抚怀一，面向江夏，担负起经营长江中下游的重任。后来的曾巩寻编钟、添编钟铭文也可以证明曾国的始祖是“卜式”。叶家山曾侯乙墓上有“你凶考南包公尊义”的铭文，可能是墓主人曾侯乙为其父南公所写。

由于曾国是周的封建国家，其文化自然源于中原文化，所以西周初期的叶家山墓葬保留了典型的中原文化特征。但在西周晚期和春秋初期，曾墓中的文化元素更加多样，尤其是与楚的联系。苏家龙墓地出土文物上的“谭可夫人”铭文反映了曾国与楚国的关系。密是楚国的国姓，是楚国与曾的姻亲，证明曾与楚国有姻亲关系。

这个时候的曾国应该是一个军事实力很强的诸侯。在郭家庙墓地的曹门湾墓区，发现了一个长32.7米、有28辆车的随葬车坑，是春秋初期诸侯国中最大的车坑，显示了曾国强大的军事实力。

“韩栋的土地正在增长。”据史书记载，周初，隋是南方姬姓国家中最大的诸侯。然而，考古发掘很少发现“隋”墓和文物。于是学术界提出了“曾遂之谜”的话题。著名考古学家李雪芹等人根据曾侯乙墓上的青铜器铭文，提出曾与隋可能是一家，曾即隋，隋即曾，一国两个，就像楚国有时叫荆一样。

曾侯、编钟的发掘为曾、隋提供了新的证据。据其碑文记载，周王室衰落后，曾国与楚国交好，大举进攻楚国，改楚为夷。此时，他在曾侯的帮助下，“重新建立了楚王”。此碑文与《史记》“楚昭王随其跑”的历史相吻合。从0755年到79000年，记载了公元前506年，吴王攻克楚国，攻破郢都，王随其逃亡，在隋的帮助下，恢复了国家，回到郢都。

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曾侯乙死后，楚惠王专门做了一口纪念钟，因为的始祖曾侯和曾经救过楚惠王的始祖对楚国很好。曾侯乙的编钟是最大的，也是最特别的。上面的铭文表明，楚惠王张雄得知曾侯乙去世的消息，专门铸造了它供曾侯乙永远享用。

2012年，考古人员在文峰塔发现一尊青铜葛，上面刻有“与伟大的司马嘉佑同行”。这是考古发掘首次发现带有“隋”标志的铭文，为“隋”与“曾”的融合提供了出土实物证据。

2019年枣树林墓地发掘的“易家”墓，被认为是“曾厚宝”的妻子。墓中出土的编钟上有“王楚入墓伴贾”的铭文，与湖北省博物馆此前收藏的一枚“丁家鼎”上“王楚入墓伴贾”的铭文一致，表明楚贾是嫁自楚国的。这再一次证明了曾侯是和侯在一起的，曾国是和国在一起的，曾遂之谜也再一次揭开了一层面纱。

它曾经是一个封建诸侯国，随后，起初，或为西周王室遏制南方的蛮族国家。但是，以楚国的实力，

“叶家山揭露了曾国第一印的秘密，郭家庙说明曾国在春秋时期还是一个军事强国。夷狄刚和擂鼓墩揭开了曾隋之谜，展现了曾与楚的历史关系。”秦方说，“正是这些意想不到的考古发现，使我们能够揭开曾国尘封的秘密，与古人对话千年。”

“战略资源纽带”

曾国不仅有丰富精美的青铜器，而且考古发掘表明，曾国可能是西周早期以来重要的青铜器冶炼加工基地。西周初年叶家山墓中，出土了与他合葬的铜锭。在苏家龙遗址，考古人员还发现了与墓地同时存在的大面积冶炼遗迹。这些发现表明，曾不仅拥有大量的青铜器，而且具有冶炼和制作青铜器的能力。

考古发现最早的铜矿是江西瑞昌铜陵古矿冶遗址，最晚开采于商代中期。在两周的时间里，湖北大冶铜绿山古矿冶遗址、阳新岗厦村遗址、皖南铜陵、南岭古铜矿的矿冶遗址都已亮相。其中湖北大冶铜绿山遗址规模相当大，开采时期从西周早期一直持续到西汉。由此可见，在商周时期，长江中游从鄂东到皖南有一条非常重要的铜矿开采和冶炼带。这条铜矿资源带是沿着长江铺设的，它的诞生是因为资源禀赋，或许也是因为长江、汉水等交通要道。

商周时期，铜是生产武器、礼器和贵族家用电器的主要资源，也是各国争夺的重要战略资源。武汉盘龙城遗址是一处重要的商代城址，有着独特而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商朝在这里设置如此重要的控制力量，很可能是为了控制长江中游的铜矿资源。

2021年1月，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武汉市黄陂区芦台山果园嘴遗址发现一处商代晚期的铜铸遗址。仅用于铸铜的人工平台面积就达1000多平方米，是迄今为止长江流域最大的铸铜遗址。通过对其铜矿石的检测分析，其原料可能来自鄂东铜绿山。这一发现发现了新的证据，证明早在商代，长江中游的铜工业已经从开采、冶炼发展到铸造和运输。

可以猜测，长江中游古代矿山生产的铜原料由长江运输，集中到盘龙城、果园嘴等“冶炼铸造基地”进行加工，再由水路或陆路运往中原及北方地区。商朝在周朝灭亡后，需要继续加强对华南铜矿资源的控制，保证资源的顺利供应。从曾国出土青铜器的规模和工艺来看，应该有稳定可靠的铜资源供应和发达的青铜冶炼加工业。

历史地理上有“绥枣走廊”之说，即汉水以东，湖北枣阳至随州一带，自古以来就是重要的军事交通大动脉，是扼制江淮和韩栋苗族的战略要塞。有学者认为，曾国作为周王室的属国，是中原地区铜战略资源供应安全的守护者。据秦方介绍，曾伯邦铜壶出土于苏家龙墓地，铭文与中国国家博物馆传世的曾伯邦铭文一致。据传世的曾博碑文记载，曾博说“愿征伐蛮夷，抑扬泛滥，兼而卑之，是青铜之道”。西周时期

楚国控制了铜矿的生产和加工，但仍然需要中原和北方的广阔市场。为了积累财富，有必要向周王室和诸侯国出售铜矿和铜制品。曾国可能是楚国向中原输送铜矿资源的“中间人”。即使在战国中期，曾国在楚国一方仍然保持着丰富繁荣的发展，尤其是在青铜技术和礼乐文化方面。而楚国则因为控制了长江流域的铜矿资源和“金路锡行”交通要道，得以“问鼎中原”，成为春秋五霸之一、战国七雄之一。楚庄王问鼎中原，吹嘘“楚国之钩足以九鼎”，既是一种大摇大摆，也是对以铜为重要战略资源的楚国军事经济实力的高度自信。

可见，在那个中原文化和楚文化都光芒四射的时代，曾国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它不仅是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经济资源流通和交换的枢纽，也是长江中游地区和中原地区文化融合的重要纽带，在中华文明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具有特殊地位。(记者皮曙初)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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