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对永乐藏北的考察

一.从《洪武南藏》到《永乐北藏》

我于1992年秋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攻读印度哲学博士学位，导师是黄新川教授。我父亲龙辉在北京有很多学术朋友。学习结束后，我经常去看望他们，向他们学习。1993年秋，北京大学图书馆系教授、著名敦煌学专家白教授把我叫到琉璃厂街的中国书店。原来书店想投稿给四川省图书馆收藏的《洪武南藏》的印刷，白老让我回四川调查。我去了四川省图书馆，找到了彭邦明先生。因为《洪武南藏》是镇馆之宝，不容易给别人看。彭老师拿出若干本书，拍了几张照片，做了一个书影。我简单写了个报告，交给白老。就这样和《洪武南藏》结成了缘分。

这时，我收到了哈佛大学世界宗教研究中心的沙利文教授的一封信，告诉我去哈佛大学的路。擅长校勘的王启立老师介绍了他的儿子——普林斯顿大学《东亚图书馆学刊》主编甄平博士。镇平建议我拿出一个像样的课题在哈佛做研究，我也想把我《东亚图书馆学刊》的论文推荐给《洪武南藏》，因为《洪武南藏》是本不可多得的书，这符合期刊的宗旨。这坚定了我的信心。

1994年夏天，我获得了洛桑大学的伊拉斯谟奖学金，去瑞士学习梵语。我想理解教授用法语讲解的古印度语梵语，这是我一生中最难的学习。一年后，Broncos教授非常高兴终于能够用法语分析《摩奴法论》段和《摩诃婆罗多》段。这对我现在学习藏经还是有帮助的。

1995年7月，我回北京看望黄先生，并回四川看望家人。我决定做《洪武南藏》的研究。于是，我去了重庆县街子乡拜访邓宽大师。9月份开始写博士论文。11月的一天午饭后，我在四川师范大学的书店里找到了邓的《传统佛教与中国近代化》，里面引用了华西大学太虚大师(1889-1948)给的一段话：“中国需要基督教，欧美需要佛教。”我很兴奋。我找到了去哈佛大学的话题！

2月，我写的《洪武南藏》调查报告(中文稿)因为用了简化字，被某学术期刊退回。《东亚图书馆学刊》的编辑也来信说不打算发表我《洪武南藏》的英文稿。3月底，沙利文教授发来一条短信，意思是去哈佛的希望很渺茫。我并不气馁。我觉得我这辈子的使命基本就是去证伪。

1996年6月中旬，博士论文通过答辩。庆祝会期间，一位老乡宁强从哈佛打来电话，代表沙利文教授邀请我去哈佛大学。几天后，我收到了官方邀请，并获得了“senion fellowship ”,去哈佛世界宗教研究中心做一个学期的研究。一切都很顺利。10月4日，我来到波士顿。

世界宗教研究中心的要求是每个学者要写20-30页的论文，在中心演讲，互相交流。我先借了很多书到我房间，每天试着写一页。同时，寻求朋友的支持。镇平来信说，《东亚图书馆学刊》的编辑詹姆斯索伦埃德格伦(James Soren Edgren)很遗憾地退了我的稿子，但他一时联系不上我。碰巧索伦要去哈佛演讲，建议我去拜访他。瑞典人索伦曾师从马悦然，他谈到了中国珍贵的古籍。他想让我在普林斯顿大学讲《洪武南藏》和《碛砂藏》，因为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有一套《碛砂藏》，《洪武南藏》是《碛砂藏》的复制品，所以《洪武南藏》的学习离不开《碛砂藏》。

我还拜访了“宗教对话”的倡导者之一，波士顿大学宗教系的约翰伯思龙教授。他看了我的《太虚法师与基督教的对话》，觉得很原创，解决了一个他们想探索多年的问题。12月9日，我在世界宗教中心用英语做了“中国佛教领袖太虚大师与基督教的对话”的演讲。白教授来参加研讨会。

在我到达哈佛的第二天，我拜访了哈佛燕京图书馆馆长吴教授。吴老师很想家，所以我们用四川话交谈。他马上让燕京图书馆的工作人员教我如何用电脑查找哈佛大学图书馆的书籍和出版物。希望在学者梦寐以求的大学里延长学习期限。吴主任建议我找燕京学社主任杜维明教授。杜老师听了我的研究后，让我去拿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卓新平教授和语言所周磊博士的推荐信。12月16日，燕京学社在傅高义老师家举行圣诞招待会，欢迎来访的中国学者。杜老师的秘书苏珊小姐告诉我燕京社给了我一笔奖学金。

1997年春夏之交，我联系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系主任路易斯兰卡斯特教授。编有《高丽藏经目录》，是研究欧美佛教大藏经的专家。他在中国社科院亚太所拜访黄新川教授和方广昌老师，我当时是翻译。我希望在他的指导下继续学习佛教大藏经。7月，他以国际访问学者的身份从伯克利寄来了IAP 66表格，这样我就可以在美国继续研究大藏经了。

我决定在北美打破世界。经兰卡斯特教授介绍，1997年至1999年，我和家人住在洛杉矶东郊的西来大学。我在学校上一些佛教课程。在兰卡斯特教授的推荐下，我给加拿大的一些教授写了信，比如麦吉尔大学的罗宾耶茨(叶珊，他参与了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写作)，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宗教系的丹尼尔奥弗迈尔(欧大年)，卡尔加里大学的巴尔博。巴伯教授让我去他们系代课。1999年圣诞节前，我来到加拿大阿尔伯塔省的卡尔加里。

2000年我发表了三篇论文，一篇发表于《东亚图书馆学刊》，一篇发表于《谈佛教善本明〈洪武南藏〉》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另一篇发表于《佛教基督教对话》。这三篇论文为我申请美国特殊人才(也就是绿卡)奠定了基础。

2001年是我人生中最艰难的一年。没有阶级合同，2月份开始领失业救济金。幸运的是，在4月份，我们收到了来自美国的文件，批准了我们在美国永久居留的申请。第二年春天，卡尔加里大学给了我一份三门课程的合同，我可以继续生活了。由于兰卡斯特教授和古鲁格教授在西来大学的地位，2002年暑假，我收到了西来大学校长陈乃琛博士的来信，邀请我到西来大学任教，担任古鲁格教授的助理。接下来的六年主要是为了稻米，美国经济形势低迷。2008年，我去克莱蒙大学听了普林斯顿大学的泰石闻教授的讲座。他建议我向普林斯顿大学申请奖学金，继续我对《大藏经》的研究。但是第二年我申请成功了。这笔奖学金，共计2400美元，足够我做一个月的研究。

我本来希望做《太虚法师与基督教的对话》的研究。普林斯顿大学东亚图书馆善本部主任马丁博士说，研究过《西来人间佛教学刊》的学者太多了，比如胡适、唐等。他想让我学习《论太虚法师的人间佛教与星云法师的人间佛教》。他们有一套不完整的《碛砂藏》，在图书馆保存了70多年。

以上轶事并非作者私事流水账，意在说明北美佛教界对《碛砂藏》价值的确认，以及研究者应做的准备。

二、《永乐北藏》调查

(1)2009年调查

2009年6月底，我开始了对《永乐北藏》的调查研究。

第一天查《永乐北藏》，就被宏大的气势深深震撼了。比《永乐北藏》高2 cm，字体更大，每页5行，《永乐北藏》每页6行。第一天看到母亲的印章：“慈圣轩苏太后之宝”，盖在圣旨后面。我几乎每天都给在成都的父亲打电话，得到他的帮助。比如《永乐北藏》的前300卷，后面有马旭万伟的题词和印章，父亲让我查《碛砂藏》和《碛砂藏》的相关资料，等等。《永乐北藏》年看到明代大学士赵夫人捐资抄补《明史》题词，得知浙江图书馆《明实录》是赵上大学后赠的。普林斯顿大学有电子版《碛砂藏》，查起来很方便。可惜在普林斯顿大学的时间太短了。

我每天都带着相机和电脑去图书馆，拍很多照片，收集很多资料。最后一天工作到11点半。10点40分左右，我发现一个碑文：“康熙期待在仲冬的新海中读此大般若经，金台的萨摩亚人决心已定。”和尚敢在皇家大藏经上题字，这在明朝是不可想象的。此铭文显示，此套《碛砂藏》于1671年流出宫廷。我向马丁报告了这个发现，马丁对我的发现很满意。

2010年的调查

我最初写了一篇关于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收藏《永乐北藏》的论文，并参加了在Xi安举行的“玄奘大师国际研讨会”。本次会议的发起人之一是西北大学佛学研究所的李炼教授。他说陕西汉中洋县志国寺有一套《明实录》。欢迎来陕西调研。会后我去重庆图书馆查了《永乐北藏》。《永乐北藏》记载了《永乐北藏》在各地的藏书量，包括重庆图书馆。我请珍本室主任袁家鸿女士等人搬出第一封和最后一封，发现与普林斯顿大学的藏书大相径庭：织锦不同，没有李太后的印章，明神宗的甲骨文没有龙纹，记载着“康熙四十五年三月十八日重修”的铭文，连目录和信号都不一样。从目录中可以看出，这套大藏经是《永乐北藏》和清《中国古籍善本目录》的混合体。最后一卷有《永乐北藏》和很长的题字。常识是印刷本没有太大区别。但是重庆之行让我看到了印刷品的另一面：好像每套大藏经都不一样？由于我只看了两套印本，所以很难得出明确的结论。

2010年6月4日，应西南民族大学蔡华博士的邀请，他做了一场《永乐北藏》的讲座。其间，有藏族同学提到我照片中的藏语，告诉我《大藏经》中的藏语除了有“开光”的意思外，还有“功德无量，广为流传”的意思。讲座和交流也给了我学习的机会。

(3)2011年调查

次年去陕西洋县，查了《龙藏》。这也是明神宗的母亲李太后给的。可惜不全，堆在仓库的柜子里，没有编目，也没有任何顺序。过了三天，我找到了几个铭文，但没有找到李太后的印章。两年后，李莲教授组织了一个团队到洋县博物馆，他们对作品进行了编目。在工作结束时，他们发现了李太后的印章：“慈圣文轩苏皇后宝”。我对比了普林顿大学《大清三藏圣教目录》的照片，发现不是同一个印章。博物馆负责人赠送了志国寺甲骨文碑拓片，解决了公元0755年至79000年朝廷给各大寺庙立碑的问题。这个问题在《永乐北藏》得到了证实。中国许多寺院至今还保存着明英宗和明神宗赠送的《永乐北藏》年的甲骨文。《永乐北藏》在洋县，有一个徐神女捐赠的五个经典碑文的纪念牌。后来我用这个碑文和芝加哥大学《永乐北藏》号捐款人纪念牌上李的碑文比对，得知宫廷仕女也捐款刷佛经。后来发现宦官也捐钱印大藏经，甚至老百姓也捐钱印大藏经，于是发现了更多的问题，找到了问题研究的方向。

今年，我向西来大学中国佛教研究中心递交了申请，希望明年能再次参观国内收藏《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拓本汇编》的图书馆和寺院。2011年，我参加了三次国际学术研讨会，其中两次涉及《大藏经》的研究。一个是3月27日在美国亚利桑那大学图森分校举行的首届中国佛教大藏经大会，另一个是6月20日至25日在台湾省达摩鼓山举行的国际佛教研究会第16届会员大会。我向两个会议提交了《永乐北藏》两个不同的研究成果。

3月，父亲病重，我回到成都。父亲给我讲了康有为为吴50大寿写的对联，临终时背诵辛弃疾的《永乐北藏》。他没有留下遗嘱，而是把精神留给了诗歌的崇高境界。3月24日，我回到了洛杉矶。父亲4月1日去世，让我失去了学业依赖，就像一个“学术孤儿”。后来，甄平安安慰我说，我们要振作起来，实现学术独立。那天我含着眼泪飞往夏威夷，参加美国亚洲协会年会。会上马丁博士告诉我，芝加哥大学最近发现了一套《永乐北藏》，非常完整。他建议我联系芝加哥大学东亚图书馆馆长朱元先生。5月中旬，西来大学举行毕业典礼。没想到，教务长为了表彰我多年来坚持不懈的科研努力，颁发了这个奖项。我比较孤傲，在国内没有任何学校拿过奖。如果我父亲知道这个消息，他会多么高兴啊！

芝加哥大学的《永乐北藏》和普林斯顿大学的《永乐北藏》有异同。智达的保存的非常好，有些信封面是原装的。明神宗的诏书和李太后的印章没有找到。信套的设计类似于藏经书的封面或封底，大概都是用同样的织锦。我注意到，在志达大学的藏书中，几乎每一本书都贴了一张纸，上面写着《大唐三藏经》。纸下隐约能看到经典的名字，很明显是被有意遮住的，极少数例外，就是修理工“误”把纸贴在了背面，所以偶尔能看到经典的名字。在第一卷的御牌上，还贴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清乾隆三年三月十五”。大概是主人花了相当大的精力抹去了前朝的记录。此时《念奴娇》已经刻好，风靡全球。为了让这部大藏经看起来像《永乐北藏》，修理工想尽办法把《永乐北藏》之后的一部分书拆分成两卷，凑成700多个字母，试图营造出类似《永乐北藏》的724个字母的印象。我猜这就是乾隆年间文字狱的恐怖，让僧人不得不采取权宜之计保护明版大藏经。

国际佛教研究会第十六届会员大会于6月18日至25日在台湾省达摩鼓山举行。在会上遇到了我的梵文老师布朗科斯特教授。我们十多年没见了。教授已经退休了。他特地来听我演讲，鼓励我研究。也许老师可以给学生及格分数。会后回到成都，看望母亲，在父亲墓前默默许愿，继承父亲的佛学研究事业。

我联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的黄先生和国家图书馆善本总部的李吉宁先生。在他们的帮助下，我第一次拜访了房山云居寺的老师，他带我去云居寺博物馆观看了《乾隆大藏经》，里面记录了陆太监的捐赠。然后去天津图书馆查了《乾隆藏经》，让他们出示了几卷《永乐北藏》。这些照片为我准备第17届国际佛教协会大会的论文提供了最重要的信息。山东图书馆善本部杜女士展示了山东图书馆收藏的《乾隆大藏经》，他们还编制了目录，记录了丢失的信息。我以后会做一个《永乐北藏》的联合目录，可以放进去。可惜山东图书馆对这套《永乐北藏》的来历没有记载。另一个特点是，印出来的纸有“御纸”的印章。夏念还帮我联系了袁志大师，让我去广济寺中国佛教协会图书馆咨询《永乐南藏》。这个集合是完整的。明神宗的甲骨文给了北京护国寺，上面有李太后的印章，和洋县博物馆、甘肃武威博物馆收藏的《永乐北藏》的印章一样。此外，我还找到了“广云之宝”的印章。夏念告诉我，广化寺也有一套《永乐北藏》。从扉页上的图片来看，这套《永乐北藏》应该和重庆图书馆《永乐北藏》的藏书差不多。千字文“天地黄轩”改为“天地黄原”，明显是清朝康熙年间印制的。为了避免康熙皇帝的名字“叶璇”的禁忌，“玄”字改为“元”。李吉宁老师还安排我去北京市大兴县北京市文化局下属的北京邦普制版印刷有限公司参观了《永乐北藏》经典和印刷《永乐北藏》的车间，让我增长了不少见识。

九华山花城寺保存着一套《永乐北藏》和明神宗的甲骨文。但小和尚始终拒绝展示“宝藏”。最后为了送我走，给我看了两份《永乐北藏》，让我看了10分钟。我拍了照片。后来去了花城寺博物馆，看到了明神圣旨的复制品，上面有“广云之宝”的印章。

最后，我来到了南京。《龙藏》和《龙藏》都是Hoonji刻的。我参观了弘基遗址和杨仁山居士创办的“金陵精雕馆”。

2011年是学术大丰收的一年。我意识到《永乐北藏》每套大概都一样。“同”是指印本，“异”是指包装、纸张、信封面、封面画、织锦、题字等。这些都是值得研究的。我觉得其他幸存的大藏经也有类似的情况。

2012年的调查

2012年，我继续调查幸存的《永乐北藏》。第一站，我拜访了兰州大学的杜斗成教授。他让他的学生江涛陪我去张掖查《洪武南藏》。大佛寺博物馆馆长郑坤先生安排负责《永乐南藏》的王康先生与我们进行了讨论和咨询。他还告诉我们，武威博物馆也有一套《永乐北藏》，不为世人所知，拍出了十几张非常精美的照片。武威博物馆馆长梁女士也是杜教授的学生，所以我和也看到了那些平时不对外开放的珍品。这一套《永乐北藏》大概是送给当地最有名的鸠摩罗什庙。我只是翻了翻，发现了明神宗神谕和李太后国玺。因为藏经受潮汐影响，打不开，拍不到，但终于看到了。武威保留了明英宗的原始甲骨文。虽然没看到，但是王老师给了我一张水印清晰的照片。真是意外之财。

在北京，我拜访了故宫博物院图书馆的翁连喜先生。翁老师对明清出版物了如指掌。我问他七万经典从0755到79万怎么了？翁老师回忆了记录，并为此查阅了大量资料。两个月后，他告诉我来源在《永乐北藏》上。内政大臣汪海邀请了皇帝。朝代刻有《永乐北藏》，《永乐北藏》，用了近300年。刚性板已损坏，无法使用。建议运到琉璃厂烧柴烧琉璃瓦。然后，我拜访了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党宝海教授，他曾经写过《永乐北藏》，收藏于山西隰县千佛寺。我向他请教进一步学习《永乐北藏》。还参观了北京西山第八名大北寺，从那里买了普林斯顿大学收藏的《清宫內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此外，我还在项杰寺拜访了总经理耿根龙先生。第二年，我又去了西山，住在那里，看了他们举办的中山节。

在河南新乡图书馆，查《龙藏》的藏书。它装在一个木箱里。展示的体积与之前看到的体积相似。管理员告诉我这套《永乐北藏》可能是从浚县大崴山调过来的，建议我去浚县走一趟。浚县的收获是拍摄到了石碑，上面有卢光祖(1521-1597)等人在明代补记的《永乐北藏》。卢光祖曾任浚县知府、官印检查司、考试司、官书司，是《永乐北藏》的创始人之一。我花了200元人民币买了一套文物出版社印制的文物。这本书至少可以补充《碛砂藏》的研究。

6月23日，我参加了西北大学举办的“佛教与当代文化建设”研讨会。我遇到了山西省社科院的崔正森先生，请他帮我去太原看大藏经。在山西省图书馆，善本部主任范女士向我展示了珍藏的《永乐北藏》。然后去参观了山西博物馆，那里有《永乐北藏》和《永乐南藏》的展览。在崇山寺看到经书，遇到了困难，不得不带着一丝遗憾去了隰县。1934年路过洪洞县广胜寺，《嘉兴藏》在金陵被陆沛的高足老师蒋发现的地方。息县千佛寺文物所工作人员拿出《永乐南藏》让我查。可惜光线很差，拍出来的照片基本没啥用。幸运的是，党宝海博士已经写了一篇详细的论文供参考。西咸中学以前是圣庙，放《永乐南藏》。我去参观了。

离开隰县后，我从临汾坐车去了广胜寺。广胜寺分上下殿。《崇宁藏》藏在上思。负责人谢潭老师辞掉辛苦的工作，一个人住在寺庙里，保护文物，令人肃然起敬。这次旅行让我体会到了当年蒋心喜冒着生命危险下乡拜庙取经的场景。

经由太原去上海。上海图书馆的陈先兴老师让我拍一张上图《开宝藏》的照片和一张1972年编的上图《赵城金藏》的目录。陈先生是著名目录学家顾先生的得意门生，曾编《永乐北藏》。在查找上海图书馆的目录卡片时，发现《永乐北藏》是扬州经典刻本办公室重印的。这是一本很少有人注意到的书。我让图书管理员把书调过来复印。还看到两卷《金藏》，让他们调出来复印。

下一站是杭州。浙江图书馆馆长许晓军让我查几本《永乐北藏》的藏书。据图书管理员说，每次搬出来搬进古籍善本，对善本都是有害的。的确，哲图的收藏很好看。明代大学者赵请陈皇后赠于兰溪七珍寺。赵，浙江金华兰溪人，幼时曾就读于奇真寺。1568年，隆庆以进士第三名(探花)被翰林院授予编审。现在兰溪市有“探花巷”。后官至礼部尚书、东葛大学士，入维修部，以万历二十年(1592)为记。赵对祁振寺充满了感激。为了印这个《永乐北藏》，他投入了很多钱。信封面和书皮都是用上等织锦制成的，堪比普林斯顿大学的藏品。此外，我还注意到印纸上有“御纸”的印章。好像打印《柏克莱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中文古籍善本书志》是特殊纸张。明朝宦官刘若愚所著《刻藏缘起》一书，详细记载了《明南藏》年印刷时“白纸4523张”的情况。兰溪博物馆诸葛建新馆长给我看了藏品《永乐北藏》，陪我去了奇珍医院。南方潮湿，佛经经常被蛀虫破坏。佛教寺庙在6月6日组织信徒举行晒经大会，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

我的最后一站是福建。福州涌泉寺方丈不在家，无法接待。只好去了宁德市智提山的华严寺。佛教高僧惠晶大师展示了藏品《永乐北藏》，其目录是手写的。第二天，惠晶大师让我去他的客厅看经文，那里还有些书。其中一个印着“广云之宝”的印章。此外，佛经楼内还有一块木刻板，上面刻有明神宗的神谕和“广云之宝”的印章，与其他寺院不同。

2012年的旅行终于结束了。我满载而归。正如龙门石窟研究所所长文玉成教授所说，做研究就是要勤奋，不怕苦不怕热，材料都出来了。

(5)2013年调查

我在西来寺做了几次关于《大藏经》研究的讲座。一个建筑师背景的外行对我的照片提了意见。我意识到我们不仅要收集数据，还要提高数据的质量。同时觉得有必要回普林斯顿大学查一下《永乐北藏》。

2013年，我第一次去加拿大蒙特利尔麦吉尔大学查阅古斯特图书馆的原始资料。美国海军武官吉利斯(自称“易立寿”)如何获得《酌中志》？哪个寺庙或者个人卖给他的《永乐北藏》？这一直是个谜。我发现了他写给美国特使麦克默里的信，信中说他在西山八大买了《永乐北藏》。我想在麦吉尔大学碰碰运气，看能不能找到易立寿和古斯特的通信，找到线索。我在麦吉尔大学仔细查了近两周，也没找到。但是我发现了很多葛赛德先生在中国买古医书的想法。格赛德图书馆藏有大量明清中医书籍，很多中医学者并不太了解。

6月初再次来到普林斯顿大学。这次买了新的索尼相机，感光度更好，拍照效果更好。这个阅读《永乐北藏》是从零开始的，但是由于时间原因，我只看了不到100封，大概三分之一，发现了三个铭文。据南开大学历史系何小荣教授介绍，其中一篇关于明光宗母亲的碑文尤为珍贵，因为正史中关于她的记载很少：

特此宣读。

般若功德，如意。

大明尊妃王明跪拜康泰，智慧寿增，消灾消灾，常吉。

大明皇帝长子洪福太子，宁静，国恒，身心祥和，万安幸福。

蜻蜓万历，岁于土围大元，林仲岳轩辕老师生日，与

左媛老师由衷地记住了，作为后记。

后学之，如袁之拙笔，吾教之。

这个铭文显然与明神宗有很大关系

6月下旬，我应邀去广州参加《永乐北藏》的编制会议。7月2日，我去了涌泉寺。虽然没看过大藏经，但从柜子上的刻字来看，涌泉寺的《永乐北藏》可能是清初的印本。大柜子上刻着“清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副都统王应虎被派往殿中”。然后经兰溪去了上海，重新拍了上次没拍的目录。7月10日参观了北京西山八大处灵光寺，见证了日光浴节的盛况。

三。《永乐北藏》研究计划

西来大学宗教系一直关注我的研究计划，并给予必要的支持。2013年秋，在觉次博士和宗教系主任岩村博士的支持下，我决定扩大研究课题，编了两本目录。

第一个是《碛砂藏》。本目录旨在帮助现代读者通过《永乐北藏》查阅其他版本的大藏经，尤其是新版本，如《六祖与〈坛经〉目录》、《永乐北藏》、《永乐北藏》、《永乐北藏勘检目录》、《永乐北藏》等。希望阅读任何经文的读者可以很快查到其他版本的卷号和页码，也就是给读者提供一本参考书。经文主题包括能找到的梵文、藏文、韩文经文名称，以及已经翻译的英文经文。读者是中外学者。

第二部分为《龙藏》，参考日本学者编纂的同类目录，收集世界各地现存的《高丽藏》目录，并注明存、漏、补经典情况。同时收录《中华大藏经》(中英文)的研究论文。这个目录可能需要很多年，最终会达到什么样的效果，还要看各地图书馆和寺庙的配合。我只能起到联络的作用。也征求了专家学者的意见，希望编出来的目录方便大家使用。我希望在有生之年做出这两个目录，算是我对佛教的微博贡献。

许多学者和朋友帮助了我，我对他们的感谢无以言表。我只好尽快编了一个目录，用实际行动感谢他们。我会把他们的名字列入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