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易德胜的科技考古看商代的锡料来源和金路锡线

20世纪30年代以来，随着商周青铜器的陆续出土，许多受西方学术界影响的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和地质学家开始提出商周时期铜矿石(主要是铜矿石和锡矿)的产地和来源问题。这个问题与商周文明、古代青铜文明密切相关，其意义不言而喻。但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由于我国古代矿冶遗址出土材料的缺乏，科技考古研究几乎是空白，对商代铜矿石成因的系统探讨更是凤毛麟角。考古证据的薄弱和研究方法的局限，极大地使这一问题的研究陷入低潮。近40年来，古代矿冶遗址的不断发现和科技考古的迅速发展，使学术界对商代铜矿石的起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就目前的条件而言，彻底解决商周铜矿石的来源问题并不现实。但鉴于以往学术界多从铜(铜-铅)矿或铅(铅-锌)矿的角度考虑商代青铜器异常铅的问题，本文试图改变思路，从锡-铅(锡-铅-铜)多金属矿是否含有异常铅的角度来考察商代锡矿的成因。希望这个视角能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人们对相关问题的理解。

一、研究方法综述

(1)历史文献法(历史矿产地理法)

商周清代铜矿石的来源成为一个难题，根本原因是文献记载的稀缺性。就个别相关文献(如《山海经五藏山经》)而言，也面临着材料辨析和考证的问题。商周青铜器的科学分析需要与某一地区的矿山进行对比，但到目前为止，通过考古发掘和调查发现的商周时期古矿区遗址并不多，所以人们更多地依靠传统的历史文献方法。为了推断商周矿物的可能来源，我们往往只能依靠从商周到现代的相关文献中的相关记载来说明问题。这种通过文献记载追溯或推断商周矿产来源的方法，由于涉及到矿产的历史地理变化，也可称为“历史矿产地理法”。在科学考古学发展之前，这种方法在学术界被广泛使用。如天野元之助石等人利用明清国家志、明清地方志和现代地质矿产资料推断商代铜锡矿的起源。

新中国成立以来发掘发现的一些商周时期的古采矿遗址，为我们提供了各种各样的信息，其中，也为如何更好地利用这种方法提供了有益的启示。20世纪50年代以后发现的古矿址虽然数量不多，但大多反映了一个规律，即这些古矿在秦汉以后的文献中基本上都有记载，或者在现代地质矿产调查的范围之内。这是因为古人受开采冶炼技术水平的限制，开发的大多是高品位易开采的矿山。当时，似乎已开采或枯竭的矿区总会留下埋藏位置复杂的低品位矿体。在现代条件下，许多历史时期遗留下来的矿体仍然是可开采的，因此它们将被记录在现代地质和矿产资料中。也就是说，由于古今矿产开发具有很强的历史联系和继承性，所以考察历史或现代矿山的分布情况来推断商周时期的矿产储量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当然，在使用这种方法的时候，要非常谨慎，要附加一定的条件。有些矿体在现代技术条件下可以开采，但在商周时期可能不开采。例如，那些低品位的硫化铜矿

历史文献法是一种“以今论古”的方法，自然包含着极大的主观臆测因素，因此必须寻找其他更为客观的研究方法。近年来蓬勃发展的科技考古方法，以青铜器的元素分析为重点来推断矿物物质的来源，更为客观。目前主要有铅同位素比值法和微量元素示踪法。

1.铅同位素比值法

铅同位素比值法确定矿物物质来源的方法原则上并不复杂。地球上含铅矿物(包括铅矿、铜矿或锡铅多金属矿等)中所含的铅。)一般由四种稳定同位素[204]Pb、[206]Pb、[207]Pb和[208]Pb组成，其中[204]Pb含量不随时间变化，而[206]Pb和[2008] Pb。一般来说，四种稳定同位素在不同矿物中所含铅的含量比值不同，即含铅矿物中[206]Pb/[204]Pb、[207]Pb/[204]Pb和[208]Pb/[204]Pb的比值不同，所以根据铅同位素比值的不同，地球上大多数铅的[207]Pb/[206]Pb比值大于0.8，称为“普通铅”；少量[207] Pb/[206] Pb <0.8(或[206] Pb/[204] Pb > 20.0)的铅称为“异常铅”。比如目前检测到的商代青铜器所含的铅，既有普通铅，也有异常铅。

根据上述原理，科研人员可以检测青铜器中的铅同位素比值，并与古代(或现代)铅矿(铅锡多金属矿)或铜矿(铜铅多金属矿)中的铅同位素比值进行对比。如果结论显示青铜器的铅同位素比值与某些矿山相同或接近，那么这些器物中的矿物材料可能来自这些矿山。

需要注意的是，铅同位素比值法可以用来分析判断石青的成因，它有一个重要的理论前提，即在冶炼石青、铸造和加热青铜器的过程中，铅或铜中的铅的同位素比值不会因冶炼和铸造而发生变化，即不会发生所谓的“铅同位素分馏”现象。

虽然铅同位素比值法可以成为探索铜矿成因的客观科学工具，但该方法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重叠效应”、原料的混合和重熔、青铜器铅同位素的参照等。对于这些问题，科技考古学家们想出了许多方法来解决它们，以便这种方法的研究结果能够更加准确。

2.微量元素示踪法

为了弥补铅同位素比值法的不足，国内一些学者尝试引入微量元素示踪法来研究蓝铜矿的成因。根据地球化学研究结果，矿石或矿物除了含有大量的常量元素(或主量元素)外，还含有极少量的所谓微量元素。微量元素又称微量元素或微量元素，在岩石或矿物中一般不到1%或0.1%。由于某些微量元素的地球化学性质相对稳定，可以指示矿物来源和地质构造环境的一些信息，因此常被用作示踪矿物来源的指示物。

自该方法应用以来，除了对天然铜制品、大理石、陶瓷的成功研究外，对蓝铜矿的产地溯源效果并不十分理想。一些学者对这种方法持怀疑态度。比如陈铁梅就对这种方法表示了“悲观的态度”。(11)事实上，随着分析仪器精度的提高，这种方法也在不断改进。总的来说，以铅同位素比值法为主要方法，辅以微量元素示踪法来探索成矿物质来源应该是可行的。(12)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上述两种方法的局限性，近年来，西方学术界开始考虑尝试一种更直接的方法，即像使用铅同位素比值法一样，使用铜同位素法和锡同位素法分别直接追溯铜和锡的来源。(13)这两种方法目前还处于实验阶段，但可以相信，随着铜同位素地球化学研究的深入和分析技术的提高，铜同位素方法将在矿源溯源研究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3)综合方法

所谓综合方法，就是既要运用历史文献和科技考古方法，又要用文化背景学、考古学、人文地理学(起源自然涉及空间、交通等因素)、人类学、民族学等理论综合考虑商周时期铜矿石的起源。如果A、B两地的矿种铅同位素比值与商周青铜器接近，就要搞清楚历史文献中是否有这一地区矿种的记载；如果有记载，就需要考虑这两个地方的考古文化条件和人文地理(比如交通条件)。显然，如果某地的青铜文化更加繁荣，交通条件更加优越，那么那里的矿山被作为矿物原料产地的可能性就更大。

具体来说，使用综合法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矿石产地及其附近地区(如半径200公里以内)是否有比较繁荣的青铜文化。所谓繁荣的青铜文化，一般表现在这一地区的聚落或墓葬中发现了大量的青铜器(包括具有明显地方特色的青铜器)，青铜文化持续时间长；同时可能还有冶炼遗迹(如冶炼铜渣等。)或者这一带的冶炼铸造作坊。如果有繁荣的青铜文化，这个地区矿产开发的可能性更大。第二是交通和区位，也就是人文地理的条件。如果矿源或其附近的交通、区位条件良好方便，科技考古也表明有可能开发矿源物质，那么推测矿源是有说服力的。比如粤东粤北，湖南江西都有丰富的锡资源。在商周锡矿开采和冶炼技术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根据交通和区位条件，江西和湖南比广东更容易成为锡产区。第三，合理运用人类学和民族学的理论。因为关于资源与文明、原始部落贸易与交换的理论，可能对开拓我们的视野，考察这些资源的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二是中原缺乏有开采价值的锡矿。

商朝都城王绩位于中原，所以为了考察王朝锡矿的起源，首先要把目光投向中原。(14)迄今为止，专门论述商代铜矿石起源的文章不多，单独谈锡矿起源的文章就更少了。综合起来，学者的观点有三种。

第一种观点认为蓝铜矿(包括铜锡矿)的产地应主要在中原，可称为“中原地方论”。持这一观点的学者主要有天野之介、史和。天野认为，殷墟范围内应该有铜矿和锡矿。“从留存至今的青铜制品的精湛工艺和丰富种类来看，原料的供应不可能完全依靠殷墟以外的偏远地区。”(15)凭借地质学家的学术背景，文光密切关注商代铜矿石的来源。(16)第二种观点可称为“南方理论”。这一观点以、赵、翦伯赞、佟、张世贤、金、华觉明、沈彬、廖等人为代表。(17)李记认为殷墟青铜器的原料来自南方的巫溪矿和黄河流域，这是已经调查过的事实。所以最近的供给只有南方。”(18)翦伯赞认为我国西南地区盛产铜和锡，商代铜和锡的原料可能来自这一地区。(19)张世贤认为“综合古籍和考古资料分析，很可能中原地区的铸造原料有时会采集到吴越川和云南”。(20)需要注意的是，《南方论》中的“南方”概念是比较笼统的，大致指长江流域和岭南地区。金姚政首次发现商代青铜器含有异常铅，认为滇东北可能是商代的矿产基地。(21)他的观点可以称为“西南论”。(22)在“西南说”的基础上，后来批评者认为中原地区用于青铜铸造的锡料可能主要来自云南，但也不排除其他地区，如甘肃、华南等地的可能性。(23)第三种观点是“妥协论”。如容庚等人认为殷人的铜、锡材料可以从我国南方的江淮、许褚地区输入，可能是由于朝贡与他国的易货，甚至是战争的掠夺；另一方面，他们也可能尽力在自己的领地内进行勘探和采集，以实现原料的自给自足。(24)

(一)古代文献中关于中原锡矿的记载。

先秦文献中有五处提及《山海经》年锡矿的起源，均在中山经范围内。分别是胡爱山山、龙山、庐山(锡矿记载为“白锡”)、瀛后山、和服山(锡矿记载为“红锡”)。因为中山经的大致范围是豫西、豫西南、鄂西京山一带，(25)所以《山经》年记载的锡矿产地似乎是豫西、豫西南、鄂西。

秦汉至魏晋南北朝，关于中原锡矿的记载很少。历史文献中对该地区锡矿等矿产资源较为详细和系统的记载始于隋唐，详细记载于宋代。(26)根据地质学家夏等人的研究，我们可以把隋唐、明代和清初锡矿在中原地区的分布情况总结为表1；(27)同时，我们根据宋代文献，将北宋时期中原锡矿的记载整合到表2中。不加区分，从表1和表2来看，好像中原有锡矿。石、等人认为中原地区有锡矿，其根据与两表所引文献相同。但作为地质学家，夏等人认为，表1、表2中的所谓“锡矿”基本上是“铅矿”的错误，所以在涉及中原锡矿时，总是在这些地名后面加上“]”。(30)笔者将根据现代地质矿产文献说明夏的说法基本正确，但中原某些省份的锡矿确实很少，但这些锡矿缺乏开采价值。

(二)现代地质矿产文献中关于中原锡矿的记载

民国时期地质矿产专业人员编纂的《山经》记载了河南省铁、铅、铜等金属矿的分布，但没有锡矿的记载。(31)后来《河南矿产志》又补充了新的调查资料，但仍然没有锡矿的记载。(32) 《增编河南矿产志》卷5 《河南省志》未提及锡矿石。(33) 《地质矿产志》翔实专业，认为河南锡矿资源短缺，但同时提到豫西一些地方有锡异常区，“但强度低。”(34)有学者认为豫西(如嵩县、汝阳、卢氏)可能存在一些小型锡矿。(35)

河北省锡矿很少，但可能有一些小锡矿。民国时期，有学者指出：“滦县西南李家庄尖山发现锡矿，无调查报告。”(36)现代地质矿产调查表明，河北隆化的郭家屯、阜宁香山、迁西尖山峪、平泉江沟门等地存在锡矿砂异常。(37)《河南省地质矿产志》，《河北省志》第7卷中，只提到黔西尖山峪一个锡矿。(38)根据0755 ~ 79000资料，乾安县、广平县、滦县、兴隆县可能有锡矿。(39)

《地质矿产志》《地理、地质、矿产》第一卷描述了山西铜、铅、银矿的产地甚至到每一个县，却没有提到锡矿。(40)建国后新建《全国矿产产地资料汇编(锡)》卷4 《山西经济资料》没有锡矿的记载。(41)各种证据表明，山西的锡矿也很差。(42)

根据《山西通志》卷4，《地质矿产志》，陕西省没有锡矿的记载。(43)但根据《陕西省志》引用的其他数据，旬阳县和安康可能有锡矿。(44)《地质矿产志》和《全国矿产产地资料汇编(锡)》没有提到山东锡矿床。(45)

我们再来看看今天中原地区锡矿的分布。根据《山东省志地质矿产志》，我国15个省(区)有锡矿，包括超大型(锡：40万吨以上)、大型(锡：4-40万吨)、中型(锡：0.5-4万吨)和部分小型(锡：0.5万吨-0.5)。中原五省没有锡矿，连锡矿都没有。(46)为了更仔细地考察中原的锡矿问题，笔者还特意与地质勘探专业人士交流，得出了同样的结论。(47)

通过以上考察，可以认为中原地区整体上确实是锡矿短缺的。正如夏所说，古代文献中关于中原锡矿的记载，大部分应该是铅矿的错。但是，断言古代文献中所有的相关记载都是铅矿断层，似乎是绝对的，没有说服力的。河南嵩县、汝阳县及冀北部分地区的锡矿记录也与现代地质调查相符。因此，河南省和河北省可能有少量锡矿，但这些锡矿规模小，品位低，缺乏开采价值。(48)

第三，用各种方法探索商代锡的来源。

(一)从商代青铜的异常铅来考察锡的起源。

金的商代蓝铜矿“西南说”引起了很大争议。陈光祖对近30年来中国的铅同位素考古进行了评述，认为商代青铜器的铅同位素考古需要进一步细化和深化。(49)在我看来，学术界在谈论商代异常铅和青铜器的矿物时，总是把焦点放在铜(铜-铅)矿或铅(铅-锌)矿是否含有异常铅上，这极大地限制了我们的思考。事实上，金钟耀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认为异常铅可能来自这几种矿：铅矿、含杂质铅的铜矿和含铅的锡矿。同时，他也简单提到了铅锡铜多金属矿的问题。(50)受金的启发，作者转变思路，尝试从锡铅(锡铅铜)多金属矿的角度来考察铅异常问题，(51)即从学术界从未尝试过的角度来考察商代的锡料产地。

1.从锡铅(锡铅铜)多金属矿的角度分析异常铅。

作者试图从是否为锡的角度来探讨锡材料的来源

毫无疑问，商人可以开采和冶炼锡矿。那么他们能冶炼出锡铅多金属矿吗？其实只要能冶炼氧化锡矿，冶炼氧化锡铅多金属矿是没问题的。夏至至商代早期，大甸子夏家店文化遗址出土了金属壳币和金属袋。经检测，主要成分为铅锡合金，铅含量在85%至90%之间，其余主要为锡。探测器认为，这种合金可能是由铅矿和锡矿冶炼而成。(52)锡铅多金属矿最原始的冶炼方法至今仍存在。据测试，我国西南地区的氧化锡铅矿石多为难选锡铅共生矿石，不经精选，直接装入高炉还原熔炼即可得到锡铅合金。(53)由于商代就可以冶炼锡铅多金属矿，我们认为从锡铅多金属矿的角度来调查异常铅是可行的。也就是说，由于部分锡铅多金属矿石中含有异常铅，而锡铅多金属矿石经过冶炼，铅锡合金中也含有异常铅，导致青铜器铅含量异常。

地球化学家对我国铅异常的看法值得关注。根据地球化学家朱炳权等人的研究，中国大陆以下地区最有条件成为商代异常铅和青铜器的来源，即：(1)滇东北(2)小秦岭地区(3)辽东半岛青城子地区(4)长江中下游地区(5)地外陨石等外来矿床。朱认为区域(2)、(3)、(5)的可能性较小，而区域(1)的可能性最大，他认为区域(4)的可能性也较大。(57)事实上，从锡铅多金属矿的角度，我们可以从上面列举的例子中看出，江西、湖南等地已发现部分锡多金属矿含有异常铅。因此，江西或湖南是商代异常铅青铜器的锡源也不是不可能。

事实上，根据考古发现，江西、湖南等地可能存在异常的铅矿物质。金等人测定了兴安墓出土的11件青铜器的铅同位素比值，均含有异常铅。(58)彭子程等人检测出六件新晒青铜器和一件武城青铜器铅含量异常；同时，他们还在兴安羊头的丁童范土和武城的铜坑的粘土中检测出异常铅。此外，彭子程等人还检测了一批战国至汉代的铅钡玻璃，包括湖南长沙出土的白玻璃墙。这种玻璃壁的铅同位素比值为0.7687，接近商代含异常铅的青铜器的铅同位素比值。(59)江西、湖南探测到的这些异常铅物，虽然如金所说，它们的矿物物质可能来自滇东北，但我们上面已经提到，江西或湖南有含有异常铅的锡铅多金属矿，那么为什么这些异常铅物的矿物物质不能来自这个地区呢？

2.异型铅铜器的锡铅合金可由锡铅(锡铅铜)多金属矿冶炼而成。

下面对商代、江西、盘龙城的锡、铅含量进行详细考察，看看这些异常铅铜器的锡铅合金是否有可能是由锡铅(锡铅铜)多金属矿冶炼而成。(60)我们列举了安阳和郑州商代异常铅青铜合金，如表4所示。从表4可以看出，样品1-4明显是Cu-Pb-Sn合金；锡和铅的含量相对较高；5号和6号的铅含量很低，尤其是6号青铜器，几乎是微量的。一般来说，锡多金属矿主要含锡，铅含量不固定，但会有一定程度的含铅，说明铅可能是冶炼锡铅多金属矿带来的。

我们来看看江西新干大洋洲墓地出土青铜器的合金含量和铅同位素比值。金等人检测的11件样品均为异常铅青铜器。其中，4号样品为方鼎，考古报告编号为XDM11，合金成分为：铜，71.09%；锡，12.25%；铅，7.34%。8号样品为铜扣，考古报告编号为XDM62。合金成分为：铜，84.15%；锡，4.64%；铅，4.14%。

彭子程等人对江西新干商墓和吴城遗址出土的青铜器和冶炼遗物进行了检验，发现其中有一部分是异常铅。异常铅文物和遗物的合金含量见表5。(63)

从表5可以看出，第一，青铜器的锡、铅含量并不固定，但一般锡含量高于铅。这种铅的异常现象可能是由锡铅多金属矿物引起的，如1-4号、6号青铜器。其次，36号和37号样品明显被合金原料污染，导致铅异常现象。第三，和10号样品一样，含锡量很低，几乎没有铅，和纯铜铸件差不多。对于这种现象有不同的解释。金曾经检测出一块含有异常铅的孔雀石。他认为纯紫铜器皿的异常铅现象是铜矿石中的异常铅杂质造成的。(64)笔者认为这是铸造过程中孔雀石或铜的异常铅污染造成的。因为从商代到东周，异常铅青铜器主要存在于商代，其他时期以普通铅为主，说明铜矿石中含有异常铅杂质的可能性很小。

盘龙城遗址出土的铅和青铜异常见《山东省地质矿产志》表1。(65)从表中可以看出，盘龙城的青铜器分为异常铅和普通铅，其中异常铅的锡、铅含量较高；同时，即使一个物体的铅含量很低，锡的含量仍然很高。比如编号为1822的样品由铜组成，84.3%；铅，0.33%；锡，12.1%。这种合金的情况和上面分析的商代和江西大致相同。

如果说异常铅青铜器的含锡量始终很低，甚至是微量，那么从锡铅多金属矿的角度来谈异常铅就没有意义，本文的逻辑基础也就没有了。但是从上面两个表可以看出，大部分的非正常铅铜器含锡量都很高，虽然含铅量不固定，但基本都有。因此，从锡铅多金属矿的角度来分析异常铅铜器并不勉强。同时，从兴安异铅青铜器和商代异铅青铜器的铅同位素比值来看，无论从

比率或从

，两者都比较接近。(66)

综上所述，江西、湖南不仅盛产锡铅多金属矿，而且部分锡铅多金属矿含有异常铅；同时，江西还有丰富的铀矿资源，增加了铅矿异常的可能性。这两个地区金属矿产资源的这些特点，使我们倾向于认为商代江西、湖南、盘龙城异常铅青铜器的锡料可能主要产于江西、湖南，这种矿料可能是含有异常铅的锡-铅(锡-铅-铜)多金属矿。

需要指出的是，从二里岗时期到商代末期，对异常铅矿的利用持续了近400年。(67)西周及以后很少有这种异常的铅和青铜器。这说明含有异常铅的某一种(或某些)锡铅多金属矿，经过长期开采，可能基本枯竭，然后人们转向新的矿源。根据商代武城、盘龙城、新干等地的铅同位素考古，这些地方出土的青铜器既有异常铅，也有普通铅，这意味着发育有异常铅的锡铅多金属矿，也可能发育有普通铅的锡(或锡铅多金属矿)。

当然，在中国，不仅江西、湖南有丰富的锡矿和锡多金属矿，其他地方也有，如内蒙古与东北交界地区(考古的辽西地区就在这一带)，因为它位于——大兴安岭锡矿带(或所谓的“廖燕锡矿带”)，是长江流域以北最大的锡矿带，(68) so锡矿和锡(锡、铜、铅)。考虑到林西大井铜锡多金属矿床就位于这一锡矿带内，而大井部分铜锡多金属矿床至少在东周早期就已开发利用，(69)有必要调查辽西锡多金属矿床是否含有异常铅。

根据楚等人的研究，l

为15.613/20.156 87746，放射性强，但样品不是锡多金属矿。此外，根据张欣的研究，大井锡铜多金属矿也只含有普通铅

在18.3021-18.5010的范围内，其中

在15.5207-15.7250区间，明显是普通铅。(71)一般来说，林西等辽西地区的锡多金属矿含有普通铅，所以商代异常铅青铜器的锡矿料来自辽西的可能性不大。

(2)从历史矿产地理角度考察江西、湖南锡矿。

如前所述，商代异常铅青铜器的锡矿料极有可能来自江西或湖南的一些锡铅多金属矿。然而，我认为不止如此。商代的青铜器有铅异常的，也有铅普通的。从历史文献来看，对于商代大量没有异常铅的青铜器来说，锡的主要来源也可能来自江西或湖南。(72)

首先，秦汉以前锡矿主要集中在荆州和扬州，这自然包括江西或者湖南。《中国钨锡矿矿产资源图》作为先秦时期经济地理学和区域地理学的一部有价值的著作，特别提到了荆州和扬州的“金三品”:“荆、衡阳只是荆州”，“两汉居于海中”，“爵公羽、发、齿、革只是金三品.九江纳西龟。”无论横山、荆山的具体位置有多大争议，但毫无疑问，《盘龙城出土青铜器的铅同位素比测定报告》年的荆州范围至少包括江汉平原、鄂东南和湖南部分地区，大致指长江中游。对于“扬州”，《尚书禹贡》说：“淮、海只有扬州。栗鹏是一个水库，鸟类生活在一起。三江在，而且是震荡。

丁，“爵公唯金三品”。从三江、栗鹏、震泽三个字来看，扬州的范围大致是长江下游、淮河以南、湘东。从更广的范围来看，甚至可能包括福建和粤东北。无论如何，扬州的范围至少应该包括长江下游。至于江西，显然是荆州和扬州的过渡地带。在我们看来，实际上不可能包括荆州和扬州。对于“金三品”，《禹贡》《孔子传》解释为“金银铜”；孔英达的正义：“郑玄以为‘金为三品，铜为三彩’。“应该是指铜和青铜合金的颜色。郑玄的解释是正确的。由此可见，荆、杨两国蕴藏着丰富的铜矿、锡矿等蓝晶石矿产。

大多数学者认为《禹贡》成书于战国时期，主要反映了先秦时期(包括西周)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73)《尚书》书上说：“扬州在东南.盛产黄金、锡、竹子和箭。”《周礼》年：“燕之角，荆之茎，胡之头，之，亦此材之美也。”《夏官职方氏》所说的“金”和“锡”的产地一般包括长江中下游地区，自然也包括江西和湖南。

秦汉时期的文献也记载了蓝铜矿的起源。《周礼冬官考工记》云：“江南不为用，蜀西丹青不为采。”同书《周礼》:“南、子、江、桂、金、廉、丹砂.铜铁千里，山常不合，更大。”同时，据说长沙还有锡矿。“张羽生产黄金，长沙甚至生产锡。然而，光拿走所有的紫罗兰是不够的。”(74)《史记李斯列传》所说的资源分布，应该主要是指先秦时期，尤其是战国至西汉时期。指出铜、铁等资源分布广泛，但对于锡、连等与铜合金相关的金属原料，只提到“江南”，说明这些资源的地域性很强，不像铜、铁，不能到处都放。这段话也是西汉以前唯一明确提到——的锡矿遗址长沙的资料，尤为珍贵。根据《货殖列传》的文本，虽然金额

其次，秦汉以后，关于江西、湖南锡矿的记载较多。详见夏、等人的研究。(76)事实上，即使在今天，这两个地区仍然是中国非常重要的锡矿。

(3)从考古、交通等方面看商代锡料的来源。

地质勘探表明，我国锡矿主要集中在六个省区，即云南、广西、广东、江西、湖南和内蒙古(包括考古的辽西)。那么，为什么我们认为江西或湖南是商代锡矿最有可能的来源呢？除了上面提到的原因，江西或者湖南在考古和交通条件上比云南、广东、广西、内蒙古更有优势。

首先，从考古的角度来看，与两广、云南相比，商代江西、湖南的青铜文化与商代关系密切。众所周知，江西和湖南在商代有着繁荣的考古文化。比如江西有吴城遗址和吴城青铜文化，(77)瑞昌铜陵古铜矿采冶遗址，(78)新干大洋洲墓，(79)等等。关于江西商代青铜文化和瑞昌古铜矿遗址的论述很多，这里不再赘述。再来看看湖南的商文化。湘东北早期青铜文化以岳阳铜鼓山遗址为代表，以商文化为主，与盘龙城有更直接的文化联系。(80)商代晚期，宁乡有著名的商周遗址。宁乡出土了许多商周青铜器，学术界称之为“宁乡青铜器群”。据不完全统计，湘江流域出土商代至西周青铜器约400件，其中宁乡出土近300件，宁乡附近的长沙、湘潭、株洲、益阳、岳阳等地主要发现100余件。(81)关于宁乡的商周青铜器，一般认为多为当地铸造，因此有学者认为宁乡地区很可能是殷周时期湖南及南方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82)

其次，从交通条件来说，众所周知，江西、湖南、盘龙城遗址构成了非常重要的交通枢纽。江西、湖南经过盘龙城，与郑州商城、安阳殷墟的交通无论是水路还是陆路都非常顺畅便捷。显然，在商代，由江西、湖南、盘龙城组成的交通网络对岭南与长江流域及中原王朝的交通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相比之下，滇东北考古文化与商代的交流几乎是空白，与中原的交通地位和交通条件甚至比江西、湖南还要差。

(四)商代的“金道Xi行”

前面我们考察过江西或湖南可能是商代主要的锡产地。那么，如果本文的结论能够成立，对于了解商代的历史文化又有什么意义呢？显然，如果商朝对锡材料等资源的获取是在其直接控制的“王姬”之外，或者其资源的来源是很远的，那么关于资源与商代文明的关系，无疑会有很多值得探讨的问题。比如蓝铜矿资源与战争的关系；商代如何控制和分配矿产资源及文明扩张的动力：蓝铜矿的开发和流通如何影响地区间的文化交流、城市的布局和交通；(83)商代是否有运输青铜原料的途径，即“金道锡行”，等等。限于篇幅，这里只简单提一下学术界讨论相对较多的“金路锡线”。

“金刀Xi行”一词后来出现在东周的青铜器铭文中。(84)尽管如此，笔者认为，“黄金之路和锡线”作为一种历史存在，可能很早就有了渊源。《史记》弓玄三年：“昔夏有德，远物绘，金九牧，铸鼎。”这句话隐隐约约表达了对远道而来的中原王朝“进贡”的意思，

当然，由于不同学者对商代铜矿资源来源的推断不同，也会有不同的“金道锡线”。如金、陈星灿等人对商代“金道Xi行”的论述。刘莉和陈星灿绘制了铜等资源的运输路线，没有具体论证，更多的是基于近代水运。所以他们画的“黄金路西线”路线图有很多猜想，显得有些笼统。(85)金论述的“黄金道路和锡线”很有启发性。金勾画的商代“金路锡游”有两种：一种是南路，即云南锡料等矿产沿干线到达长江中游，再经盘龙城、隋灶走廊到达商代都城；二是北路，即云南的蓝铜矿经过四川盆地，再沿陕南汉水通道通往中原。(86)

作者对商代铜矿石来源的结论与金等人的结论不同，勾勒出的“金路锡线”自然也会不同。作者的《金道Xi行》草图基于以下两点结论：一是崔剑锋等人用地球化学矢量法分析商周青铜器的铅同位素数据，指出商代青铜器的少量铜材可能来自长江中游的铜绿山和铜陵，但大量铜材仍可能来自中条山铜矿区。江西、湖南、盘龙城青铜器所需的铜材，应该来自鄂东南、铜陵一带。(87)作者倾向于崔剑锋等人的观点；其次，根据本文推测，商代的锡料可能主要来自赣北和湘中南部。具体来说，江西北部的锡矿，比如德安的锡矿，可能是商代开发的。长沙、衡阳、常宁等湘中南地区的锡矿也可能得到开发。

要想勾勒出商代的“金道西线”，还必须结合商代的一些重要考古遗址(交通节点)，由点及线连接起来。这些交通节点包括：

(1)盘龙城遗址。商代“金道Xi行”的形成，很可能是以盘龙城的建立为标志的。关于盘龙城遗址的性质和功能，有很多讨论。简而言之，盘龙城可能是从南方向商朝首都运输锡或其他资源的枢纽。从交通上看，盘龙城与湘江流域、赣江流域有很强的呼应性和关联性。

(2)吴城遗址。根据遗址地层和陶器类型，吴城文化可分为三期：第一期相当于商代二里岗上层；二期相当于殷墟早中期；第三期相当于商代末期，周代初期。(88)吴城文化的性质在学术界是有争议的。有学者认为是受商文化影响较大的地方土著文化，(89)有学者认为是商文化的地方类型，(90)甚至可能是盘龙城政权的南进。我们更喜欢后者。吴城遗址距离商代有千里之遥，但其三期文化的发展进程与商代颇为相似，并与之并行发展。(92)这种文化和商文化可以说是共进退。吴城遗址所代表的势力应该是臣服于商朝的诸侯或王国，(93)负责向商朝朝贡或交换贸易。

(3)湘江流域岳阳铜鼓山遗址和宁乡商周遗址。这些地点已在上文中概述。

(4)信阳罗山商代墓地。在武汉盘龙城到郑州商城或者殷墟安阳的交通中，从哪个区域穿过桐柏-大别山的隘口值得深思。罗山商代墓地的发掘给了我们一些启示。考古学家在罗山县东南部的芒章发现了一个大型商代墓地。据报道，埋葬时间应为商代晚期。(94)值得注意的是，墓葬中出土的青铜器大多刻有家徽铭文，大多为“Xi”。(95)莽张商代墓地不仅显示了商代的存在”在

结合关于铜矿和这些交通节点的两个结论，我们试图画出商代的“金道锡行”。商代青铜原料的运输路线可能有两条：一条是北方路线，主要提供铜材，铜材由中条山铜矿区(如垣曲地区)直接提供。因为中条山矿区离郑州或安阳很近，可能直接受商朝控制，所以这条路线不是所谓的“金路锡线”；第二条是南线，主要从南方运输锡料和少量铜料。这才是真正的商朝“金道锡行”。路线大致呈人字形。“任”字上面可以代表商朝的都城，左边代表湖南的路线，右边代表江西的路线。两条路线在武汉盘龙城交叉，然后通往中原。具体路线可能大致如下。一是江西北部德安、瑞昌等地的一些锡、铜材出口到吴城遗址；一部分是沿江，可能与鄂东南的一些铜材汇合，然后到达盘龙城一带；二是长沙、常宁等湘中南地区的锡料，沿湘江而行，经衡阳、长沙、岳阳，到达盘龙城。湖南或江西的青铜原料运到武汉盘龙城后，可能沿沁水河溯流而下，经大悟吕王城、宣化店，经大别山隘口，进入罗山地区(属于商朝的利益国)，然后一般沿现在的京广线，到达商朝都城郑州或安阳。

同时，笔者认为文献和甲骨文中所描述的武丁南征的目的可能并不是为了获取铜材，而主要是为了保证锡材(以及少量铜材)的路线畅通(即“金路锡线”)。换句话说，商朝打击荆楚等地方政治势力，很可能是因为这些势力封锁或阻碍了“金路锡线”，影响了青铜原料的运输。

四。结论

商州箐铜矿成因研究困难重重，但科技考古有力地推动了这一学科的发展。本文综合运用历史文献、科技考古和综合研究的方法，对商代青铜器中锡的来源进行了反思性的探索，并提出以下观点。

商代都城、长江中游盘龙城遗址、兴安大洋州、武城遗址、湖南宁乡等地都出土过铅含量异常的青铜器。(96)学术界通常从铜(铜铅)矿或铅(铅锌)矿的角度考虑这些青铜器的铅异常。首次转变思路，从锡铅(锡铅铜)多金属矿是否含有异常铅的角度来考虑青铜器的异常铅。结果表明，江西或湖南部分锡铅多金属矿含有异常铅；而富含锡矿的辽西(以林西大井古矿址为界)锡矿(锡多金属矿)中不含异常铅，使我们倾向于认为商代铅青铜器异常的锡矿很可能来自江西或湖南的某些铅异常的锡铅(锡铅铜)多金属矿。不仅如此，商代无异常铅的锡矿料和青铜器可能主要来自江西或湖南。除了科技考古的原因，另外两个原因也加强了我们的推测：一是根据古代文献和现代地质勘探资料，中原地区虽然有零星的小型锡矿，但缺乏具有开采价值的大型锡矿，这可能导致商朝在中原以外寻求高品位锡矿；江西或湖南盛产锡矿和锡铅(锡铅铜)多金属矿。其次，就考古文化和交通条件而言，江西和湖南无疑比同样盛产锡矿的云南、广东、广西和内蒙古具有更大的开采优势。

附：2012年6月5日发了这篇文章后，同月中旬看到了陈光祖发表在2012年第6期的文章《史记》。我的书和陈老师文章的题目差不多，只是讨论的角度和结论不同，某种意义上可以算是对陈老师观点的讨论。文章的第二部分“中原缺乏有开采价值的锡矿”，与陈文的理论最为相关，引用的文献重叠不少。《左传》相关资料是看了陈老师的文章后在修改过程中添加的，在此表示感谢。本文的核心内容和观点来源于作者2011年5月完成的博士论文。感谢两位匿名外聘审计员对文章修改提出的宝贵建议。

注意事项：

比如考古学家和地质学家赵都在前面讲过商周时期铜矿的成因。《李瑟娥纪》:0755—79000，0755—79000，第一类，第一卷，0755—79000，1933年，第73—104页；赵：《左传》和《考古》。分别见《商代锡料来源初探》，1948年88号，1950年98号。

例如，关于大冶铜绿山古矿冶遗址的发现，夏鼐指出：“我们不仅研究青铜器本身的来源.还要研究他们的原材料来源.这是中国古青铜器研究的新领域，也是中国考古学的新领域。”(夏鼐、尹：《河南省地质矿产志》，1982年第1期)在此之后，许多学者，如科学技术考古学家金、地质学家等。都非常关心石青的来源，他们的相关讨论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3)“商青铜器”不同于“商青铜器”。拙作主要探讨商代和长江中游地区青铜器的锡料来源。至于商代出土的其他青铜器(如三星堆青铜器)，可能还有其他来源，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

天野之介：《殷墟铜器五种及其相关之问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3卷，1953年。

石：《庆祝蔡元培老师六十五岁论文集》，《青铜文化来源考疑》 1955年第26版，第95-129页。

这种铅有时被称为“低比值铅”，因为[207]Pb/[206]Pb的比值一般小于0.8，比普通铅小；有时也叫“高放射性铅”，因为铅中[206]Pb、[207]Pb、[208]Pb的含量特别高。参见陈铁梅：《青铜文化来源续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27、132页。

金1984年初撰写的硕士论文《矿测近讯》是我国最早的铅同位素考古论文。在这篇论文中，金检测出商代青铜器中含有“异常铅”。(见《湖北铜绿山古铜矿》，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365-386页；这篇文章被收入他的著作：《考古学报》，合肥：中国科技大学出版社，2008年)后，随着金和彭子程的实践，我国铅同位素考古迅速发展起来。

如今，欧洲学者进行了实验，证明了“铅同位素分馏”的影响可以忽略。崔建峰通过模拟试验证明“铅同位素分馏”的影响很小，可以忽略不计。陈铁梅也认为从理论上可以忽略铅同位素的分馏效应。(参见崔剑锋、吴晓红：《殷代産業関若干問題》，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年，第24-30页；陈铁梅：《東方学報》，第129页)

9崔剑锋和吴晓红：《殷代的铸铜工艺》，第9-10页和第48-50页。

王昌燧、秦英等人在国内率先尝试用微量元素示踪方法研究商周铜矿的成因。原理、学术地位、概述见王昌燧：《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科技考古学》第2期，合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3-16页；李庆林：《晚商中原青铜的矿料来源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博士论文，2004年5月；魏国锋：《科学史论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5月；李庆林和王然：《中国铅同位素考古》，《铅同位素考古研究》，2007年第2期；古代铜的微量元素指纹：技术或起源指南？在苏珊娜M.M .杨，A.M .波拉德，R.Ixer和P .巴德编辑。古代金属，国际律师协会丛书792，牛津：考古出版社，1999年，第163-171页。

(11)陈铁梅：《科技考古学》，第139页。

(12)E.Pernicka指出，微量元素示踪法和铅同位素比值法的结合应该是更好的方法。古代铜的微量元素指纹：技术或起源指南？第163-171页。

(13)魏国锋：《铅同位素考古研究》，第一章，第五节；李乃生和李庆林：《文物产地研究发展简史——兼论科技考古与Archaeometry》，《科技考古论丛》，2008年第1期；王长明金：《古青铜器矿料来源研究》，《古代青铜器矿料来源与产地研究的新进展》，2010年第1期。

(14)本文所谓“中原”包括今天的河南、山西、陕西、河北(除特别注明外，北京、天津也包括在河北省内)和山东。

(15)天野之介：《微量元素示踪法在青铜器铜料来源研究中的应用与进展》，第231-237页。日文资料由奈良文化金融学院的余丹石崇老师提供，中文翻译由武汉大学的郑伟博士协助。谢谢你。

(16)文光：《江汉考古》，《科技考古学》，1980年5号；文光：《古代青铜器矿料来源与产地研究的新进展》，《文物产地与矿料来源研究的现状与展望》，1号，1983。

(17)李记：《东南文化》，《铜同位素分析法在考古研究中的应用探讨》外编，1型，《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赵：《殷代産業関若干問題》，《中国古代青铜与锡矿(续)》，1948年88号，1950年98号；简伯赞：《地质论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童等：《中原找锡论》，《中国地质》，4号，1984；张世贤：《殷墟铜器五种及其相关之问题》，台北：台湾省文史出版社，1991年；华觉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庆祝蔡元培老师六十五岁论文集》创刊号，1989年第1期；沈彬：《青铜文化来源考疑》，胡厚宣主编：《青铜文化来源续考》，《矿测近讯》 1985年增补；廖：《矿测近讯》，《先秦史》 2002年第2期。

(18)李记：《〈中原找锡论〉质疑》，《四川大学学报》外编，第一类，第一卷《见微知著》，第104页。

(19)简伯赞：《“玄镠”新探——兼议商周锡料的可能来源》，第187页。

(20)张世贤：《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第71页。

(21)晋《姚政》

晚商中原青铜的矿料来源研究》，《中国铅同位素考古》，第239—291页。

　　 (22)金正耀的“西南说”得到李晓岑等一些学者赞同。(参见李晓岑：《商周中原青铜器矿料来源的再研究》，《自然科学史》1993年第3期)

　　 (23)金正耀：《晚商中原青铜的锡料问题》，《自然辩证法通讯》1987年第4期。

　　 (24)容庚、张维持：《殷周青铜器通论》，《容庚学术著作全集》第9册，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22页。

　　 (25)根据徐旭生和侯仁之有关考证，中山经的大致范围为，中山首经至中次七经为晋南豫西山地；中次八经为鄂西荆山至大洪山一带山脉；中次九经为四川重庆一带山脉；中次十经、十一经大致在豫西南一带；中次十二经在湘北至赣北一带山地。(参见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增订本)，北京：科学出版社，1960年，第297—298页；侯仁之主编：《中国古代地理学简史》，北京：科学出版社，1962年，图2，第5—8页)

　　 (26)北宋是中国历史上矿冶较为发达，铜矿及锡矿等矿产地记载较为详细的时期。(参见王菱菱：《宋代矿冶业研究》，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5年)

　　 (27)夏湘蓉、李仲均、王根元：《中国古代矿业开发史》，北京：地质出版社，1980年，第71—74页表4、第142—144页表14、第165—168页表17。

　　 (28)《明一统志》卷30《南阳府》“土产”条，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472册，第760页。

　　 (29)参见王菱菱：《宋代矿冶业研究》，第2、5、6页。

　　 (30)夏湘蓉等人根据历史文献记载列出不同时期的全国矿产表，并认为中原5省的锡矿记载基本上应是铅矿之误。(表1锡矿情况参见表下注释；表2锡矿情况可对照夏湘蓉等：《中国古代矿业开发史》，第87—88、90—94页)

　　 (31)河南省地质调查所：《河南矿产志》，上海：开明印刷局，1933年，第49—59页。

　　 (32)河南省地质调查所：《增编河南矿产志》，上海：开明印刷局，1936年。

　　 (33)河南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河南省志》第5卷《地质矿产志》，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

　　 (34)河南省地质矿产厅地质矿产志编辑委员会：《河南省地质矿产志》，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92年，第764、621页。

　　 (35)王化民：《重砂测量与河南找锡》，《河南地质》1988年第1期。

　　 (36)朱行中：《河北各矿概要》，《矿冶》1933年第17期。

　　 (37)霍本淑等：《河北省砂矿图册》，北京：地质出版社，1989年，第94页。

　　 (38)河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河北省志》第7卷《地质矿产志》，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74页。

　　 (39)地质部全国地质资料局：《全国矿产产地资料汇编(锡)》(内部编印资料)，地质部全国地质资料局编印，1956年，第2—4页。

　　 (40)中共山西省委调查研究室：《山西经济资料》第1分册《地理地质矿产部分》，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58年。

　　 (41)山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山西通志》第4卷《地质矿产志》，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

　　 (42)李延祥从民国时期所编《中国通邮地方物产志》中看到阳曲、榆次、太谷、汾城有锡料输往它地进行贸易的记载，于是认为山西应有锡矿存在。(参见李延祥：《〈中国通邮地方物产志〉记载山西产锡及其意义》，《有色金属》2004年第3期)笔者对此持保留态度，该书所记载的四个地方的锡料贸易，不排除有转口贸易的可能。

　　 (43)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陕西省志》第4卷《地质矿产志》，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

　　 (44)地质部全国地质资料局：《全国矿产产地资料汇编(锡)》，第222页。

　　 (45)山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山东省志：地质矿产志》，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山东省地质矿产志》编纂委员会：《山东省地质矿产志》(内部资料)，济南：山东省地质矿产局，1992年。

　　 (46)中国地质科学院资源研究所：《中国钨锡矿矿产资源图(1∶500万)》，北京：地质出版社，2007年，“说明书”，第25—68页。

　　 (47)王科强先生根据多年研究和搜集的资料，把中国的铜矿和锡矿产地制成表，惠示笔者。他提供的表中，中原省份也没有锡矿分布。由于此表涉及一些矿产方面的内部资料，故无法列入文中。他的学术论文有《中国铜矿床成矿期划分及其时空分布特征》(《矿产与地质》2006年第6期)等。

　　 (48)从王化民《重砂测量与河南找锡》文中所给出的锡石重砂强度表看，这些锡矿品位很低，较难形成有开采价值的矿体。(参见王化民：《重砂测量与河南找锡》，《河南地质》1988年第1期)

　　 (49)陈光祖：《铅同位素来源地分析——商代铜器铸造原料来源研究评议》，“纪念殷墟发掘8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台北：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08年。该论文通过徐少华先生通信获得，谨致谢意。

　　 (50)金正耀：《论商代青铜器中的高放射成因铅》，《中国铅同位素考古》，第42页。

　　 (51)本文提到的锡铅多金属矿，往往也包含锡铅铜多金属矿。

　　 (52)赵匡华：《金属贝币与金属包套的检测报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大甸子——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与墓地发掘报告》，北京：科学出版社，1996年，“附录3”，第334页。

　　 (53)吴沧海：《低品位难选铅锡氧化矿的鼓风炉熔炼》，《有色金属》1981年第5期。

　　 (54)卢树东等：《江西彭山锡多金属矿田地质地球化学特征研究》，《中国地质》2005年第3期。

　　 (55)马振东、单光祥：《长江中下游及邻区区域铅同位素组成背景及其应用》，《地质学报》1996年第4期。

　　 (56)肖红全等：《湖南东坡矿田金船塘铋矿床铅同位素地球化学及成矿年龄》，《矿床地质》2003年第3期。

　　 (57)参见朱炳泉、常向阳：《评“商代青铜器高放射性成因铅”的发现》。(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编：《古代文明》第1卷，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年，第280—283页)另外，小秦岭地区一般是指西起兰田，东至河南灵宝，南界洛河，北界陕豫平原，基本上是华山山脉分布范围。

　　 (58)金正耀等：《新干商代大墓青铜器的铅同位素比值研究》，江西省博物馆等：《新干商代大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年，“附录6”。

　　 (59)彭子成等：《赣鄂豫地区商代青铜器和部分铜铅矿料来源的初探》，《自然科学史》1999年第3期。

　　 (60)湖南宁乡也有异常铅铜器出土，但具体数据尚未公开发表。(参见金正耀：《中国铅同位素考古》，第34页)

　　 (61)金正耀：《中国铅同位素考古》，第265—270页。

　　 (62)彭子成等：《赣鄂豫地区商代青铜器和部分铜铅矿料来源的初探》，《自然科学史》1999年第3期。

　　 (63)彭子成等：《赣鄂豫地区商代青铜器和部分铜铅矿料来源的初探》，《自然科学史》1999年第3期。

　　 (64)金正耀：《中国铅同位素考古》，第41页。

　　 (65)孙淑云等：《盘龙城出土青铜器的铅同位素比值测定报告》，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盘龙城——1963—1994年考古发掘报告》(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年，“附录3”，第545—551页。

　　 (66)三星堆遗址的异常铅铜器，虽然

基本上小于0.8，但是

Pb大多都是在21—23之间，相比之下，新干铜器和商王朝铜器在

比值上更接近。三星堆数据参见金正耀：《广汉三星堆遗物坑青铜器的化学组成和铅同位素比值研究》，《中国铅同位素考古》，第99—112页。

　　 (67)金正耀：《中国青铜文明探索：以铅同位素研究为中心》，《中国铅同位素考古》，第18—32页。

　　 (68)赵一鸣等：《中国主要金属矿床成矿规律》，北京：地质出版社，2002年，第182页。

　　 (69)辽宁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辽宁省林西县大井古铜矿1976年试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1978年第7期；王刚：《林西县大井古铜矿遗址》，《内蒙古文物考古》1994年第1期。

　　 (70)储雪蕾等：《内蒙古林西县大井铜多金属矿床的硫、碳和铅同位素及成矿物质来源》，《岩石学报》2002年第4期。

　　 (71)张信：《大井铜—锡多金属矿床地质特征及其成因》，《矿产与地质》2007年第4期。

　　 (72)廖苏平曾提出江西锡矿对于商代锡料来源的重要性，但是他没有利用科技考古方面的成果。(参见廖苏平：《试论中国青铜时代锡矿的来源》，《南方文物》2002年第2期)

　　 (73)顾颉刚：《“周公制礼”的传说和〈周官〉一书的出现》，《文史》第6辑，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张亚初、刘雨：《西周金文官制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前言”。

　　 (74)《史记》卷87《李斯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543页；卷129《货殖列传》，第3254、3268页。

　　 (75)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中国钨锡矿矿产资源图(1∶500万)》，“说明书”，第40—41页。

　　 (76)参见夏湘蓉、李仲均、王根元：《中国古代矿业开发史》，第71—74页表4、第87—88页表6、第90—94页表7和表8、第99页表9、第122—126页表12、第142—144页表14、第165—168页表17；王菱菱：《宋代矿冶业研究》，第1—26页中有关列表。

　　 (77)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吴城——1973—2002年考古发掘报告》，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年。

　　 (78)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铜岭遗址发掘队：《江西瑞昌铜岭商周矿冶遗址第一期发掘简报》，《江西文物》1990年第3期；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铜岭古铜矿遗址发现与研究》，南昌：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年。

　　 (79)江西省博物馆等：《新干商代大墓》。

　　 (80)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岳阳市郊铜鼓山商代遗址和东周墓发掘报告》，《湖南考古辑刊》第5辑，《求索》1989年增刊。

　　 (81)向桃初：《炭河里城址的发现与宁乡铜器群再研究》，《文物》2006年第8期。

　　 (82)高至喜：《湖南宁乡黄材发现商代铜器和遗址》，《考古》1963年第12期。

　　 (83)对于青铜矿料资源与城邑布局的关系，张光直的观点较有代表性。他认为，夏商周三代都城的屡屡迁徙，最大的动机之一可能是为了追求主要政治资本亦即铜矿与锡矿。(参见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二集)》，北京：三联书店，1990年，第28页)

　　 (84)《曾伯

簠》铭文云：“克狄淮夷，印燮繁汤，金道锡行。”郭沫若认为“金道锡行”是“金锡入贡或交易之路”。(参见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下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第186页)

　　 (85)刘莉、陈星灿：《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从二里头和二里岗时期的中心和边缘之间的关系谈起》，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编：《古代文明》第1卷，第90—93页。

　　 (86)金正耀：《资源与文明：安阳时期的商王国》，《中国铅同位素考古》，第59—60页。

　　 (87)崔剑锋、吴小红：《铅同位素考古研究》，第51页。

　　 (88)参见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吴城——1973—2002年考古发掘报告》。

　　 (89)李伯谦：《试论吴城文化》，《文物集刊》1981年第3辑。

　　 (90)赵峰：《清江陶文及其所反映的殷代农业和祭祀》，《考古》1976年第4期；李家和：《吴城遗址文化分析》，《南方文物》1980年第4期。

　　 (91)李昆、黄水根：《吴城与三星堆》，《南方文物》2001年第3期。

　　 (92)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商周组编著的《商周考古》一书指出：“吴城青铜礼器发现虽不多，但其早晚变化的趋势与中原地区大体相同。这些现象表明，吴城文化自早商以来一直是与商文化平行发展的。”(参见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商周组：《商周考古》，北京：文物出版社，1979年，第137页)

　　 (93)有学者认为可能是甲骨文中所说的“雀”侯。(参见李家和等：《说雀——亚雀考》，《江汉考古》1989年第1期)

　　 (94)信阳地区文管会等：《河南罗山县蟒张商代墓地第一次发掘简报》，《考古》1981年第2期；《罗山蟒张公社后李商周墓地第二次发掘简报》，《中原文物》1981年第4期；河南省信阳地区文管会等：《罗山天湖商周墓地》，《考古学报》1986年第2期。

　　 (95)前人对该族徽有多种解释，李伯谦等认为柯昌济等学者解释为“息”较合理，同时认为蟒张墓地为商代息国的贵族墓地。(参见李伯谦、郑杰祥：《后李商代墓葬族属试析》，《中原文物》1981年第4期)

　　 (96)对于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及汉中地区青铜器的异常铅矿料来源问题，限于篇幅，本文不加讨论。金正耀认为这些地方青铜器的异常铅矿料和商王朝、长江中游地区异常铅铜器的矿料一样，都可能来自滇东北地区。具体论述参见金正耀《中国铅同位素考古》中有关文章。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5期

有好的历史论文题目吗？帮您找到了以下几篇：谈谈培养高一学生辨析史料的能力1 历史文化名镇——寨市旅游开发初探 2 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历史分析3 收入分配理论的历史变迁及演进趋势 4 高学术起点,入国际主流——谈《知识产权》杂志的历史责任5 馆史研究中口述历史的几个问题6 浅谈高中历史教育在培养中学生人文素质中的作用 7 新课改下农村高中历史教学的困境及对策——对湖南省衡南县新课改的调查与反思 8 多维视野中的“身体转向”及其历史轨迹9 国家应对犯罪策略转变的历史选择——解读刑事和解的探索实践 10 我国商标评审法律制度的历史、现状与制度完善11 论历史比较法中的规律与例外 12 美国商业管制司法政策的历史发展和启示 13 苏区精神历史地位探微 14 马克思主义统战理论中国化的历史经验与当代价值 15 汤黎路 把握历史方位提升工作能力 16 论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制约因素 17 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现代化模式的历史探索18 建党九十年来党的全球化理论创新的历史进程与基本经验 19 正确评价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历史20 中国现代化与社会主义理论超越的历史分析 希望对您有帮助。

大学历史论文选题英语系写历史论文呢？还是随便可以在古代史、近现代选题的。你是不是给中国近代史纲要写作业啊？如果那样的话，估计不用写的很专业啊。那就选择人物评价好了，近现代的有争议的历史人物很多，比如：林则徐 李鸿章 孙中山 袁世凯 。先去中国知网查找相关人物研究综述，然后自己再选定方向。做基础材料积累后，成文比较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