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牧发现的一座罕见的明代砖窑 折射出苏州江南文明的独特风貌

日前，鲁木源、唐古窑遗址发掘取得重要进展。经过两个阶段、近一年的深入发掘，在明代砖窑遗址群中已出土明砖、宋代陶灯等文物70余件。新发现的“陆慕窑”、坯晒区、大型沉淀池、沿河砖道，在江南是绝无仅有的，对探索苏州文明、研究江南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据了解，该遗址是2020年由市考古研究所和南京大学组织的考古勘探队。是在芗城区元和街道元和堂两侧陆慕老街商住项目地块考古前期工作时发现的。遗址总发掘面积1618平方米，分为四个区域，其中第二区域最为丰富。第一阶段的野外发掘从2021年4月开始，历时6个月。最终确认该遗址为明代金砖窑群，涵盖48处遗迹，其中窑址12处，灰坑12处，墙址9处，井7口，路7条，沟1条，明清等文物50余处。

今年以来，市考古研究所对遗址二区进行了进一步发掘研究，发现了一座罕见的被考古学家称为“鲁木窑”的明代砖窑。据介绍，“鲁木窑”有两种窑床，是本次考古发掘发现的窑体最大、保存最好、结构最复杂的砖窑。六烟道窑体是考古史上罕见的，也是陆慕地区独有的，体现了苏州江南文明的独特风貌。此外，作为砖窑的配套设施，坯体烘干区和大型沉淀池，包括沿河运送砖等产品到码头的砖路，也于近日开挖完毕。

“这些考古新发现揭示了鲁木地区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对遗址的进一步发掘，将有助于苏州加强对明清金砖烧制技术的研究，深入挖掘江南文化的历史深度，揭示苏州作为吴文化发祥地和江南文化核心城市的文化内涵。”市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项目负责人刘芳芳告诉记者。

下一阶段，刘芳芳和他的团队将进一步找出二区埋藏的文物，并在此基础上开展多学科合作和实验室考古，希望通过技术手段还原砖窑原貌。芗城区还将加强“元和堂古窑址-陆慕古镇-御窑金砖博物馆”的整体规划，积极谋划元和堂御窑文化遗址的整体保护。目前，相关部门正在抓紧研究相关工作方案，希望以此为窗口，让人们不断提高对苏州城市精神和城市品格的认识，进一步坚定文化自信，讲好苏州故事，弘扬江南文化。(苏报融媒记者王敏月/温妮李翔/摄)

古代“一两金砖”，是什么砖？指故宫的地砖。地砖选用太湖上稀有的陶土，经过多次加工，才能生产出成品，这种地砖非常少见。

苏州御窑制砖技术的起源与发展苏州制砖历史悠久。苏州土城建于战国时期，少数城门和水关已用砖石和木材建成。公元922年(五代梁隆德二年)，岳在钱时，苏州的城墙都是砖砌的。据史书记载，建于钱的砖城高二十四尺，厚二十五尺，规模十分宏大，气势壮观。唐代苏州的砖瓦非常发达，在城乡民居建筑中广泛使用。明代苏州的工商业极为繁荣，砖瓦制造业也十分发达。当时的砖瓦业大多集中在北地墓一带。据光绪二年吴县衡山出土实物资料，公元535年(梁大同元年)地墓有砖窑，烧制仿铜雀5万只。在明朝永乐年间，明朝的创始人朱迪迁都北京建造紫禁城。在苏州香山派工匠的推荐下，明故宫专门派官员到苏州土地墓(今陆慕)监督金砖的制作。由于鲁木镇的黄泥适宜制砖，且工艺精湛，烧制精良，技艺独特，所制金砖细腻坚硬，“敲得响，破得无孔”，所以永乐皇帝给鲁木砖窑以“御窑”的称号。皇家窑砖被放置在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天安门门和定陵，定陵是北京紫禁城的明十三陵之一。这些大方的砖上还标有明永乐、郑德、庆干隆的年号，以及“苏州巡抚”的字样。官窑砖是中国烧结砖业的一朵奇葩。明清以来受到历代帝王的青睐，成为宫廷建筑的专用品。到明代嘉靖时，烧砖已进入鼎盛时期。清朝末年后，由于连年战乱，金砖的生产断断续续，销声匿迹。但长期以来，余姚村烧砖制瓦的传统代代相传。自1413年御窑烧制金砖至今已近600年。古代的金砖烧制工艺极其复杂，在明代著名的《天工开物》中有过简要描述。上世纪80年代，在失传70多年后，苏州陆墓御窑开始抢救金砖烧制工艺时，主要依靠窑家祖辈口头流传下来的经验。经过多年的努力，这项传统工艺终于“复活”了。1990年，新烧制的砖首次用于北京故宫的维修。历经600年沧桑，古老的御窑如今再度繁荣。御窑生产的1万多块砖、砖及古建筑构件，不仅用于全国各地的古建筑修复和仿古建筑工程，还远销美国、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国家及我国港澳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