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进士莫高窟研究范进士在莫高窟呆了多久？

本文为“2015海峡两岸敦煌佛教艺术文化训练营”第一讲，由长期致力于敦煌石窟考古研究的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主讲。讲座的主题是《试论莫高窟石窟分期和断代研究——以莫高窟十六国北朝石窟分期为例》。

一、考古分期的方法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留下的实物来研究古代社会历史的科学。

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实物资料和物质遗存，即古代遗迹和遗物。这是它和史学最重要的区别，史学是依靠文学来研究人类历史的。考古学和历史学都是历史科学，目的都是研究古代人类社会的历史，只是使用的材料不同，也就是研究对象不同，所以使用的方法也不同。

现代考古学以野外工作为主要获取资料的手段，因此必须以科学地层学为基础。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年代研究。整理调查、发掘所得的各种资料，最基本的一步是判断遗物、遗物的年代。有相对年龄，也有绝对年龄。相对年代是指各种遗物与遗物之间的年代关系，即孰早孰晚；绝对年龄是指他们离开现在有多少年了。

(1)相对年代学研究。

考古对遗迹和遗物的分期和断代首先明确了遗迹和遗物的相对年代。推断相对年龄通常依赖于地层学和类型学的研究。这是考古学中两种主要的年代测定方法。

1.考古地层学

考古学中的“地层学”是从地质学中引入的术语。地质学中地层学的目的是研究地球形成的历史，其数据是由各种岩石形成的一系列地层，这些岩石是由自然力的作用而形成的。考古学中的地层学旨在研究人类形成的历史，以及人类出现后，各种人类力量不断积累而形成的一系列地层(即文化层)。

【英】科林伦弗鲁和保罗巴恩斯写云《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地层学是研究地层的形成过程。——一层地层或沉积物(又称沉积物)叠加或沉积在另一层之上。从相对年代学的角度来看，其重要原理是下伏地层沉积较早，因此一套地层序列提供了一个从最早(下)到最晚(上)的相对年代顺序。

请看《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年柯林伦弗鲁和保罗巴恩斯翻译的书《真实地层的例子》图版中印度河谷(今巴基斯坦)的一个土墩或土墩遗址的横断面。

从上图我们可以看出，地层(文化层)的形成经历了一个缓慢而复杂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分层是不断变化的，每一层之间都处于一定的相互联系之中，彼此密切相关。说明地层(文化层)是有规律地一步步堆积起来的。

目前确定遗迹的相对年代离不开地层学的层次关系，因为遗迹在不同地层中的形态不同；如果遗物的上下层次关系很清楚，那么早晚遗物的相对年龄差就很清楚了。地层年代测定就是先确认文化层次的先后顺序，从而确定遗迹和遗物的相对年代。那么，如果在文化层中出土了可以确定绝对年代的遗物，就可以推断出这一层的绝对年代。

2.考古类型学

类型学是对考古资料进行科学总结和分析并进行分类的方法。很多实物的形成和变化，都需要归纳成不同的类别和类型，才能明确各自的发展顺序。这是一种研究遗物和遗迹外部形态演变顺序的方法论。

考古类型学来源于达尔文的物种进化理论。达尔文通过研究各种生物的分类方法，发现单细胞生物逐渐进化为多细胞生物，生物也在不断变异。经过漫长的过程，动物逐渐由低级进化到高级，从鱼类、两栖类、爬行类、鸟类、哺乳动物到人类。考古学家在19世纪使用的。考古类型学脱胎于生物分类方法，本质上是进化思想通过分类手段在考古学领域的体现。

纵观各国的考古类型学研究，主要用于研究器物的演变过程。人们通过比较钱币、武器、工具、容器、装饰品及其图案的演变规律，从而排出它们的序列，确定遗物与遗物之间的逻辑关系，而不是具体的时间。

这种方法的影响延伸到其他研究领域。只要人造物品具有一定的形状，就可以用类型学来探索它们的形态变化。应该说，很多研究古器物形态变化规律的学科，都不同程度地运用了类型学方法，前进了一步。

(2)绝对年龄研究。

考古不仅研究相对年代，还期望通过研究知道遗物和遗迹的绝对年代。其研究方法主要依靠文献记载和历史年代学研究。断代有两种证据：内部证据和外部证据。内证是指在调查和发掘中获得的实物资料，如碑文、墓志铭、铭文等记载人物和其他器物的实物，是确定绝对年代的可靠证据。但是这种证据的使用也要谨慎。所谓外证，是指根据书籍记载或口头传说得知一件遗物或遗物的年代。相对于内证，外证的使用更要慎重。此外，也可以使用自然科学方法，如碳14测年、树轮测年等。

莫高窟北朝石窟位置图

二、以北朝的莫高窟为例说明敦煌莫高窟规模大，洞窟多。本文所说的洞窟是指莫高窟现存隋代以前的洞窟。据对莫高窟隋代以前石窟的调查研究，共有三十六窟，其中，比较完整的有三十二窟(即第268、275、272、259、254、251、257、263、260、437、435、431、248、249、288、285、286、247、432、448窟)。但编号的洞穴有41个，其中禅洞268号洞编号为5。除了主室，其附属的小禅洞编号为267、269、270、271。附属于第272窟的两个佛教僧窟被编为第273窟。隋代以前有36个洞窟，它们的时代分别属于十六国末期、北魏、本魏和北周。早期石窟除461窟位于莫高窟北区外，其余均位于莫高窟南区中部。他们开业早，占据了南区崖壁的最佳位置，多在二楼或三楼，分段南北相邻。

隋代以前，洞窟的前室大多已经坍塌，甚至没有前室。分期断代研究，主要研究主室及其内容。隋代以前的洞穴中，只有西魏的285号洞穴和北周的428号洞穴有明确的发掘日期。由于年代洞穴太少，给洞穴分期断代带来很多困难。我们不仅要运用考古学的类型学和地层学对隋代以前洞穴的建筑形式、造像、壁画内容、壁画纹饰等进行梳理，还要以年代学洞穴为准绳，结合起来对隋代以前的洞穴进行分类，完成分期和断代，进一步研究绝对年代。

天妃285号洞穴北壁

相对时间顺序，首先要做好遗物和遗物的分类。那么，莫高窟如何分类，如何分类呢？一般来说，莫高窟的每个洞穴都可以分为四类：洞穴建筑、雕像、壁画和装饰图案。根据具有相同特征的遗物构成一类遗物的原则，莫高窟北朝石窟的窑洞建筑可分为：1。禅洞，2。圆顶洞穴，3。垂直人字石窟，4。中央方柱石窟，5。单龛方形石窟，6个。没有壁龛和雕像的石窟。彩塑可以分为：1。不同的坐佛造像，包括坐佛脚、倚佛、坐佛脚、坐佛脚；2.不同的坐菩萨造像，如坐菩萨造像、想菩萨造像，以及威逼菩萨造像、供奉菩萨造像的站姿，3。门徒。壁画人物分为：1。坐像，2尊。站立的佛像，3。菩萨雕像，4。飞天佛像，5。弟子雕像，6。男性守护神雕像和女性守护神雕像。装饰图案可分为：1。各种边界装饰图案作为建筑装饰和不同的壁画间隔；2.四壁上段的亭饰；3.洞顶人字椽间的看板装饰；第四。四壁下半部分的三角形悬挂图案装饰。保存相对较好的32个洞穴按四类分类，而破碎或改造的4个洞穴太少，无法全面分类，故不分类。

一些类型的洞穴，如中央柱洞和单龛方形洞穴，佛，菩萨，弟子，飞行人物的性质等。以及交叉脚、靠、坐、站等姿势。相对稳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可能不会有太大变化。然而，建筑物的零部件，彩色雕塑和壁画描绘的佛、菩萨、弟子、飞天、祭祀画像的形状和面孔，佛、菩萨、弟子、飞天、祭祀画像的服装，或服装的细节，如服装图案、服装下摆、服装穿着和穿着方法、装饰图案的图案等，都会不断变化。因此，对石窟的分期和年代进行分类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对遗物进行仔细的观察、辨别和比较，才能分辨出每一类的许多遗物之间的变化、区别和联系。因此，要把洞穴的相对年龄整理好，并在分类的基础上，在类别下进一步研究其细节的差异，仔细划分“型”与“型”。也就是说，莫高窟北朝石窟分期断代的研究，要以30余类为基础，再进行类型的整理。夏奈老师说“排序就是根据类型的差异程度排出一个‘序列’”。经验告诉我们，经过反复调整，有可能更准确地排出“顺序”。莫高窟有很多洞窟，每个洞窟里都有很多内容。很难通过一系列来确定这么多洞穴的相对年代。不同种类的洞穴遗迹上的平行序列越多，通过相互比较得出的相对年代的结论就越可靠。北朝洞穴年代学的研究是通过几个系列的相互比较来推断它们的相对年代。

经过类型学分类，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每个序列的变异差异。整理的目的是从每个序列中找出最关键的变化模式，即从许多洞穴的许多内容中找出最关键的变化内容，这对于推断遗物的年代、遗物的相对年代和分期都是非常重要的。

最后，分期断代要以组合为依据，即这种雕像、那种壁画和另一种纹饰的出现和变化是相同的，这样的组合才能确定为同一时期。注意，如果一个序列发生了变化，不能作为分期的标准，即使不是所有的遗迹都发生了变化(因为组合中遗迹的变化不会全部一起变化，有的可能变多，有的可能变少，有的甚至保持不变)，但只有成组变化，才能作为分期的标准。总之，我们应该根据分期来确定日期

下面，我将不全面介绍每个“序列”类型的变化、组合和分期，但以第二阶段的254号窟和第三阶段的285号窟为例，说明如何利用考古学对莫高窟北朝石窟进行分期：

西皮254窟——持莲供养菩萨

莫高窟第254窟前壁门敞窗周围的壁画保存了不同时期壁画的层叠关系。在这个洞穴敞开的窗户周围，有红色边框和白色背景上的矩形图片的痕迹。这个残迹明显是叠加在千佛原画的土红色背景上的。表面壁画是在敞开的窗户被堵住后画的。后来，被堵塞的敞开的窗户被重新打开，所以只保留了一部分地表壁画：地表壁画的上部有一个站立的菩萨和一条绿松石披肩的裙角，下部有一个穿着裤褶的男性供养者的形象。从残存的裙角、披肩的形态和颜色，以及供养者的服装和体态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些壁画残迹与西魏285窟北壁上段的七浦声明图中受威胁菩萨的裙角、披肩极为相似。它的时代应该大致相同。很明显，254号洞穴早于285号洞穴。该洞穴开窗处厚层壁画的叠置关系不仅足以证明254洞穴相对早于285洞穴，而且地层叠置的证据还可以用来证明一些与下层254洞穴壁画相似的洞穴和一些与地表285洞穴壁画相似的洞穴的相对年龄。

第285号洞穴的北壁-列表标题和年表

第285窟北壁上段有七层。第二个故事和第七个故事是用墨水写的，誓约中包括西魏285窟壁画的绝对年代，这对北朝石窟的相对断代非常重要。因此，该石窟的年代在莫高窟所有北朝石窟中是居中的，这个石窟可以作为准绳，是推断第285窟之前和之后石窟相对年代的重要证据。

第285窟说，土佛、菩萨画像的特点是：佛、菩萨的形象和面容清瘦，都穿着恭维腰带的衣服；脸上晕染两片色(就是颜色高但不低)。关梳着单环发髻或双环发髻，形象清瘦，脸上画着菩萨，胸前翘着二郎腿，穿着长裙。披肩在火焰中飘动。坐在这个洞穴的主龛里的佛像和两个受威胁的菩萨的雕像形象苗条，都穿着赞美的腰带和菩萨脚上的鞋子。

经整理，第288、249、286、247窟的佛、菩萨、弟子、天妃的形象、面相、衣着、飞行特征与第285窟相似。需要注意的是，288、249、286和247号洞穴中的上述内容仅用于与285号洞穴中的相应内容进行比较。虽然它们的内容与285窟不完全相同，但它们的主要塑像形象、衣着以及壁画佛像的细部特征、人物、衣着和图案与254窟有很大不同，但仍与285窟相似。

在排序上，254窟的特点是：佛、菩萨形象健壮，面部均为长方形；主尊倚佛所穿袈裟偏向右肩，尊菩萨上身赤裸，肩披长巾，身披长裙；壁画中，佛穿右袒及肩袈裟，菩萨服装以裙裾为主。人物面部采用西式凹凸法晕染，染鼻、染眼、染面部轮廓(即染低不染高)。飞脸和脸像菩萨一样脏污，伸腿露脚。人字椽间的望板常被绘以站立和祭祀菩萨，手持波浪状藤枝，上面有圆形莲花和金银花叶组成的装饰图案。显然，254号洞穴与285号洞穴有着不同的特征。

同样，经过整理，259、251、257、263、260窟的佛、菩萨、菩萨、天妃的形象、面相、五官与254窟相似。上面列出的五个洞穴，除了第259号洞穴，都是中央方柱的形式，第5号洞穴是佛教圣地，前面是人字形天花板，后面是平顶。壁画上部描绘的天宫季乐和人字形天花板的装饰图案也与第254窟相似。可以说他们的组合是一样的，也算是同期的。根据上述叠置关系，这组洞穴的相对时期早于285号洞穴。

另外，经过整理，437、435、431、248号窟的很多因素与254号窟相同，早于285号窟，但窟顶人字形椽子纹饰和中柱上影飞天与254号窟二期不同，但与285号窟相似，所以这四个窟应该是。基于这四个洞穴都有很多传统遗迹，毕竟有过新的因素接近285号洞穴，说明它的相对年代应该接近285号洞穴的三期，所以我们把这四个洞穴放在285号、288号、249号、286号和247号洞穴前面，作为三期的前期。

同理，对以北朝285窟为代表的三期以后的石窟进行分类整理。我们只根据上面的对比来看这十五个洞穴，可以很清楚的看出它们晚于第三期的285号洞穴，但接近隋代的洞穴特征。佛像头部较大，身体敦实，下肢略短。它穿着一件层层叠叠、折叠成方形的长袍。佛像、菩萨像面向方圆，数量丰富；受威胁菩萨的服饰仍是长裙披肩，但披肩比三、二期更丰富，有交叉、打结、腹前交叉、穿环，腰带长而下垂，裙摆重叠，褶皱方方正正；除了部分洞窟仍有“天宫”的形态外，四壁上部的天宫艺伎乐大部分都没有画出来，只是一个方瓦组成的凹凸台，身着中原汉服的艺伎乐天在天空中飞舞。以此类推，这些特征一直接近这组洞穴附近的第302洞，该洞有帝四年(584年)的年份，第305洞有帝五年(585年)的年份。

至于第268、275、272窟，位置最好，高度相同，毗邻洞窟，但洞窟形制不同而独特，单尊、佛像、菩萨，服饰单一，圆脸，飞行姿态笨拙，更多来自西域的影响，这是北朝二、三、四代及以后所没有的。然而，一些特征，如阙形方形龛、双树圆形龛、宽肩细腰的佛像和菩萨雕像、雕像衣服上浆糊条纹之间刻有阴线的衣服线、壁画人物面部和四肢的西式凹凸法、天宫越吉的圆形房屋和凹凸台等因素也与二期有关，因此被定为北朝石窟的一期。

根据一系列的分类、整理和组合工作，排出了莫高窟北朝石窟的相对年代，可分为四个时期。32个洞穴的分类、整理、组合和分期工作完成后，4个被破坏或重建的洞穴按其残存特征分别归入相应的时期。

论莫高窟北朝石窟的绝对年代。我们在对莫高窟北朝石窟进行相对年代分期时，检索和使用了莫高窟北朝石窟碑刻和年表以及敦煌遗书中的相关资料。这种直接数据是判断洞穴和分期最可靠、最重要的数据，但仅仅用这些直接数据是不够的。我们需要找到史料，这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石窟铭文和敦煌遗书，还可以补充重要史料，有助于解决建窟的历史背景。

北朝年表的结果

第一阶段的268、272和275号洞穴。相当于北凉统治敦煌的时期，即公元421年至439年。二期259、254、251、257、263、260、487、265号窟。相当于北魏中期，大约公元465年到500年。第三阶段的437、435、431和248号洞穴以及249、288、285、286、247和246号洞穴。相当于东阳王统治敦煌的时期。即北魏孝昌元年至西魏大同十一年前，即公元525年前至公元545年左右。第四期432、461、438、439、440、441、428、430、290、442、294、296、297、299、301窟，相当于西魏十一年、隋四年，即公元545年至585年，主要

20世纪70年代，敦煌文物研究所(敦煌研究所的前身)运用考古学方法对莫高窟北朝石窟分期进行研究，由当时的考古组马世昌、关先生和我共同完成，并得到导师北京大学苏白教授的悉心指导。在此之前，已有许多前人对敦煌石窟的年代作过研究，如我国的伯希和、奥登堡、苏白、石、张大千等，他们用不同的方法对莫高窟做了有益的年代学研究。这给了我们进行考古分期和断代的重要启示。

来源：敦煌研究院，原题《樊锦诗：试论莫高窟石窟分期和断代研究——以莫高窟十六国北朝石窟分期为例》

声明：本文转载目的在于传递更多信息。如来源标注有误或侵犯您的合法权益，请持权属证明联系本号，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你。

樊锦诗在敦煌工作的多年间，为当地文物保护做出了哪些贡献？首先简单介绍一下樊锦诗。范金石196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后，面对北京和上海的选择，她毅然选择了千里之外的西部小城，再也没有离开过敦煌。多年来，范金石一直致力于石窟考古研究。她运用考古类型学的方法，分阶段完成了敦煌莫高窟北朝、隋朝和初唐时期的编年工作，成为学术界公认的敦煌石窟编年成果。

如果你问她为当地文物保护做出了哪些贡献，首先，为了保护莫高窟的文物，缓解游客过多对壁画和彩塑的影响，她在2003年初开始筹建莫高窟游客服务中心。游客服务中心建成后，游客在进入洞窟前，可以通过视频图片、虚拟漫游、文物展示等方式，全面了解敦煌莫高窟的文化风貌、历史背景、洞窟构成等，进而得到专业的组织。这不仅让游客在短时间内了解到更多更详细的文化信息，也极大地缓解了游客过度集中给莫高窟保护带来的巨大压力。

其次，樊金石的另一个大胆设想是建立‘数字敦煌’，将石窟、壁画、彩塑以及所有与敦煌有关的文物处理成高智能的数字图像，同时将分散在世界各地的敦煌文献、研究成果及相关资料收集成电子文件。壁画是不可再生的文物，不能永生。这促使樊锦诗考虑使用‘数字化’来永久保存敦煌信息。

最后，她坚持改革创新，积极开展文物国际交流与合作，引进先进的保护理念和技术，建设了“数字敦煌”，开创了敦煌莫高窟开放管理的新模式，有效缓解了文物保护与旅游开放的矛盾。在全国率先实施了文物保护和保护规划建设方面的专门法规，探索了科学保护石窟的理论和方法，为保护、传承和利用世界文化遗产敦煌莫高窟的文物和主要遗址做出了突出贡献，是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敦煌的女儿——敦煌，樊锦诗，是戈壁滩上的一个小镇，但这里却坐落着中国四大石窟之一的——莫高窟。莫高窟汇集了南北朝至元代的佛教石窟和大量藏族文物。由于其独特的历史文化价值，莫高窟于198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纵观历代，敦煌莫高窟的修建凝聚了无数人的心血和汗水；在当代，许多人也为莫高窟的重新发现和保护奉献了自己的青春，其中就包括被誉为“敦煌之女”的范进士。樊锦诗出生于1938年。她在上海长大。在她小时候的记忆里，有弄堂，有卖臭豆腐的爷爷。进入大学，她选择了北京大学的考古专业，这为她日后与敦煌结缘奠定了基础。范金石第一次来到敦煌莫高窟是在1962年学校组织专业实习的时候。有一次，她需要爬到一个两层楼高的岩洞去工作。因为没有路，她只能借助10多米高的蜈蚣梯攀爬。当地的蜈蚣梯是用一根竖杆和插在两边的树枝做成的，非常简单。在蜈蚣梯子上爬上爬下，她非常害怕。然而，莫高窟的美丽常常让她忘记恐惧。1963年，范进士从北京大学毕业。她留下父亲给学校的求情信，要求换工作，毅然去了西北的敦煌莫高窟。她今年25岁。当时从北京坐火车到敦煌需要两天三夜。刚到敦煌的时候，没有电灯，没有自来水，也没有像样的卫生设施，洗头还需要洗衣粉。对于在大城市长大的樊锦诗来说，她真的体会到了生活的艰辛。范进士在敦煌，而她的爱人彭却被分配到了武汉大学。婚后，她和彭分居19年。期间虽然有很多从敦煌转学的机会，但她都放弃了。在莫高窟工作过的前辈们的敬业精神和敦煌独特的历史文化魅力早已深深吸引了她。最终，她选择了留在敦煌。她将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敦煌文物保护和石窟艺术研究服务，彭感受到了她的责任感，于是做出了放弃武大事业，和她一起在敦煌工作，共同成为文明守望者的决定。自1963年樊锦诗选择留在敦煌以来，50多年来，她一直致力于石窟考古研究，不断寻求科学保护、管理和利用敦煌文物的最佳途径。范金石完成了莫高窟北朝、隋朝、初唐时期的分期断代研究，这一研究成果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可。在她的带领下，敦煌莫高窟建成了一套完整的监测系统，实时监测每个洞窟的温度、湿度和含氧量。她花了十年时间，建成了莫高窟的数字展示系统，用数字技术将莫高窟的敦煌艺术“移动”到虚拟空间，展示给四面八方的游客。在敦煌，范进士从一个风华正茂的青年，变成了一个满头银发的老人。在敦煌，她用一生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就是宣传敦煌的历史文化价值。而这一切都源于她对理想的坚持和执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