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殷墟青铜器研究与史前考古

继往开来，开创光谱新篇章

夏家店下层文化与夏家店上层命名60周年纪念专辑

夏家店遗址(由北向南)

介绍

1960年赤峰夏家店遗址的发掘，是辽西地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考古事件。2021年恰逢夏家店下层文化和夏家店上层文化命名60周年。由中国考古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局、赤峰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和夏家店上层文化命名60周年学术研讨会”原定于10月在赤峰举行，但因疫情原因未能如期举行。本文将部分与会学者提前提交的发言整理成《夏家店下层文化和夏家店上层文化命名60周年文选》，与会议筹备组撰写的《辽西青铜时代考古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一并在此发表，希望对今后的研究有所裨益。

辽西青铜时代的考古研究

的回顾与展望

夏家店下层文化暨夏家店上层文化命名60周年学术研讨会筹备组。

两种文化的命名

大兴安岭南缘至燕山山脉东部，以西拉木伦河流域为重心的地区，考古学上称为辽西。1935年日本人发掘赤峰红山后，首次以考古报告的形式报道了这一地区的青铜时代遗存，被称为“赤峰二期文化”(《赤峰红山后》)。1959年至1960年，刘冠民老师在赤峰地区进行了调查，初步认识到这些遗存可能包含两种不同时代的文化类型。1960年春，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977年改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内蒙古工作队。在广泛调查的基础上，刘冠民老师和徐光基老师选择了王耀庙和夏家店两处遗址进行发掘和取证。药王庙遗址发掘的几条壕沟可以分层，但产出的陶器属于同一种类，多为混砂灰陶或灰棕色陶，以及质地坚硬的泥灰色陶罐、碗、雕像、壶等。夏家店遗址的情况比较复杂。在四个发掘区域中，虽然每个区域的堆积程度不同，但上层仅是砂质的红陶罐、壶、碗、卵、卵、豆，质地疏松，或者这类陶器与王耀庙等陶器合拍，底层仅是王耀庙等陶器。

至此，通过对两处遗址的小规模试掘，从曾经的“赤峰二次文化”中鉴定出两种不同年代的文物。夏家店遗址上层出土青铜器，下层发现铜屑。1961年出版了《内蒙古赤峰药王庙、夏家店遗址试掘简报》，这两类遗存分别命名为“夏家店下层文化”和“夏家店上层文化”。

南山根工地挖掘机(后排左1刘冠民，后排右3徐光基，前排右1赵鑫)

1961年至1963年，考古研究所内蒙古队先后发掘了宁城南山根、赤峰蜘蛛山、西水泉遗址(《考古学报》 1975；1979年2期；1982年第2期)，进一步揭示了夏家店下层文化晚于红山文化与夏家店上层文化早于战国的年代关系。

夏家店下层文化陶器(左上左下：王耀庙；右下：夏家店；其余：南山根)

1964年，徐光基等人沿银河-迎金河流域进行了调查，发掘了新店、西山根遗址，确认了21处夏家店下层文化的石城遗址，刷新了学术界对辽西3000多年前社会发展水平的认识(《中国考古学研究》 1986)。

夏家店上层文化陶器(右上：南山根；其余：夏家店)

宁城南山根M101夏家店上层文化石墓出土了一批高规格的青铜器(《考古学报》，1973年第2号),已被发掘

20世纪七八十年代，辽西考古有了新的突破：林西大井夏家店上层文化矿冶遗址的发掘(《文物资料丛刊（7）》)，凌源、喀左等地多处商周时期青铜“坑”的发掘，克什克腾旗天宝通河套村敖包山下巨大的立石遗存，以及出土的青铜器(0755-)。翁牛特旗头排子敖包山前发现若干青铜容器(《探索古辽西》二号)的发现与发掘，宁城小黑石沟(《考古》三号)、习字北山嘴(《内蒙古文物考古》)夏家店上层文化贵族墓葬的发现与发掘，翁牛特旗大堡子青铜匕首墓(《内蒙古文物考古》)的发现建平水泉(《文物资料丛刊（8）》 1986年2号)和凌源三官店子城子山(《文物》 1986年6号)彰武平安堡(《考古》 1992年4号)和喀左和尚沟公墓(《考古》 1989年2号)、敖汉旗柳南公墓(《辽海文物学刊》 以下田野工作尤其受到学术界的关注。

敖汉旗城子山石镇遗址

1974年至1983年，考古研究所内蒙古队对敖汉旗大店子遗址进行了持续发掘，遗址附近有800多座夏家店下层文化墓葬出土，为探讨曼丘河上游地区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墓地布局、社会性质和分期提供了基础资料。

大甸子墓地出土的彩陶、陶器、金耳环。

敖汉旗从1981年开始第二次文物普查，经过8年的努力，对夏家店2000多处文化遗址进行了调查。得出的结论是，这些遗址的特点是“一大几小，成群分布”。它们最初分为“山地型”和“阶地型”，大多表现出“隔江相望”和“对立”的规律。发现的萨利巴程子山被认为是。

1979年至1982年，在河北蔚县周边进行的考古工作中，发掘了于庄窠等遗址，相当于夏家店下层文化。重叠在商代遗存之下，相当于二里岗的上层。(《考古》张忠培等)以此为依据，基本明确了夏家店下层文化的起止日期。

1987年至1988年，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克什克腾旗龙头山遗址进行了发掘，确认西拉木伦河流域夏家店上层文化开始时间不晚于西周早期(编号8，《考古》，1991)。

随着一系列田野工作的进展，到了80年代，讨论最多的问题是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分期、年代、谱系、经济形态、族群等。《考古学报》 (《辽海文物学刊》第一期刘冠民、徐光基文)，《中国考古学年鉴1984》 (《考古》郭大顺文)，《庆祝郭大顺老师八秩华诞论文集》 (《考古学文化论集（一）》张忠培等人)，0755-7900。总的来说，人们对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年代有类似的看法，即大致相当于夏至的商代早期或“龙山时代以后开始，商代晚期以前结束，历时六七百年。”(同上，李)但对其起源等问题仍有一些不同意见。

同时，魏营子类型的确定，使得大凌河流域和小凌河流域发现了当地青铜文化的不断发展，即夏家店下层文化——魏营子类型——夏家店上层文化凌河类型(《考古》郭大顺)的演变。

关于这一时期夏家店上层文化的论述不多。《内蒙古东部地区青铜时代的两种文化》首次重点介绍了这种文化的分期、年代、起源、族群(《内蒙古文物考古》朱永刚)。夏家店上层文化为“东胡”的观点(金凤仪，第2号，《丰下遗址陶器分期再认识》，1987)并未得到人骨材料分析比较的验证(朱，第1号，《文物与考古论集》，1989)。

苏老师对“红山文化”的感悟

夏家店下层文化“古国”的社会转型

大甸子遗址

大甸子墓地全面揭露后，1983年至1985年，兴隆洼、赵堡沟等考古文化相继在辽西得到证实，特别是喀左东山嘴祭祀遗址和凌源牛河梁红山文化的重要发现，促成了苏老师1986年提出的“文化古国”理论(1986年第一期《夏家店下层文化研究》)。

正如苏老师所悟，“古文化，古城，古国。这三个概念并不是分开的新话题。”如果“古城、古国、古文化不挂钩”，那么“不能说没有片面性。”因此，这一理论的新颖之处在于“将古代古文化与古代国家联系起来”的考虑。“这三者应该从逻辑、历史和发展的关系来理解.更明确地说，现在提出把‘有古国的古文化’作为当前考古工作的重点和重大课题，目的是突出原始文化(或史前文化)与古代中国相联系的部分。”

所谓古文化，是指分别以老哈河流域和大凌河流域为重点的两种红山文化，以及兴隆洼文化和赵堡沟文化(根据“以老哈河流域和大凌河流域为重点的两种红山文化，以及这两个流域之间的两种文化类型”一语的原意，或者可以近似理解为“以老哈河流域和大凌河流域为重点的两种红山文化，以及位于这两条河流中的两种红山文化”。这四个之字形圆柱形的史前文化盆都包含了从无到有到消失的整个发展过程，在两河流域的覆盖范围内交错并行共存，所以“辽西这四种文化类型可以统称为‘红山文化’。”

4000年后，并行的史前文化不复存在，覆盖范围大致相当于红山文化的夏家店统一文化被辽西取代。这种变化意味着什么？

“朝阳和敖汉旗的几个县在普查中也发现了一批类似规模的‘一大几小’城堡群。我们有理由相信，会有比这些群体更高，适合类似长城的小堡垒群的更大的聚落——，也可能是古城。大甸子墓中有比象征特殊地位的随葬品(如青铜“节杖”头、青铜样陶主、蝎子、玉器)规格更大的墓葬，有的比西甸子墓早。在后来的文章中，苏先生把夏家店下层文化称为“古国”或“国方”(《考古学文化论集（一）》)。红山文化是夏家店下层文化(《论夏家店下层文化》朱延平)的前身，所以从红山文化的共存到夏家店下层文化在辽西的统一所反映的社会背景是从一个拥有众多部落的原始社会向一个部落之上有着稳定独立的政治实体的“古代国家”的转变。这部由“田野考古材料”写成的“丰富多彩”的辽西历史，在那些“简短的文献记载”中当然是找不到的

过去30年的考古成就

20世纪90年代以来，辽西青铜时代考古工作呈现出大规模、集约化、多渠道的趋势，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

宁城小黑石沟遗址自1985年首次发掘后，于1992年至1998年经过多年的野外工作，初步揭示了夏家店上层文化遗存的特征，发掘清理了70余座夏家店上层文化墓葬。

赤峰市松山区三座店石城遗址

北票康家屯、赤峰松山区三座店、上吉坊瑛子遗址的发掘，基本明确了夏家店下层文化石城遗址的内涵。

二道井子遗址

赤峰二道井子遗址的发掘，保存和展示了相当规模的夏家店低级文化土墙房遗址群。

赤峰考古队对扳指箭河中游地区先秦时期的遗址进行了深入调查，并对大山秦旗一、二、四号遗址进行了发掘，了解到该地区有多个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大山前遗址具有中心地位。

专家参观二道井子遗址。

历时10年，赤峰中美联合考古队对金英流域1200平方公里的区域进行了拉网式的系统调查，获得了该地区古文化的详细资料，特别是夏家店下层文化和夏家店上层文化遗址的分布特征。

小黑石沟贵族墓出土青铜器

对大店子、大山前、二道井子出土青铜器的成分鉴定，揭示了夏家店下层文化特有的冶金技艺。基于这种认识，对洗马沟(转心湖)等矿冶遗址的发掘，进一步明确了夏家店下层文化先民已经熟悉了当地矿源的特点，有意识地开采铜甚至锡，甚至将铜锡“共生矿”分离为铜和锡两种矿物。(《纪念北京大学考古专业三十周年论文集》，李燕翔等。)《考古学文化论集（一）》755-7900《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文化论集（一）》《考古学报》《辽海文物学刊》00755等考古报告陆续发表。在药王庙和夏家店遗址发掘60周年之际，曾结集出版的《辽海文物学刊》在收集相关著作和文献目录的同时，重新出版了新修订的《华人中国人龙的传人》。

20世纪90年代以来，研究领域不断拓展，专题研究不断深化。很多讨论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夏家店下层文化城址的性质。这些城址的功能是防御还是祭祀，从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受到关注。例如，杨虎将这些城市遗址视为“不同层次的聚落遗址”的核心，以及“山顶上的小遗址”.应该是牺牲或防御设施”(《中国考古学跨世纪的回顾与前瞻》，1999年第5期)。也有人认为，至少“夏家店的大部分下层文化遗址，包括城址，都属于……祭祀遗址。”(同上，朱延平)或者认为石城遗址大部分应该与古代祭祀遗迹有关。(《东北亚古代聚落与城市考古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4年第1期)。目前多数意见仍将其视为防御设施。比如强调“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处处体现其防御功能。”(《大甸子》)以辛店为代表的石城，应该是有防御设施的居住遗址。石城遗址墙外的半圆形石建筑基址，开创了后世‘马脸’防御的先河。" ( 《半支箭河中游先秦时期遗址》 )

夏家店上层文化的时代与渊源。多数学者认为“北部的西拉木伦河流域是夏家店上层文化早期遗存集中的地区”，因此夏家店上层文化“应该是高泰山文化的一部分”，是吸收了北部西拉木伦河流域的“晚商文化元素”而形成的。(《小黑石沟》朱永刚文)，或“是在西拉木伦河流域商代晚期遗存的基础上产生的，吸收了魏的各种文化因素”(《西拉木伦河流域先秦时期遗址调查与试掘》，12辑，井里魏文)，其他地区夏家店上层文化普遍较晚。个人意见是老哈河流域特别是老哈河中上游夏家店文化的时代上限不晚于商代晚期。"当地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发展成为夏家店上层文化."(朱延平的电话号码是《林西井沟子》)

夏家店上层文化的青铜器与艺术。夏家店上层文化青铜器的时代一直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刘国湘，《Settlement Patterns in the Chifeng Region》，2000年4期)。林云、杨建华等学者关注夏家店上层文化与北方草原的联系，指出夏家店上层文化不仅在青铜器上以“北方青铜器”为主，在艺术上也属于“北方青铜器”(林云《赤峰上机房营子与西梁》)这种文化的青铜器“影响了东周时期的北方青铜器”(《代海墓地》号杨建华)从而揭示了辽西青铜文化的更深层背景。

辽西青铜文化模式与经济形态。随着考古工作的进展，迫切需要重新思考和构建辽西青铜时代考古文化的“年代顺序和时空框架”(《辽西区青铜时代考古文献选编》 5号赵斌夫文)。对辽西青铜文化，尤其是夏家店上层文化的理解，不是畜牧业，而是“农业经济支撑的定居文化”(《内蒙古赤峰药王庙、夏家店遗址发掘报告》，2004年第3期)。

预期研究重点

35年前，苏先生提出，作为夏家店下层文化“古国”中心的“古城”，“尚未发现，这是我们下一步这方面工作的另一个重点。”(《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1986年第一期)近年来，徐光基先生多次强调对夏家店下层文化和夏家店上层文化内核的发掘。“今后需要选择大型石(土)城遗址(中心城遗址)进行发掘和研究”(《草原文物》)。这无疑是辽西田野考古的一大追求。

与此相关，在辽西现有工作的基础上，继续推进各地区遗址分布的调查，以逐步揭示各区块青铜文化内涵的特点，也将是当务之急。

同时，结合断代结果，深入探讨辽西青铜文化的准确分期和断代，仍是一项不可忽视的基础研究。

执笔：朱延平(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陶剑英(赤峰文博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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