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现的春秋晚期考古学家史劲松简介

序言

成都平原西起都江堰市西部邛崃山，东至金堂附近的龙泉山，北至茂县九顶山，南至新津县熊婆山。这片小小的区域从史前时代起就是四川盆地的文化和政治中心。先秦时期，在这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中，文化自成体系，宝墩文化的新石器时代城址、三星堆、金沙等青铜器时代的中心遗址、东周时期的大型墓葬都集中在这里。

本文对成都平原及其邻近地区的先秦墓葬进行了考察，即由于该地区存在大量的先秦墓葬，特别是青铜时代晚期的遗存以墓葬为主，反映了成都平原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的文化和社会特征。时代限定在先秦时期，因为从距今4000年左右到秦统一，这一带的墓葬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蜀国虽然在公元前316年被秦国所灭，但成都平原的葬俗并没有马上改变，地域文化和社会也逐渐发生了变化，直到秦汉建立后才基本并入大一统王朝。

学术界对成都平原先秦墓葬的研究成果丰富，或以重要墓葬为重点，或对墓葬的年代、分期、类型、文化特征等进行综合研究。也有研究从一段时间或一座特定的墓葬来探讨文化和社会。本文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即试图从墓葬入手，对先秦时期成都平原文化和社会的特点、演变和变化进行长期考察。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相对于仅限于墓葬本身的墓葬年代和类型的讨论，从墓葬中讨论文化和社会，显然更容易受到新发现的冲击。因此，本文的理解仅基于现有材料，具有阶段性和局限性，需要未来新材料的检验、补充和修正。

二宝墩文化墓葬

目前成都平原发现的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是距今约5100 ~ 4100年的什邡归元桥，已发掘出两座墓葬，但未详细报道。

按照成都平原的文化发展顺序，桂园桥后的新石器文化是距今4600年至4000年的宝墩文化，宝墩文化墓葬最早来自宝墩文化的城址。

大义山古城发现的墓葬数量最多。2014年至2016年，共发掘墓葬95座，被认为是成都平原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史前墓地。据悉，三座墓中均有随葬品，可见拔牙的习俗。详细报道的6座墓葬都是竖孔土坑墓，有一座墓是弯肢葬，很可能早于宝墩文化。在新津宝墩市，1996年在该市三区发掘了5座墓葬，2013年在天骄林遗址发掘了9座墓葬，墓葬分散在其他地点。1997年至1998年，郫县古城发掘了一座古墓。1999年，温江鱼凫古城发掘了4座墓葬，应该是墓地的一部分。上述墓葬都没有随葬工具和随葬品。

除了上述城址，成都是出土墓葬较多的地区。在1998年发掘的南郊十方房遗址中可以发现大型墓地。19座墓葬中，有17座呈南北三排分布，人骨向后倾斜，四肢挺直，头部朝向西北。有的墓葬随葬有骨镯、管、片状饰品、圆形器、锥体等。一个墓埋1-2件，最多14件。1999年，在西郊花城村遗址发掘了16座墓葬，其中一些有两层平台。已知的案例中，人骨朝向西南，身体是直的或弯的，只有一个墓是用石凿埋葬的。2002年，金沙遗址“执信金沙苑一期”遗址发掘了10座墓葬，大多在东南方向。都是仰面直肢葬，填土里只出土了两根玉筷子。在高新西区，2003年，3到

宝墩文化时期墓葬不多，高山古城墓地最大，其他墓葬比较分散。都是竖点的长方形墓，方向不一，没有随葬工具。大部分是直肢葬，少数是弯肢葬。成都石碣坊墓地埋葬着许多小骨器，可能是装饰品，并不反映财富或墓主人的地位。其他大多数墓葬没有随葬品，只有少数墓葬随葬有石器或陶器。宝墩文化墓葬最显著的特点是没有随葬器具和随葬品，没有等级之分，说明没有阶级划分，也没有重葬的习俗。

这一时期成都平原的考古发现还包括城址。已发现的新津宝墩城、大邑高山城和烟店城、都江堰邙城、崇州紫竹城和双河城、郫县古城和温江鱼凫城，都建在平原河流之间相对较高的平台上，城墙顺应了河流和平台的走向。城址占地10 ~ 30万平方米，宝盾城占地60万平方米。近平原边、近山地的邙城、紫竹城、双河城，都有双壁。城墙中间没有明显的缺口，相对完整的郫县古城只有东南墙以北有缺口。墙壁堆砌，横打斜打后内外都有斜坡。城内文化层较薄，除郫县古城和宝墩城外，其他城市遗存较少。城址年代跨度不长，直到汉代才废弃宝墩、鱼凫等城址。虽然城址规模较大，建城需要组织管理和大量劳动，但从城址上看没有战争或社会分裂的迹象，所以它们应该不是暴力冲突或社会复杂的产物。根据成都平原的地理环境和上述城址的特点，许多学者认为，建城的目的可能是防洪，外墙甚至可能是挡水或居住遗迹而非城墙。在成都平原，也有同时期无城墙的遗址，内涵丰富，比如新发掘的青白江三星村遗址。很可能人们只是在需要或有利于筑墙的聚落里，把城墙作为防洪设施来筑，城墙并不能反映聚落的等级。

结合墓葬和城址材料，可以认为宝墩文化时期成都平原的文化面貌比较一致，阶级分化不明显，社会结构简单松散。

三星堆文化墓葬

宝墩文化之后的三星堆文化，大致相当于二里头文化四期到殷墟二期，新研究估计距今4000 ~ 3100年。已经发现的三星堆文化墓葬非常有限。1963年，在月亮湾发掘了六座坟墓。早先的三座墓都是少年和未成年人的墓，没有随葬器具和随葬品。后来又埋了三个陪葬的陶罐和豆子。1980年至1981年，三星堆城址发掘了4座墓葬，没有随葬器具和随葬品。

在三星堆城址以西550米的仁胜村，过去发现过玉器和象牙。1998年，这里发掘了29座坟墓。21座墓中除8座被破坏外，有2座被一期遗址层压，其余均为近代层压，打破生土。从地层关系、墓葬排列和出土遗物来看，可能是同一时期的墓葬。该墓最大的特点是坑和墓底都经过夯打，填土密实。没有埋葬工具，墓底有人骨和腐殖质的痕迹。推测是人骨被砸过。部分墓葬随葬有陶豆、豆形器皿、雕像器皿、器皿盖、玉螺、泡器、壁器、锥、凿、矛、斧、斧形器皿、黑曜石珠、石弹等。这些墓葬出土了相对丰富的玉器和陶器，与宝墩文化墓葬明显不同。然而，这些玉器与三星堆两个祭祀坑中出土的不同。一个大数字

成都平原在三星堆文化时期进入青铜时代。三星堆城内的两个祭祀坑和城西北管青山平台上的大型建筑，显示了当时青铜文明所达到的高度。但目前发现或确认的三星堆文化墓葬极其有限。除了发现的少数墓葬外，不排除一些被归类为十二桥文化的墓葬可能相当于这一时期。比如2010年新都朱王村发掘的4座墓葬，都是仰面葬，没有随葬品。该遗址没有十二桥文化的陶尖和陶底，小平底壶和收敛壶与十二桥文化的类似陶器也有区别。这样的遗迹在成都还有很多。2008年，郫县广福村发掘了5座墓葬，其中一座墓葬出土了一个磨盘。该遗址出土的三星堆文化陶器较多，但尖底陶器较少。再比如成都金沙遗址的一些墓葬，距今3400年，在三星堆文化的年代范围内。

三星堆文化的墓葬虽然有限，但结合其他考古资料，可以从另一个角度了解当时的文化和社会。目前三星堆文化的青铜器、金器、玉器、象牙主要来自三星堆城的两个器物坑。此外，在城址中还发现了一些玉器和石器，在管青的大型建筑中也发现了玉器和象牙。然而，在三星堆文化的其他遗址和墓葬中，几乎没有发现青铜器、金器和多种玉器。两个器物坑出土的遗物主要代表祭祀物品和祭祀场景，以及祭祀用具，可能在被破坏和埋葬前放在祠堂和寺庙里，反映了王权和神权的共存。社会财富的高度集中和青铜器等贵重物品的特定功能，表明社会上层控制着资源、技术和产品，社会财富被用来维护宗教信仰和王权，从而维护社会稳定，增强社会凝聚力。

显然，两个神器坑中的青铜人像、面具、眼形器、神树、太阳形器和形状巨大、造型独特的“神龛”都不是实用器，也不代表财富和个人等级，因此不会出现在墓葬中。这些文物表达的是权力和宗教信仰，而不是等级观念和丧葬习俗；社会主要财富的占有者可能是统治集团而非个人，财富用于祭祀而非丧葬。因此，三星堆文化墓葬的发现虽然有限，但可以推断，在这种特殊的文化和社会中，并不一定存在像其他文化或朝代那样的大型墓葬。即使将来发现这一时期的墓葬，至少可以断定其陪葬品会有所不同。

虽然目前没有发现高等级的墓葬，但其他考古资料表明，成都平原此时已经形成了复杂的社会，甚至是早期的国家。除了神器坑，三星堆城址的结构也变得更加复杂：四周有城墙，城内有月亮湾城墙、仓库城墙；城址西北侧的管青山现有二级平台1.6万平方米，高3米，平台上有两个大型建筑基地。发掘者认为，这很可能是三星堆王国的“宫殿区”。三星堆遗址西北鸭子河南北两岸也有17处线性分布的中小型聚落遗址，大部分与城址同时。

墓葬材料未能展示三星堆文化时期的多层次社会，但其他考古材料表明，当时存在一个具有凝聚力、控制力和宗教性的统治集团。虽然没有其他文明中常见的大型墓葬，但并不妨碍我们意识到成都平原已经出现了早期国家，这也说明了三星堆文化的独特性。

412座桥梁文化墓葬

十二桥文化继承了三星堆文化，其年代相当于殷墟三期至春秋早期，或推定为距今3100 ~ 2600年。十二桥的文化内涵和三星堆是一样的，可能是三星堆文化的一个阶段。这时，文化和政治中心

2001年，金沙最南端的“兰苑”遗址发掘了100多座墓葬。墓葬排列有序，很少有重叠和断裂的关系。主要在西北-东南方向，部分有两层生土，多为仰埋和直肢埋，少量为二次埋。没有发现随葬品，大多数墓葬没有随葬品。随葬品多为陶器，有少量青铜、玉器和石器。简报中提到了个别墓葬的随葬品。青铜钹、匕首、斧、金都是小器，粗糙，锈蚀严重；玉簪、錾子、錾子体积不大，但磨得很细。简报称，随葬品显示，墓主人多为穷人，墓主人之间存在严重的社会分层。

北面“树峰花园城二期”的位置可能是墓地。2001年，发掘了15座坟墓。有明确葬式的都是四肢直背葬，墓向西北-东南，二葬似乎更受欢迎。四座坟墓中出土了陶器和石器。

2004年，在“国际花园”发掘了62座墓葬，其中48座叠加在遗址的5层以下，推断为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有棺椁墓，其他葬具不详。只有九座坟墓有陶器和石器。

从2002年到2003年，在万博遗址发掘了60座墓葬。所引墓葬多为东北-西南方向，一葬两葬，三座墓底部有木痕。只有少数墓葬有出土陶器，且多为1-2件，多为5件。

2002年至2003年，“春雨花房”共发掘墓葬17座，多为西北-东南走向，少数为南北走向。全部一次性下葬，除了两个直肢弯腰，其余都是直肢背葬。其中五座有随葬品，每座墓都有陶纺车，只有一座有小平底陶罐。

2003年至2004年，在西部最北部的金沙“阳光地带二期”遗址发掘了约290座墓葬，其中包括约21座棺材墓。大部分墓葬都是西北-东南走向。土坑墓多为直肢葬，少部分为弯肢二次葬。只有一座墓葬出土了一小块青铜器，其他墓葬都有陶器和石器。6具棺椁为双棺或三棺合葬，仅1具为陶制合葬，怀疑多数棺椁为磨石合葬。这个地区的大多数坟墓都没有陪葬品。

在金沙遗址的东北方向，2008年在“星河路”遗址发掘了48座墓葬，其中24座堆放在遗址的五层以下，属于这一时期。18席西北-东南，6席东北-西南。没有陪葬用具，直接仰面埋葬。三座坟墓中出土了一两件陶器。

1999年，在金沙东部的黄钟村遗址中，发掘了13座墓葬。没有埋葬工具，包括直肢葬和二次葬。成人墓中有很多动物骨骼，只有一个墓中有一把青铜柳剑。2001年至2002年，黄中村四组又发现一座墓。

成都其他地区发现的墓葬不多，岷江社区发现的，没有随葬品。2004年至2005年，金沙西北金牛区何家村发掘了6座墓葬，葬于其背上。只有少数墓葬随葬有陶器、玉带和鹅卵石。

成都外的郫县发现了很多墓葬，如清江村、天台村、三官村、青岗村等。彭州市田鹏周家园、新都区尹正社区、初家村和温江等地也有发现。只有一件或少量的陶器、石头等。在一些坟墓中被挖掘出来。2007年在郫县三道堰镇宋家河坝发现一座陪葬墓，2011年在新都同盟村发现，有多件陶器和玉带。2009年，郫县波罗村发掘了26座墓葬，其中一座墓葬还埋有玉带和一个陶瓷纺车。新繁水观音50年代发掘的墓葬中，有5座早期墓葬出土了少量陶器，或属于这一时期。

十二桥文化时期，墓地很多，墓地里的坟墓分布整齐。墓坑方向多为西北-东南，或东北-西南，同一方向的墓头方向不一致。有少数弯身葬、折肢葬和二次葬，部分墓地有舟棺葬和合葬。棺墓的特点是随葬陶器少，磨石多，其他方面与坑墓没有明显区别。大多数墓葬没有随葬品，但出土随葬品的墓葬数量有所增加。随葬品不多，一般每个墓只有一两件。陶器有高颈罐、小平底罐、圆脚罐、尖底罐、尖底杯、壶、盖、纺车等。很少有墓葬有小件的青铜器和玉器，随葬的玉条、磨石、纺车现象十分突出。三星堆仁胜村墓葬常见玉锥、凿等条痕，金沙祭祀区也有磨石、鹅卵石。不知十二桥文化墓葬中埋藏的玉带和磨石在观念上是否与此有关？

十二桥文化的墓葬总体上延续了以前的传统，最显著的特点是仍然没有大型墓葬。墓葬中的随葬品与金沙遗址祭祀区出土的遗物完全不同，后者保留着与三星堆器物坑相同的器物。贵重物品还是祭祀用品，在特定的地方用于特定的祭祀活动，不作为陪葬品埋葬。可见，十二桥文化时期的社会仍然是王权与神权并存，早期国家的结构和统治方式与三星堆文化时期相同。虽然有社会阶层，但在墓葬中并没有明显体现。个别墓葬出土的小型青铜器与金沙青铜器普遍小型化、薄型化相一致，或与当时铜材匮乏有关，或保持了不随葬贵重物品的传统。但墓葬中有少量青铜器，金沙遗址祭祀区也有玉璋和戈。或许统治阶级对社会财富的控制相对三星堆文化时期有所放松。

十二桥文化墓葬的主要变化是在金沙形成了大规模的墓地。虽然发现墓葬的绝对数量与多种因素有关，但金沙一处遗址发现的墓地有多处，一处墓地有多处墓葬的残片，与以往墓葬明显不同。与此相关，十二桥文化的遗址数量也超过了前两期。可以认为，这一时期成都平原人口明显增加，人口密度也是金沙地区最高。此时的社会和平稳定，墓葬中没有与战争或其他暴力行为有关的迹象，几乎没有实用的武器。金沙涌金湾墓地380多座墓葬的363具人骨标本鉴定表明，男女死亡高峰在中老年，进入老年的个体较多，说明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对较好。男性死亡高峰不集中在青壮年，推测与没有大规模战争有关。虽然这只是对一个墓地的鉴定分析，但结论与从墓葬特征得出的认识是一致的。

五春秋时期的墓葬

十二桥文化和金沙遗址的下限大致为西周末年或春秋早期。此后，从三星堆文化到十二桥文化的传统似乎被中断了，主要表现在中心遗址的废弃，王权和神权的象征消失，文化上出现了新的面貌。成都平原春秋时期的遗存以墓葬为主，具有十二桥文化墓葬的主要特征，但在三星堆和十二桥文化中断之后，战国时期文化社会变迁之前，开始发生变化，呈现出“过渡性”的面貌。

春秋时期的墓葬大多仍位于金沙遗址祭祀区的西部。2002年，发掘了170座坟墓

2004年在“国际花园”发掘的62座墓葬中，有14座墓葬堆放在遗址的第四层下面，属于这一时期。墓葬多以青膏泥填充，随葬工具均为舟棺，以一次葬为主，少量二次葬。除1座墓外，所有墓均直肢葬，7座墓为双棺葬。都是西北-东南走向。从13座墓葬中出土的随葬品包括陶器、石器、青铜弓、剑和武器形饰物。大多数墓葬都出土了磨盘。

2008年，在“星河路”遗址的第四层下面发现了24座坟墓。简报认为这是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的家族墓地。船棺墓和土坑墓并存，排列有序。十七座墓东北-西南，七座墓西北-东南，背葬。有4口棺材和2口棺材埋在一起。棺椁墓中埋有陶器、青铜武器、磨石和鹿骨。其中，在M2725中，男女身上都涂有朱砂，仅男性陪葬的青铜剑、剑、矛就有46把，而且剑、矛的数量都是5的倍数。M2722还随葬有五把青铜剑、五把宝剑和五把长矛。坑内墓葬有两座，11座墓葬中发现陶器、青铜兵器、工具、牌饰和壁饰，其中6座墓葬仅有一件陶器或一件磨石或美石。

也可能属于这个时期。1981年在成都枣子巷发现一座古墓，有人骨和朱砂，出土了35件实用的青铜兵器和小兵器。2008年，天府广场西侧发掘了两座墓葬，推断为春秋早中期。2011年，新都同盟村出土了19件M6出土的青铜小饰品，具有这一时期墓葬的特征。水观音遗址三座晚期墓葬出土了陶罐、瓮和椭圆形石器。青铜器包括戈、矛、霰、斧和凿，以及小饰品如戈、长条形和三角形。

这一阶段的墓葬显然延续了旧传统。墓葬分布仍较为集中，多为东北-西南方向，但西北-东南方向仍有不少。棺材和坟墓的数量增加了，坟墓里填满了蓝色和白色的浆糊。“国际花园”的位置是棺材墓地。墓葬的等级尚不明确，船棺墓和坑墓在随葬品的数量和种类上仍无明显区别。甚至在不同墓地的两种墓中，都可以看到只随葬磨石的独特现象。陶器以壶、尖底灯、瓮、壶、缸、盆、盖、纺车为主，石器仍有磨石、鹅卵石、石条、绿松石等。小型青铜器的数量有所增加，包括比实用武器小一半左右的武器，武器形状的小型青铜器，以及圆圈、树枝、杠等装饰物。小型青铜器是这一时期最具特色的随葬品。有学者认为，它们要么是祭祀用的礼器，要么是陪葬品，反映了宗教祭祀和丧葬活动中使用替代品的行为习惯和信仰。这一时期的墓葬中仍然没有铜制容器。

新的因素也很明显。大多数墓都有随葬品，几乎每个墓都有“国际花园”和“黄河”遗址，有的墓随葬品更多。出现了新的陶器类型，如黄河所在地的三足陶灯，应该是抄袭了春秋中后期中原和楚文化地区的青铜灯。出现了一整套实用的青铜兵器和工具，取代了以前的玉器，具备了战国时期流行的主要类型和特点。以《黄河》中的青铜器为例，包括剑、矛、弓、钹、锤、凿、刀等。有带鞘的单剑和双剑，矛有长拱形耳和短半圆形耳，还有三角辅助的和雨果的。剑上有许多电镀痕迹，刀鞘上开始出现精美的卷云纹和云雷纹；兵器上的兽面图案与“巴蜀符号”并存。在“星河路”遗址，墓中青铜兵器数量大增。

尽管墓葬有了新的特点，但总的来说，文化和年代

最显著的变化发生在2000年发掘的成都商业街棺材墓。这个时代可能出土了17件春秋晚期墓葬用的单木随葬器具，推测原始随葬器具可能超过32件。棺材有不同的形状和大小，或埋葬人，或专门放置陪葬品。墓坑周围的木质遗存表明，墓上可能有祭祀建筑。墓中随葬品众多，有陶瓮、壶、壶、豆、尖底灯及盖、铜矛、矛、铲、铲、刀、印、钩及饰品、漆木家具、器皿、乐器及兵器配件等。虽然墓地已被破坏，但推测陪葬的没有青铜容器，因为至少有6具棺椁保存较为完好，陪葬的8号棺椁和随葬品的9号棺椁没有被盗。此墓具有合葬、舟棺、无铜容器、武器多为随葬品等“过渡时期”的特征。然而，新的因素也非常明显。一是合葬的规模和船棺的形制都比以前的船棺墓大得多；第二，有丰富的随葬品，大量的漆器，30多个大陶罐中有粮食、坚果和动物骨头；第三，外来文化因素明显，主要体现在突然出现大量漆器，模仿春秋至战国初期楚、三晋、燕、中山青铜器的纹饰。

从商业街棺材墓的规模来看，墓主人应该是当时的统治者及其家族。此时，成都平原已有大型墓葬。虽然与其他地区的墓葬相比，成都平原的墓葬中仍然没有大型青铜器，但是有大量的漆器，甚至还有大量的食物。对动物骨骼的研究还发现，棺椁墓中有很多鹿肉，从最小个体数来看，至少有18个个体；鹿肉在成都平原的墓葬中并不常见，随葬的鹿肉说明墓葬的档次很高。因此，墓葬等级的标志可能是上述的随葬品和巨大的随葬器具。墓上的建筑表明，早期反对王权和神权的祭祀活动已经消失，或者至少不再是整个社会的重要行为，祭祀活动已经成为死者丧葬活动的一部分。这说明成都平原的文化和社会面貌已经开始发生很大的变化。从墓葬中的外部因素来看，三星堆、石桥文化的中断和楚文化、中原文化的传入导致了剧变。

近年来，成都青白江双源村发现了大量的船棺墓。有的墓葬可能相当于春秋时期，有的墓葬规格高，有外国青铜器。因此，新材料将进一步解释成都平原墓葬变迁的时间节点和特征，十二桥文化之后的“过渡期”也可能缩短或不再分明。

六个战国时期的墓葬

成都平原发现的战国时期墓葬数量多、分布广、结构复杂，与以往墓葬完全不同，反映了文化和社会的深刻变化。

首先，这一时期出现了单座墓，规模较大，葬具复杂或随葬品丰富。墓中有铜制容器和大量具有外国风格的青铜器。这种从其他墓葬中脱颖而出的墓葬，在商业街的船棺墓之前是不存在的。战国初期成都百花潭10号墓的墓坑虽然只有3米长，但里面装的却是一口单木棺材。除了一件陶制尖底灯外，出土的48件遗物全部是青铜器，包括鼎、壶、甑、钹、尖底盒、勺和武器工具。青铜壶上镶嵌着采桑、射击、宴饮、乐舞、狩猎、水陆夹攻等图案。武器有20多种，主要是戈和矛，上面有各种各样的“巴蜀符号”。1976年，在绵竹发现的一个木棺墓中出土了150多件铜制容器、武器和工具。壶坛高大，盖豆、方壶镶嵌写实动物纹，鼎、敦、圆壶有平纹、盗纹，尖盒以雕纹连线，兵器多达七八十件。1980年发现的新都马家墓，入口倾斜。这个坑长10.45米，宽9.2米。巨大的木质棺室分为三部分，再分为棺室和八个侧箱。棺室中间有一口单木棺，棺外填以绿色膏体。虽然墓葬被毁，但头箱和侧箱中仍出土了青铜兵器、工具、印章等杂器，以及陶器、漆器、兽骨等。墓室中间的腰坑里有188件铜制容器、乐器和武器。陪葬品之丰富，前所未见。每种物件都是2件、5件或5的倍数，非常独特。1955年发掘的成都172号杨子姗墓，不早于战国晚期。有木棺和棺椁，也出土了许多铜制容器、武器、车马、杂器和铁器。

其次，发现了很多大型墓地。1988年至2002年，对什邡城关墓地进行了发掘，包括船棺墓、坑墓、木棺墓和木棺墓，船棺墓中有一座随葬墓，年代为春秋晚期至西汉。2011年至2012年，德阳罗江周家坝共发掘战国中晚期至西汉初年墓葬83座，其中棺椁70具，多为二棺、三棺或多棺并列，棺椁大而形似木船，或小而仅形似棺椁。出土文物主要是陶器和青铜器。2015年至2016年，成都青羊区清江东路张家墩发掘战国秦汉墓葬195座。陪葬的有船棺、木棺、木棺。大多数出土文物是陶器、青铜容器、武器和装饰品。

战国时期有舟棺或木棺、坑、木棺、木板的墓葬。从什邡城关墓地来看，棺椁墓和狭长长方形坑墓在整个战国时期都存在，随葬品没有明显区别。同一个墓地不同类型的墓葬，似乎并不能体现年代和贫富的差别，这和早期的墓葬是一样的。但在船棺墓中，巨大的船棺出土的青铜器数量和种类都比简单轻便的船棺多。

换个角度看，成都平原的高规格墓都是船棺或木棺，如商业街墓、百花潭十号墓、绵竹扫墓、新都墓等。但也有不少出土遗物较少的船棺，如上世纪80年代在大邑武隆发现的一坑三棺船棺。2014年，三星堆管青山发现了三座战国中期的船棺墓。除了三件青铜武器和工具外，只出土了少量陶器。棺椁显然不能体现墓葬的等级。成都平原最早的棺椁墓，如金沙“阳光地带”的棺椁墓，没有外来文化因素。商业街和新都墓也被认为是当地统治阶级的坟墓，所以

第一类包括釜、甑、钹等容器，刀、矛、钹、剑等武器，斧、刀、凿等工具，印章等杂项。容器造型简单，大多没有纹饰。武器和印章上都有“巴蜀符号”。这种青铜器很常见，几乎所有墓葬都有青铜器，在成都平原以外的四川其他地区也有，但大部分在川外很少见到，应该是四川当地的器物。

第二类是鼎、真、盾、斗、壶、簪、筐、篮、镜、钟等。形状复杂，图案多样，有的精美绝伦。这些青铜器的造型和纹饰，包括镶嵌和线刻技术，显然起源于中原和长江中游地区。

根据已公布的资料，这种外国风格的青铜器最早出现在成都苗文西街的M1，发掘于2003年。该墓共出土壶、筷、碗、壶、勺、刀等17件青铜器，除壶、尖底盒外，均为春秋战国时期楚青铜器风格，成都平原其他墓葬中未发现有扁纹、筷纹、勾云纹的壶。在距离M1 12米的M2出土了48件陶器和10件铜罐、罐、器皿、武器和工具。这两座坟墓完全不同。M1墓的主人或为移民，而M1集中发掘高规格的没有船棺的洋式青铜器，也说明船棺葬是当地的一种葬俗。

洋式青铜器多来自高档墓葬，如百花潭十号墓、绵竹船棺墓、新都墓等。同时出土两种青铜器的墓葬也很多，可能比只出土当地青铜器的墓葬高。如成都三洞桥青羊社区、金沙巷墓葬中出土多件鼎、鼎、盾、斗，饰有涡纹、纹、平纹、盗纹、蝉纹、真凤纹等。白果林社区棺椁墓出土的一件青铜壶，内含丰富的狩猎图案、凤鸟纹等。凉水井街、西郊石人社区、水利设计院、中医学院、青羊宫等地的墓葬。一般只有一件洋式青铜，多为素色。成都南郊和无线电机械工业学校出土的青铜器也应该来自墓葬。上述墓葬出土青铜器较多，有鼎、盾、壶，也有壶、盆、盘、豆、勺、匕首、平行等。个别墓葬可见葬痕，并保留了使用朱砂的传统。2006年，郫县龙飞村发掘了三座棺椁墓、一座坑墓和一座木墓，呈东北-西南走向排列。随葬铜钱和铁两种青铜器，推断为战国末期至秦。

在其他墓葬中，只出土了少量的当地青铜器。除了上面提到的苗文西街M2墓、大邑武隆墓、三星堆青官山墓外，在成都市西南郊区的金峪村、罗家碾、无线电机械工业学校、京川饭店、蒲江、彭县等地也有发现，时代多为战国中晚期。有的墓还有船棺，两棺或三棺合葬，有的墓还留有木板。陶器中有许多壶和豆，铜制容器很少或没有，但铜制武器和工具较多。战国晚期，金牛区、光荣社区、天回山、青龙乡、龙泉驿、郫县、浦江等地的墓葬开始出现，随葬有木棺、陶罐、铜钱、铁器等。有些墓葬的年代应该是秦灭蜀之后。

埋陶也有等级之分。1995年，在十二桥遗址新沂村发掘了一座古墓。除两种青铜器17件外，还有陶器73件，其中高、矮圈两种豆64件。苗文西街M2出土了10多件陶尖、杯、豆，形制基本相同。多件(套)形制相同的陶器，陪葬应有标明等级的意义。

总之，战国时期的墓葬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每个时期都有高规格的墓葬，等级差异明显；有很多大型墓地，内涵丰富；大量的陪葬品包括青铜容器出现在墓中；青铜器根据其文化特征分为两类，不同的类别、形状和数量反映了不同等级的墓葬。只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种不同于以往的新的墓葬和等级制度，与中原文化有所融合。从春秋晚期或战国早期开始，青铜容器成为个人拥有的物品，并标志着墓主人的地位。成都平原青铜时代青铜器的功能已经完全改变。墓葬中出现青铜兵器，说明战争和社会矛盾加剧，社会环境不再像早期那样和平稳定。有学者指出，此时军事力量取代了早期的神权。

七座墓，文化与社会变迁

根据现有资料，成都平原先秦时期的墓葬按其自身特点可分为四个阶段：宝墩文化、三星堆和十二桥文化、春秋战国时期。

宝墩文化墓葬的突出特点是大型墓地不多，墓中随葬品少。三星堆文化和十二桥文化的墓葬随葬品还很少，似乎也没有厚重的葬俗和稀有的葬具，在墓葬的走向和葬法上也没有明确的埋葬制度。没有发现墓葬，青铜器、金器、象牙等社会财富也没有用于陪葬。但十二桥文化时期形成了大规模的墓地，船只出现后棺材数量逐渐增多，然后出现了一个多棺坑。墓葬中有几组玉器和青铜器，随葬的玉带、磨石、鹅卵石和陶瓷纺车等特征非常鲜明。

作为过渡时期，在春秋时期，坑墓和棺椁墓并存。墓葬一般都有随葬品，但数量较少，保留了磨石和纺车的特点。小型青铜器是独特的，但成套的青铜武器和工具在战国墓葬中也很流行。

最迟在春秋晚期，墓葬开始发生重大变化，出现了大墓、多舟棺、随葬墓等，无论是规模还是随葬品，都明显不同于其他墓葬。随葬品庞大，随葬品品种和数量丰富，铜容器成为随葬品，武器盛行，墓葬中出现大量外来文化因素。春秋晚期至战国时期的墓葬有一些特点，与同时期其他地区的墓葬有所不同。比如墓葬的种类很多，棺墓、坑墓、木棺墓并存，有单葬和合葬，个别墓葬有分墓。随葬青铜器有两种：本土青铜器和洋式青铜器，每种青铜器都只有共同的形制，没有明确固定的组合。在大型墓地中，通常没有大墓，所有发现的大墓似乎都是分开分布的，不属于一个墓地。以上都说明墓主人的家庭和文化背景比较复杂；墓葬虽有等级差异，但并未形成严格规范的等级制度。

成都平原的墓葬可以反映不同时期的文化面貌和社会形态，以及文化和社会的变迁。探究当时的文化和社会，也可以帮助我们反思不同时期墓葬的特点。

宝墩文化时期的墓葬和城址表明，成都平原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面貌是一致的，社会形态是简单的。似乎还没有出现阶级划分，人们面临的威胁更多的是洪水等自然灾害。

三星堆文化时期，文化和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成都平原进入青铜时代，青铜文明达到了相当的高度。青铜文明的出现应该与外来文化的影响有关。当时出现了社会统治集团，可能已经形成了早期状态。B

十二桥文化时期的文化和社会继承了前期的文化，没有实质性的变化。当时社会稳定发展，人口大量增加，聚落增多。成都金沙地区成为新的政治中心和人口最密集的地区。与此同时，神权可能开始逐渐削弱。与三星堆文化时期相比，金沙祭祀区的祭祀遗存较小且分散，个别墓葬中出现少量类似祭祀用具的玉器和石器。

进入春秋以后，政教中心的衰落很可能意味着统治力量的逐渐削弱。三星堆文化以来神权、王权的衰落，可能导致成都平原出现短暂的政治文化力量“真空”阶段，与楚文化的肆意扩张不谋而合。也许正是这两个原因，使得中原文化和楚文化从长江中游向西迁移，导致了成都平原文化和社会形态的又一次变迁。这一时期的墓葬中有大量的楚式和中原式青铜器，战国晚期有秦式器物。一些外国风格的青铜器可能会在当地复制，但一些具有特殊工艺或装饰图案的文物，如镶嵌水陆纹的壶、平纹牌、青白江双源村的新刻纹牌和可能使用失蜡法的灯，应直接从国外进口。关于东周时期楚文化对蜀文化的影响以及楚蜀关系，学术界讨论已久，相关知识也为成都平原考古新发现而不断丰富。1999年以来川东宣汉罗家坝墓地出土的楚式青铜器与成都平原的青铜器相同，在时间和空间上为长江中游与成都平原提供了一个关节。

不局限于器物和技术，更重要的是传入成都平原并深刻影响当地文化和社会的思想。新概念强化了墓葬和随葬品体现个人地位和身份的重要性，于是墓葬被分级，青铜制品的主要功能由祭祀品变为陪葬品。而这些最终反映了社会财富占有方式的变化和统治权力的体现。可以说，思想的传播和影响在这其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器物和技术的传播需要人来完成，思想的传播离不开人的直接交流。成都平原有移民墓葬，可能存在于战国早期至秦灭蜀时期。除了上面提到的成都苗文西街的M1，一些学者也在四川发现了楚秦移民的墓葬。

原有社会秩序的改变，外部势力的入侵，多民族杂居的地方，都会导致武装冲突频发。这一时期的墓葬中一般都有武器出土，较大墓葬中武器的种类和数量远远超过个人的实际需要。春秋晚期以来，出现了不同的墓葬，多种类型的墓葬并存。虽然墓葬之间有明显的等级差异，但并没有形成规范的等级制度，这似乎暗示了当时的政权并没有那么强大和统一，社会形态也不同于东周其他国家。春秋晚期至秦汉时期的大型墓地究竟是家族墓地，还是分属不同政治势力，也值得今后进一步研究。

秦灭蜀后，秦文化对成都平原的影响超过了楚文化。秦汉王朝的建立，将成都平原纳入帝国范围。此后，成都平原的墓葬虽然保留了许多悬崖峭壁的墓葬和随葬的独特青铜摇钱树等地域特色，但文化和社会在整体上却不可避免地融合成了更宏大的统一文化。

原文发表于2019年第4期，《考古》，注释省略。

求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导游词5分钟以内主要讲太阳神鸟金沙遗址博物馆导游词刚才大家在参观过程中，已看到我们的考古工作人员田野工作的情形，现在请随我来看看考古后期整理工作的情况。刚刚看到的那些器物在现场经过测绘、照相、登记、装袋等一系列工作后，就会送到这里来进行清洗，筛选、拼接、修复、绘图、拓片、整理、分析、研究编写报告等一系列后期工作。每一个过程都需要极其的细致与极大的耐心。技术人员常常要在一大堆器物的碎片中，寻找探索，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他们就像福尔摩斯一样，把各种不同形状的碎片根据它们的形状、颜色、质地来进行拼接，最大可能的恢复它们的原貌。在器物最大可能的修理复原后，就要分门别类地进行绘图工作、有纹饰、图案的器物还要做拓片工作，考古工作者会详细精确地描绘与记录下每件遗物的细部特征，最后根据这些特征编写出科学的考古发掘报告。（走出遗迹馆）在我们的对面就是金沙遗址博物馆的陈列馆。陈列馆是一座斜坡式的方形全钢结构建筑，建筑面积16000平方米。它与遗迹馆的外形一方一圆，一起构成博物馆内的两个主体建筑。各具特色，相得益彰。它们均采用斜坡的方式，喻示着金沙遗址从大地上冉冉升起。其顶上的方格就像考古发掘中的一个个探方，显示着金沙遗址的大量遗迹尚未发掘，神秘的宝藏还未彻底探明。两座建筑就象两片叶子飘落在摸底河两岸的大地上，建筑在这里与地界充分的交融，在交界处模糊了彼此，让我们不要去惊扰这片神圣的土地和那些沉睡了千年的精灵，而那些已经被破译的远古信息却在清晰地再现与表达。我们面前这条静静流淌的河流被称为摸底河，她由西向东把金沙遗址分成了南北两个部分。几千年来她默默无闻的陪伴着金沙遗址，但是它到底源于何时，却不得而知了。而“金沙”这个美丽的名字，启用于何时，我们也不得而知。在金沙遗址范围内发掘的一座五代后蜀时期墓葬出土的墓碑上，将此处称为“金沙乡”，隶属当时的犀浦县，说明至少在五代时期“金沙”这一名称就已存在了，并一直沿用到现在。金沙遗址的命名则是在2001年。早在1995年~2000年间，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曾在该遗址范围内的黄忠小区、三合花园、金都花园等地点进行过考古勘探与发掘，发现有商周时期的大型房址、窑址、灰坑、墓葬等遗存，其文化特征主要是以陶尖底盏、尖底杯、圈足罐、高领罐、簋形器等为代表，其性质为成都平原先秦文化序列中的“十二桥文化”，时代约当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当时的发现主要集中于黄忠村区域，因此将遗址定名为“黄忠村遗址”。（考古学遗址的定名常以发现地的小地名来命名）2001年2月初，一建筑公司在“三合花园”以南隔摸底河相望约800米处的成都青羊区苏坡乡金沙村一组（现在遗迹馆的位置）开挖小区下水管道，施工中发现了大量象牙、金器、铜器、玉器、石器等珍贵文物，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立即组织人力，对这一区域进行了大面积的勘探与发掘工作。并开始把金沙村的遗存与黄忠村遗址联系起来，认识到它们应是同一大型遗址的不同组成部分，考虑到发现大量珍贵文物的金沙村地点特别引人关注，就把包括黄忠村在内的遗址命名为“金沙遗址”。（过摸底河后）金沙遗址博物馆的陈列馆展览面积约6000平方米。

分为五个展厅，主要以金沙遗址所发掘的重要遗迹和遗物为主要内容，通过现代科技手段，以科学、通俗、生动、活泼的方式，从古蜀金沙王国的生态环境、建筑形态、生产生活、丧葬习俗、宗教祭祀等方面，全面展示金沙文明的辉煌与灿烂。我们接下来的参观将从二楼走下一楼，再从一楼走到地下一层。在地下一层里，不仅有我们的最后一个展厅《金沙之谜》 ，还有我们的4D影院，每隔20分钟（暂定）会放映精彩的四维特效影片《金沙传奇》 （暂名），那里还有许多参与互动项目，它们将会诱发你的思古之情，让你重温古蜀文化的传统智慧，而各项有趣的游戏更会为你增添一份快乐与惊喜。在地下一层中还设有书吧、礼品商店、咖啡厅、快餐店等休闲设施。有兴趣和时间的朋友，在我们的发现金沙之旅结束后，可以到这些地方去看看、坐坐。第一厅 《远古家园》 （介绍半景画） 现在呈现在大家面前的是故国家园远古时期的某一时刻：碧野蓝天，万物萌发，薄雾淡烟，白云飘浮。茂密的森林由近至远，直达天边；重叠的建筑自大而小，横陈眼前。伴随着林间禽鸟的高唱，摸底河清波潋滟，流水淙淙，自然天籁之中，还夹杂着几声驯畜家禽的鸣叫。纵目天际，大气涌动。放眼春野，生机盎然。近处农田中，有人精耕细作，远方森林里，有人狩猎捕获，河中的独木舟上，有人放鱼鹰捕鱼，村寨院落边，有人进行手工制作，还有小孩在玩耍嬉戏，稚情欢歌……当朝霞出来，西北远处的雪山在灿烂的阳光下开始散发出神圣的光辉。传说中古蜀族的祖先蚕丛、柏灌就是从这西北的高山中一步步走进了成都平原。而后来鱼凫王田于湔山时仙去，杜宇王最后归于西山。蜀族的兴起与山有着特殊的关系，因此西北的高山对于蜀人有着特殊的意义。她是古蜀人心里的神（圣）山，是古蜀文明的发祥地，也是古蜀先民的福地。她开创了古蜀王朝流淌不息的文脉，护佑着古蜀人在这一片沃土上繁衍生息。这是一首田园的牧歌，一派祥和的气氛，好一幅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共存相亲的美好画景。其实这是一幅虚构的场景，但却来源于众多考古学材料的学术支撑。金沙遗址及同时期其他遗存中出土的大量建筑遗迹与丰富器物，还有众多的动物植物标本等，都为我们复原这一场景提供了坚实的依据。大量考古学资料证明，金沙时代成都地区的生态环境，曾是一个自然森林密布、野生动物繁多的天地。遗址中，出土了数以吨计的象牙，还有大量野猪犬齿、鹿角、麂骨、犀牛骨、马牙等，并埋藏有大量乌木。遗址中还发现了大量的人类遗存现象（脚下的陶器套箱），这一切，都向人们昭示出，数千年前成都平原气候温暖湿润，河渠纵横，植物繁盛，动物成群。在这舒适宜人的环境中，金沙先民繁衍生息，辛勤劳作，从事着农业、狩猎、渔捞、家畜饲养以及手工业等生产活动，世世代代过着平静而充实的生活。而大量的古代文献资料也为我们描述出了成都平原的美丽图景： 《汉书S226;地理志》 说：“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蔬食果实之饶。……” 《后汉书S226;公孙述传》 记：“蜀地沃野千里，土壤膏腴，果实所生，无谷而饱……” 《华阳国志S226;蜀志》 叙：“其宝，则有璧玉，金、银、珠、碧、铜、铁、铅、锡、赭、垩、锦、绣、罽、牦、犀、象、毡、毦，丹、黄、空青之饶……”。

在周围的这几个展柜里，展出的是金沙遗址及其附近同时期考古遗址中出土的一些动植物标本，有象的臼齿、鹿角、野猪的犬齿、黑熊的臼齿、马骨、狗骨、还有灵芝等。这一件件珍贵的标本正是金沙时期成都平原生态环境的真实写照。金沙遗址位于北纬30。41，东经104。所处的地理位置也是非常特别的。这个纬度线具有神奇的魄力。在这条线上，有地球上最丰富的动植物资源，也有地球上最荒凉的流浪的沙漠；这里有众多古代文明留下了的深刻烙印（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河文明、古希腊、苏美尔、玛雅、巨石、河姆渡、良渚、大溪等），这里有佛教的圣地，伊斯兰教的故乡，基督教的中心、道教的仙境，还有最高的山峰、最深的海沟、最奇怪的湖泊、最瑰丽的山体、最壮观的大潮、最汹涌的海流……，璀璨金沙是这条神奇线条上又一道耀眼的风景线。这是一个互动参与活动，当你击拍这个台面的任何一个位置，就能看到你想知道的世界早期文明的故事。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试试。而在那边的触摸屏里还有一些关于金沙遗址动植物群的资料，你们也可以自己动手查找相关动植物知识。第五厅 《解读金沙》 金沙遗址的发现使3000年前一段辉煌灿烂的文明奇迹般地展示在人们眼前，人们不禁要问，是谁创造了这段历史？是谁铸造了这个奇迹？他们何以如此辉煌？他们来自哪里？又去向何方？五年过去了，随着金沙遗址的发现与发掘，一些谜底在慢慢揭晓，有的疑问已经找到答案，但却仍有大量的迷团还未解开。第一，辉煌之谜《华阳国志S226;蜀志》 里有一条非常重要的记载说：“杜宇称帝，号曰望帝，更名蒲卑。自以功德高诸王，乃以褒、斜为前门，熊耳、灵关为后户，玉垒、峨眉为城郭，江、潜、绵、洛为池泽。以汶山为畜牧，南中为园苑。”为我们描绘出了古蜀杜宇王时期的强大与宽阔。那么这段文献是否可靠呢？其实在金沙遗址发现之前，成都平原及周边地区就发现了许多商代晚期至西周时期的重要遗迹。梳理这些考古资料，发现它们的文化面貌与金沙遗址非常相似，它们应是同一时期的人类文化遗存。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成都市区十二桥遗址发现了大型的干栏式木构建筑和大量的尖底陶器，以及卜甲等物，随后的几年又在十二桥附近由西向东分别发掘了抚琴小区、方池街、君平街、指挥街、盐道街、岷山饭店、岷江小区、黄忠村等遗址，这些遗址绵延十余公里，彼此之间相距不远，文化面貌也极其相似，其时以十二桥遗址发掘面积最大、出土遗物最多、且最具典型性，因此把这些遗址统称为十二桥商周遗址群。十二桥遗址商代木构建筑群系这个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建筑遗存。建筑遗迹分布面积约1万平方米，大量的木构件及建筑材料呈规律分布，且保存较好。发现了两种建筑结构，一是用传统楫铆连接法建造的大型建筑。根据地梁卯孔的布列构成关系分析，其复原长度当在12米左右，推测其可能是金沙时期又一处大型建筑基址。在这个遗址里还发现有一种干栏式的建筑。它的长度在30米以上，跨度达7米，这座建筑的建筑结构是，先将许多下端削尖的原木桩打入土中，构成密集的桩网。在木桩的上端绑扎纵横交错的大小地梁，形成方格状的基础结构，再在其上铺设木板，作为居住面。房顶为两面坡，檩橼上铺发厚厚的茅草。压迫种建筑的居住面高于户外地面，并且悬空，彩桩基础，起到了防潮隔湿的作用。

尤其适应当时成都平原河流纵横，又未经整冶，洪水时有发生，地下水位高，地面普遍潮湿的地理环境。此时期成都市区周围其他相关遗存中也出土了大量文物。这件在成都市郊出土的西周大铜罍，高达66厘米。岷江小区工地出土的铜尊，其纹饰特点深受中原地区同类型器物的影响，但制作上却要显粗糙简陋许多。在成都方池街遗址出土的这件石跪人像造型风格则与金沙遗址祭祀区出土的众多石跪人像如出一辙，只是体形更为高大。十二桥遗址出土的这些石饼形器也与金沙遗址祭祀区出土的同类器物相同，可能用途也是一样吧。上世纪五十年代发现的规模恢宏，气派雄伟的成都羊子山土台遗址，是个呈方形的三级夯土台。它的底边103.7米见方，一、二级各宽18米，第三级31.3米见方，高有10米多，总体积为35574立方米。这座土台始建于商代晚期，应是此时期象征古蜀国国家权力的大型标志性礼仪建筑，是古蜀统治阶层举行祭祀大典的又一神圣之地。它也是迄今我国发现的最大一座商周时期的宗教性祭祀土台。五十年代发现的新繁水观音遗址是成都平原发现较早、发掘面积较大的一处商周时期文化遗址。该遗址出土的陶器与金沙遗址陶器面貌基本相同。1959年、1980年彭县竹瓦街先后出土了两批窖藏青铜器，是这个时期目前出土青铜器最为丰富的一处文化遗存。这批青铜器具有强烈地地方特色，代表了金沙王国时期青铜工艺的最高水平，又体现出与中原商周文化的交流，是研究四川盆地青铜礼器制度发展演变的重要材料。广泛分布、势力强劲的金沙王国在十二桥文化时期也影响到四川盆地及周边地区，目前在东达湖北西部、北到陕西南部、南达川西南地区都发现文化面貌与之接近的古文化遗存。如雅安沙溪遗址、汉源麻家山遗址，阆中坪上遗址、三峡以西的中坝遗址与哨棚嘴遗址晚期，及三峡以东的中堡岛遗址、朝天嘴遗址、红花套遗址等，还有陕西宝鸡茹家庄遗址等地，分布范围相当广阔。这些现象证明了以金沙为代表的蜀文化不仅与长江中游地区存在着深层的文化互动关系，同时又与北边的商周文化发生了密切接触和交流。成都平原腹心地带在商代晚期至西周时期绽放的文明之光，粲然彰示了一种开放、精进的文化姿态及一个强势的古蜀政治、经济及宗教文化的格局。目前从这众多同时期遗址情况看，以金沙遗址的规模与等级最高，遗址内具有一定的规划和较为明确的功能分区，每一个区内又都具有一定的布局结构，遗址内出土了大量的高规格礼仪性用器和一些与宗教祭祀活动密切相关的特殊遗迹现象，这些都是一般聚落所无法比拟的。从金沙遗址的规模与等级来看，是目前成都平原众多遗址群中面积最大，堆积最丰富，出土器物等级最高的一处。因此可以说在公元前1200-前600年，金沙应是古蜀王国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的中心，也即是古蜀王国的第二个都城所在。此时，四川盆地及周边地区，同时存在着的几十处文化遗存，它们如同满天星斗，围绕在金沙遗址周围，一方面形成众星拱月的态势，烘托出金沙遗址在这一时期不可动摇的中心地位，一方面又与金沙遗址一起共同构架出了商代晚期至西周时期古蜀王国强大宏伟的面貌。第二，来源之谜当我们领略了金沙王国的雄浑壮阔与奇幻绚烂后，会不禁地问，这个神秘的王国来自哪里？他们从天而降，还是拨地而起？其实成都平原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传说中古老的蜀族很早就在此繁衍生息。

“蜀”不仅是一个族号，也是一个国号。相传蜀国经历了蚕丛、鱼凫、柏灌、杜宇、开明等数个王朝，然而古蜀国的面貌却一直笼罩在虚无缥缈的众多神话传说中，文献资料中也只有只言片语的记载。近几十年经过几代考古学者不懈地努力，已基本了解到古蜀文明发展历程的大致脉络。其实从目前的考古发现看，蜀地早在四五千年前，即已进入文明社会。宝墩文化是成都平原目前已知时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以新津县龙马乡宝墩遗址命名，年代约为公元前2800年前1700年，约当中原地区龙山时代至夏代早期。宝墩文化时期的社会经济，以原始农业和渔猎为主。这一时期最显著的特点，是数量众多且具一定规模的古城址群的出现。这些古城址，南起新津宝墩，北至广汉三星堆，西起都江堰芒城，东至成都，即遍布于平原核心地区的古城址群。各古城均建在河流间的较高阶地或台地上，其布局规范，结构严整，面积在1060万平方米之间，城墙采用平地起建斜坡堆砌法修筑而成，在有些城址内还发现有大型礼仪建筑遗迹，古城可能兼具防御、治水、经济文化、政治宗教中心等功能。这种相对独立的、高于氏族部落的古城址群的出现，表明成都平原地区此时已进入文明起源的历史阶段。这是在郫县古城遗址中发现的一处宝墩文化时期的大房子，长度达50米，宽约1

1米，面积约550平方米。房屋呈西北-东南向，与城的方向一致。该房屋以卵石为墙基，于卵石中埋木柱。墙体可能为木柱间编竹笆，内外抹草拌泥形成墙体。房内垫土中掺入红烧土防潮，房内无隔墙，有五个台子横列于中部，台子间间距3米左右，每个台子的周围都挖有小基槽，槽内埋设密集的圆竹。推测可能以圆竹作为护壁，于护壁内填卵石，护壁外抹泥形成台子。根据这座建筑附近地层堆积比较纯净，出土的生活遗物又极少，也未发现一般的生活附属设施，推测这座房屋不是一般的生活居所，而可能是大型的礼仪性建筑。在这座大房子旁边发现的小型房屋一般都是围绕着这座大房子布局，它们的门向都是朝着大房子，清楚地表现出这座房子的重要性。　　这些陶器与石器出土于八个古城址中，它们是宝墩文化时期的典型器物，表现出了当时生产生活的一些状况。　　距今4000年前后，古蜀文明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典型的三星堆文化正式形成，其年代为公元前1700～前1200年，约当中原夏商时代。分布范围以三星堆遗址为核心，辐射至四川大部分地区及鄂西、陕南一带。　　三星堆遗址规模宏大的城墙体系、分布密集的房屋建筑基址、气势恢宏的祭祀遗迹、精美绝伦的文物瑰宝，这一切，都有力地勾画出一个繁荣故国的雄姿风仪，折射出一段灿烂文明的七彩光焰。　　从考古材料看，三星堆王国衰落消亡的时间大约在公元前1200年，而金沙遗址正好与之相接踵，在此时开始兴旺繁盛。距三星堆遗址38公里的金沙遗址内出土的大量文物及文化信息都显示出与三星堆文化有着极其深厚的渊源关系。大量资料表明，金沙文明就是直接秉承三星堆文明的精髓，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壮大，辉煌的金沙文明实是三星堆王国政权迁徙南移的结果。　　第三，去向之谜（遗韵）　　大约在公元前600年左右，金沙王国也逐渐走向了衰微。从考古资料看，那些曾经热闹繁华的村落在此时已大多荒芜人烟，有的还沦为了墓地，神圣的祭祀场所也变成了一片废墟，古蜀国的都城再次迁移，去向不明。　　其实当金沙文明被历史的风雨洗尽铅华，早期蜀文化之文脉却蜿蜒潜行、承传不坠。成都平原发现的大量战国时代遗迹与遗物明晰地勾勒出一幅五彩斑斓的晚期蜀文化图卷。巨大的船形棺、精丽的漆木器，奇峭的蜀式铜兵器及至今难以释读的“巴蜀图语”等，皆是当时文明华表之见证。这一时期的考古学文化称为晚期蜀文化，年代约为公元前600年—前300年。　　金沙晚期开始出现的船棺葬式，以及金沙遗址流行的陶尖底盏，在战国早期还有较多的发现都清楚地表明了金沙王国的大致去向这点。　　古文献中曾有杜宇传位于鳖灵（即开明）的一段史事，讲“一号杜主……会有水灾，其相开明，决玉垒山以除水害。帝遂委以政事，法尧舜禅授之义，禅位于开明。帝升西山隐焉。”　　上世纪50年代在成都百花潭中学出土的一件铜壶上以错金银技法刻划着精美的《宴乐渔猎攻战图》，反映了战国时期蜀地社会生活之大貌。而战国时代的一系列木椁墓、船棺墓的出土则具有更为明显的时代特征。　　此期墓葬以成都商业街船棺墓、新都马家木椁墓等最为重要。 木椁墓是此时蜀地最常见的葬制。新都马家木椁墓墓内出土铜礼器多具规范的器物组合定式，推测系使用的标准礼器。其墓葬形制与出土遗物多具楚文化特色，对探究当时蜀、楚间的文化关系等具有重要意义。船棺则是以整木凿制成独木舟形以装殓遗体及随葬品的葬具。其形拟舟楫，具承载灵魂升天之象征意义。2000年发现的成都商业街大型船棺墓则是一座长方形土坑竖穴多棺合葬墓，为古蜀国开明王朝王族或蜀王本人的家族墓葬，年代为战国早期。整个墓葬规模宏大，下为墓坑，上有地面建筑，结构讲究。墓坑长30.5米，宽20.3米，面积约为620平方米。墓中现存大型船棺、独木棺等葬具17具，其中最大的船棺长18.8米，直径1.5米。墓葬多次被盗，仍出土了大量的漆器、竹编器和陶器等。商业街船棺墓葬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数量、体量最大的船棺合葬墓，为研究古代陵寝文化制度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商业街船棺墓葬发现的当年就被评为中国十大考古发现，并于当年评为中国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现在商业街船棺遗址博物馆也正在筹建中，不久的将来各位就可以莅临现场参观。　　当我们追溯完金沙遗址的来源与去向后不难看出，古蜀历史是如此的源远流长。我们了解到其实当历史的脚步在跨进金沙时代之前，早就有着厚重的积淀，而当它迈过金沙之后，仍在继续向前，最终，百川归海，大势所趋。公元前316年，秦并巴蜀，至此，历经千载沧桑的古蜀文明古蜀社会顺应时代潮流自然而然地融入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大家庭中。　　第四，未解之谜　　上承三星堆，下传晚期蜀文化的金沙王国的发现，在新世纪初给我们带来了无限的惊喜与震动。我们在庆幸已找到了三星堆的流向和战国蜀文化的源头之时，却被更多的谜团所困扰。近几年的发掘，虽然已经为我们揭开了金沙王国神秘面纱的一角，但是金沙仍然还有许多空白和谜团是我们现在无法解答的。　　岁月掩埋了金沙，也保存了金沙。随着现代文明的步伐，一个过去我们从不知晓的国度，一段失落的文明，就这样一步步向我们走来。在这一片厚实的泥土下还会有什么惊人的发现呢？在下一秒又会有什么新的疑问呢？恐怕谁也不能回答。但是我们相信籍着考古工作的开展与深入，文明的碎片会一点点的拼接，金沙神秘的面纱也终将被全部的撩起，金沙一定会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　　我和大家的金沙发现之旅在这里就要结束了。但就像我们金沙遗址的发掘一样，这是一个了犹未了的故事。接下来我们还为大家准备了许多精彩节目，会让你的这次旅程更加精彩和丰富。有时间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继续参加我们的体验金沙互动参与活动，也可选择观看四维特效影片《金沙传奇》，利用现代高科技，去几千年前的古蜀王国里体验一番。　　谢谢大家。希望与您再次相约金沙博物馆.

金沙遗址博物馆里有名人书画吗?

金沙遗址博物馆里是没有名人书画的。

金沙遗址主体文化遗存的时代约商代晚期至西周时期，重要遗迹有大型建筑基址、祭祀区、一般居住址、大型墓地等，出土金器、铜器、玉器、石器、象牙器、漆器等珍贵文物5000余件，还有数以万计的陶片、数以吨计的象牙以及数以千计的野。

金沙遗址博物馆介绍：

金沙遗址是中国先秦时期重要的遗址之一，它与成都平原的史前古城址群、三星堆遗址、战国船棺墓葬共同构建了古蜀文明发展演进的四个不同阶段。已有的发现证明成都平原是长江上游文明起源的中心，是华夏文明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

金沙遗址的发现，拓展了古蜀文化的内涵与外延，对蜀文化起源、发展、衰亡的研究具有重大意义，特别是为破解三星堆文明突然消亡之谜找到了有力的证据。

金沙遗址为研究古蜀文明与外文化交流提供了珍贵资料。金沙遗址出土的文物包含了大量反映了古蜀文化与其它区域文化密切联系的信息。

中原文化的影响占主导地位，长江中下游地区文化的影响居次要地位；同时，金沙遗址对西南地区和东南亚地区的古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金沙遗址是研究古蜀国都邑形态的重要遗址。金沙遗址是商代晚期至西周时期古蜀国在成都平原兴起的一个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聚落，对于研究商周时期都邑遗址的布局结构和功能分区具有重要意义。

位于成都市区西北部的金沙遗址的发现，将成都建城史推进到公元前1000多年前，是研究成都城市史的重要资料。

金沙遗址出土的玉器是研究商周时期玉文化的重要资料。金沙遗址出土的玉器种类极为丰富，玉器中有成品、半成品和玉料，玉器上保留了大量的玉器制作痕，为研究古代玉器的制作工艺、流程等，探讨商周时期的玉器文化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