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清华中国研究所与21世纪中国研讨会”

清华的史学对我影响很深。

何炳弟

很遗憾今年春天不能重访母校，不能参加纪念清华国学研究院成立80周年的资深学者会议，不能做公开的学术演讲。请李伯忠主任宣读一个简短的讲话，并代表我致贺词。

虽然我在1934年(即国学院停办后五年)考入清华，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花在自学西洋史，准备G式留学考试，但我有幸在三年级时不时得到——僧(Mi)的教导，特意从陈选了隋唐史、 以唐朝皇位继承为实践和考证对象，对清华国学研究院的特色、贡献和影响有较大影响。 研究院的重心无疑在历史，而历史方面，仅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三位导师就极为丰富，更不用说研究院培养的众多国学专家了。你们系的资深同事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做过详细的编年工作，所以我讲的重点可以转移到1929年底以后清华大学四年制历史系的特点上来。

首先要回顾一下近三十年来国内似乎颇为流行的一种观点，即清华历史学派一般被称为陈寅恪学派。案例：1929年，双元制改革，清华当局聘请南开的蒋廷黻先生统筹历史系的发展规划。国学研究所仅存的领导人陈寅恪被中国文学系和历史系聘请。前者教授佛教翻译文学和《世说新语》学，后者教授魏晋南北朝和隋唐史。老师的第一个重要成就是把先生从武汉请回母校做了一次《中国宏观史》的讲座，这是雷认真修改过的，是以当时风靡全球的斯宾格勒形态史观为基础的。他还教中国古代史和秦汉史。25年前我回答采访的时候，简单回忆了一下30年代清华的历史系：

当时最擅长考证的是陈寅恪先生，雷海宗先生注重综合研究，系主任蒋廷黻先生专门研究中国近代外交史，考证与综合并重，更偏重于综合研究。蒋廷黻老师认为历史研究必须与基础社会科学相结合.在历史大领域，他主张先读西方史，采纳西方史学方法和观点的优点，再对中国史的大课题进行分析和综合。回想起来，30年代的中国，只有清华的历史系，历史和社会科学并重；西方历史和中国历史在历史上同等重要；中国历史上考证与综合并重。虽然清华历史系的政策是高瞻远瞩，不急于工作，但当时学生中并不是每个人都走这条路。我问自己，我一直走的就是这条路。

蒋廷黻老师和刘崇洪老师做出决定，通过三个渠道为清华和全国培养——名历史教学和研究人才，并将清华历史系研究生成绩优秀者送出国深造。通过中美G式考试选取未来需要的史料；给助教和老师三年时间准备新课程。这一时期培养的新史料有邵洵正(管理中国近代外交史，曾赴巴黎攻蒙)、王信忠(日本史)、张德昌(经济史)、杨凤岐(意大利史)、杨(美国史)、顾继光(魏晋南北朝史)、吴晗(明史)、朱清永(俄国)。研究生中，只有朱彦峰

不过值得欣慰的是，就在我入学前后，陈老师的教学和研究重点从佛教和中亚史转移到了隋唐史。初三(1936-1937)选隋唐史的时候，陈老师讲的内容都是《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两本书里的章节，要出版。班上除了我之外，还得益于1937年毕业的杨连生，以及同级的王魁、黄明信(近几年他的权威《西藏的天文历算》出版后，《大英百科全书》年请他纠正藏历专节的错误，而他倾注一生的《吐蕃佛教》至今仍未出版)。还有来自燕京的周一良的未婚妻一灯。王永兴要到联合国大会才从中文系调到历史系，他为陈寅恪学习已久。

对了，姜师傅眼光敏锐。他不仅是使用《筹办夷务始末》的第一人，也是该文件出版的主要推动者。他还为清华买了陆军部的档案。正如王静安老师之于古代史，蒋廷黻老师也可称为近代史上“双重证据法”的倡导者。

幸运的是，在我求知若渴的国难岁月里，清华历史系摆脱了国学过于繁杂考证的束缚，为我提供了一个清新的文化园地，让我不仅可以初步反刍雷海宗发人深省的宏观历史理论，还可以品味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和欧洲之前著名的外交史的味道。我已经不自觉地跳出了中国传统史学的“如来的手掌”，开始思考，至少是梦想自己手掌之外的“大”。这个梦想要在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论文《英国的土地与国家：土地改革运动与土地政策，1870—1911年》完成后的半个多世纪后才能实现。

就在我从英国史全身心地投入到国史研究的时候，1952年，国内高校重组，母校的文理法三所学校并入北京大学，清华的历史系被肢解。丁泽良、石、王魁含辛茹苦地死去，使我与母校历史系的精神联系全部断绝。在五六十年代，想进入美国一流大学主持中国史的教学和研究是非常困难的，只能靠自己著作的质和量的影响。那时候我的潜意识里总敢忘记在海外做清华历史接班人的重担。因此，从一开始就要培养必要时自学社会和自然科学工具的习惯，即决定尽可能多地使用多种多样的史料，通过细致的考证，希望在国史的一系列基本重大课题上取得原创性成果。写作前期特别打算考西方一流的社科历史类期刊(比如英国的《美国人类学家》，《社会及历史的比较研究》，《经济史学报》等。)为试金石，以此来观察自己的国史写作能否超越传统的国学、汉学，跻身于世界级著作之列。

海外清华史学的后裔杨连生是第一个成名的。由于特殊的个人机遇，20世纪40年代中期，他获得了哈佛大学东亚语言和历史系《美国历史学报》学位的博士学位，并接替周一良成为助理教授。杨连生思维敏捷，博览群书，记忆深刻，精通日语。他既能充分利用日本的研究成果，又能批评史料或说明的不足。在30多年的教学生涯中，他撰写了大量的经济史、宗教史和中国语言方面的文章，尤其是70或80篇在海外汉学界颇有名气的书评。1965年夏天，他坦率地对我说：“你是历史学家，我是汉学家。什么是汉学家？这是一家杂货店。”我马上回应：“可是你，杂货店的老板，货真价实，连我这样傲慢的历史学家也要向你买。”虽然这是老同学之间的玩笑，但实际上代表了清华历史传统在两个不同方向的发展。最发人深省的是，杨一生最重要的历史论文是《晋书食货志译释》年(发表于0755-7900年

在2005年的校庆月，从太平洋东岸远眺水木清华，我有理由相信母校历史系的未来前景是光明的。乐观的理由有很多，我只需要在这里回顾一下。1952年初夏，胡适之老师当着我的面比较了北大和清华文学院的区别。他说：“清华文学院一向谨慎，比较小众；但是，北大就很不一样了。只要有一天我当上北大校长，我一定会把文学院打造成世界一流的。但是……”(当时我和他都不知道国内高校重组的细节，他还是以北大校长的身份写的案)。胡先生大半辈子都与北大文学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自然为其规模之大、包容之精神而自豪。但我当时的内心感应和事后的多次反思，让我坚信胡老师对清华文学院的“渺小”并无轻视之意，反而隐含着一种畏惧的心态。换句话说，他完全明白，清华的文史哲的长处不在数量，而在质量。胡先生的这种含蓄而深刻的观察，可以用来评价过去，预测未来。

近年来，清华令人沮丧地恢复了国学研究。幸运的是，李雪芹以身作则，坚持不懈地为考古发掘部的多批古帛书论证了“双证法”。近年来，李伯仲、葛、张国刚、等一批知名学者付出了巨大努力，他们各自的研究也受到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虽然我对母校的历史教学和研究现状还不够了解，但我有理由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可以背出国学院时期的一句壮美的话：“清华书院，英雄辈出！”谢谢大家。

附录：何炳弟老师简介。

何炳弟老师是清华大学的校友。1938年毕业后获得文学学士学位，获得第六届清华耿式公费留学生赴美留学，赴哥伦比亚大学深造，1951年获得博士学位。后来，她在美国和加拿大的著名大学任教。她曾任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芝加哥大学历史系汤普森教授(1963-1987年)和加州大学欧文分校杰出客座教授(1987-1997年)

何老师主要致力于中国历史的研究，内容涵盖社会、经济、制度、文化、思想、农业史和宏观历史理论。他早期的英文代表作有《东汉的豪族》和《清华学报》。这两部著作都被翻译成意大利语，并被收入社会经济史专著。前者有另一个中文译本，后者有另一个日文译本。前者是20世纪仅有的中国历史和社会科学学者的著作之一，后者近年来被美国学术协会选为历史上最好的著作之一，并列入电子书广泛采用。何老师中期代表作有两部，一部是《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1368—1953》，一部是《帝制晚期中国的成功阶梯；社会流动的研究，1368—1911》。退休后，何老师转而研究先秦思想史，已写论文十篇，代表作有《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长学术回忆》《东方的摇篮：中国新石器时代及有史早期技术及理念土生起源的探讨，公元前5000—1000年》。后者已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以简体中文出版。

何老师的学术贡献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高度认可，所获荣誉包括：台湾省中央研究院院士(1966—)，美国亚洲研究协会会长(1975—1976)，香港中文大学法学荣誉博士(1975)。劳伦斯大学和丹尼森大学荣誉人文博士(1978，1988)，艺术与科学研究员(1979—)，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高级研究员(1997—)。近年来重要的学术讲座。包括香港中文大学举办的「邵逸夫杰出访问学者讲座」(2000-2001年)、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与语言研究所举办的「傅斯年纪念讲座」(2000年12月)及莫德所举办的「首届萧公权纪念讲座」

纪念清华国学研究院成立80周年述评

何兆武

今天，我们相聚在清华大学，纪念——清华国学研究院成立80周年，这是中国现代学术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清华国学研究院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学术文化正式进入一个新阶段：一方面是对几千年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另一方面也为中国学术思想的现代化开辟了一个新的阶段和新的生命。她不是甘家对传统汉学、宋学乃至考据学的简单继承，而是在吸收现代世界先进文化精华的基础上，开辟了中国现代学术思想的新天地，从而赋予其辉煌的新生命。如果认为可以因为社会的现代化而抛弃几千年的文化精髓，这既是不可能的，也是对历史文化的犯罪。但是，如果默默坚守前人的约定俗成，在贫困中低头，不思创新进取，也是自我放纵，违背时代精神的要求。

清华国学学院前后只有四年，只有六个导师，学生不超过100人。但它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支撑了文化转型期中国精神文明和学术思想的半壁江山。它培养的学生成为20世纪上半叶中国人文学科当之无愧的中流砥柱。试想，如果把当时不足百人的队伍名单从中国学术思想史上剔除，那么中国的人文学科将是一张苍白无力的脸。

人类文明是一个曲折积累的过程。我们在现有的基础上不断创新，不断进步。如果我们彻底粉碎所有原有的旧文化，那么我们将不得不回到野蛮时代，从头再来。这在理论上是荒谬的，在实践中没有意义。继承过去，创新未来，是一个连续的、不可分割的整体工程。清华国学研究院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珍贵的范本。我们应该继承先贤的这种模式，继续发扬光大，这是我们对清华国学最好的纪念。

国学院六位导师中只有一位博士(即赵元任先生，院长吴宓先生不是博士)，近百名学生中没有一位是博士。比起今天的大制作人不仅是博士，还有博士生导师和博士后，时代不同了。但是，从可比性来说，当年的学生是不是还不如今天众多的博士生导师和博士后呢？王老师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某出版社曾经大笔一挥就封了20多位“国学大师”，但全国各地到底应该错封了多少位大师？当时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几位导师，应该都是当之无愧的大师，但国学研究院从来没有给他们起名为大师，做梦也没想到的是所谓的博士后、博士生导师以及各种复杂的名字。他们的眼睛盯着追求真理，而不是追求名利。一位80岁的老妇人仍然每天不知疲倦地去实验室做她的科学实验。一个男人走过来告诉她，“你获得了诺贝尔奖！她说：“哦，诺贝尔奖？”然后她低下头继续她的实验。如果她的眼睛盯着诺贝尔奖，她很可能得不了。最近看了几篇关于太平天国的文章，大部分都谈到了太平天国的阴暗面，指出这些阴暗面是其失败的原因。但似乎还有一点没有被研究者深入探讨，那就是太平天国体系中的名器温度应该也是导致其没落的契机之一。太平天国末期，仅南京就多达2000人。然而，2000多名王子未能挽回其垮台的命运。追求真理的精神和名利的诱惑是水火不容的。当人们迷恋名利时，追求真理的热情消失得无影无踪。记得有一次和北大的一个中年老师聊天。我说；我羡慕你现在有条件去做一些自己认真感兴趣的工作。我们当时没有这个条件。他回答说，这样做其实很难。我问是什么原因。他说：“心理不平衡。“当然，人是社会动物，不可能不受社会条件的制约和影响。但同时，人也是社会的主人和历史的创造者，有可能改造社会的条件和影响。当然，关键在于领导，但大多数人不应该逃避天职。在这方面，国学院的前辈们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可敬的榜样。清代学者颜元曾说：“士不可将运交托以转理；“一个人的兴趣是学术，大家的兴趣是习俗。”学者应该以身作则，责无旁贷地移风易俗。前人学者曾高举“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来概括清华国学的精神。清华的校训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今天，对前辈最好的纪念，就是从他们手中接过这个火炬，发扬光大，让我对得起我们的前辈，也对得起我们的新人。愿国学的精神光辉永远照耀着我们前进。

作者简介：何兆武，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思想文化研究所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清华的人文传统

——纪念清华国学研究院建院80周年。

张岂之

第一，人文基础

清华大学的前身是留美预备学校，创建于1911年，原名清华学堂。1925年，大学部成立，后更名为清华大学，包括留美预备部、大学部和国学研究所三个部门。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和赵元任被聘为学院的讲师(即导师)。研究所存在时间不长，1929年关闭，但影响深远。探究清华的人文传统，必须从国学研究院说起。

梁启超与清华学派、清华大学有着不解之缘，是清华人文传统的奠基人之一。1911年在清华讲学，《有关〈孙子〉〈老子〉的三篇考证》年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四个字鼓励清华学子，后来成为清华的校训。他在清华最早提出了传统与现代、中学与西学相结合的办学理念。王国维也有类似的想法。这些都反映在国家研究所。

比如研究生院聘请导师有严格的条件，要求他们研究中国文化的“整体”，不是一点一滴，也不是一个片段，能把握其整体精神。还要求导师用新的方法对中国传统学术进行梳理，同时了解世界学术发展趋势，从而开辟新的研究路径。提倡导师与学生的个人接触，在性格和学术品质上给学生潜移默化的引导作用。这一切都不是纸上谈兵，而是真正付诸实践。80年过去了，今天我们再看国学院上述四位导师开设的各种课程，依然会惊叹他们的渊博学识和开放境界。短短几年，国学研究院培养了很多优秀的人文学者，这与导师们的言传身教是分不开的。

国学研究所为清华的人文传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她的精神后来被中文、外文、历史、哲学等文学团体继承和发扬。清华大学历史上丰富多彩的人文课程和成就，是国学研究院的种子生根、发芽、茁壮成长的结果。正因为如此，我们需要从今天更广阔的历史背景来思考国学研究所的内在价值。

第二，学术创新

清华校歌里有一句话：“东西方文化交汇。”这八个字体现了清华人文传统的一大特色。这不是全盘西化，也不只是固守国粹，而是东西方文化的融合创新。以下以王国维、陈寅恪为例，略作说明。

王国维在中国儒家经典向现代学术的转化中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在人文学科的主要领域做出了创造性的贡献。他了解西方实证主义史学的方法，对新发现的史料有着特殊的感情和兴趣。他认为“古代关于新学的询问，大多是因为有了新发现”(《读史阅世六十年》 May 《周易》)，并指出孔子墙中有书写，然后有汉代以来的古代学者的研究；有赵、宋时期的古器物，再有宋时期的古器物、古文字。近代出现了殷墟甲骨文、流沙简牍、敦煌写本、边疆民族碑刻等一些史料，可称之为新史料发现时代。他对甲骨文、钟鼎铭文、篆刻泥印、秦砖汉瓦、石经木简、玉佩古钱币、历代天平、铭文等都有研究，尤其是甲骨文、流沙简，并应用于古史的探索。王国维从甲骨文中发现，《王国维遗书》等古籍中所载的商代王氏宗族基本可信。他还将甲骨文与《静安文集续编最近二十年中国发现之学问》、《史记殷本记》、《山海经》、《竹书纪年》等传统古史进行了交叉质证，从而证明这些古史传说也有一定的事实依据。由于王国维善于利用新史料，他的历史研究(包括研究方法和具体的学术观点)能找到比同时代人更准确、更接近历史真相的古史演变线索。正如郭沫若所说：“(王国维)留给我们的，是他的知识的产物，就像一座辉煌的城堡，在千百年来旧学的壁垒上熠熠生辉。”他还说：“目前要讨论中国的古代研究，清算中国的古代社会，不能不从罗(振宇)和王(国威)的成就说起。”(注：郭沫若：0755—79000(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陈寅恪研究中世纪文化史，史料广泛。他在1930年出版的《楚辞天问》第一册第二卷《吕氏春秋》中说：“——时代的学术领域必然有新的材料和新的问题”(注：陈：《郭沫若全集历史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503页。)，用新材料研究新问题，会有学术创新。其著作《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也指出，王国维之所以能够在学术研究上超越前人，原因之一就是他善于利用地下实物资料和文献记载相互印证。陈寅恪本人对中国中世纪文化史的研究，并不局限于旧材料。他曾说，过去的文化史研究是以儒生、文远等人的资料为基础的。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和《陈寅恪论文选集》的22史和书里，而且他不仅用正史书，还用诗集甚至敦煌写本。他在《静安老师遗书序》一文中，从元稹、白居易的诗歌中发现了唐代艺术文化的变迁，从元、白的乐府中考察了唐代的历史事件，以文证史。他对中国中世纪文化史研究的贡献，与其宽广的学术胸怀密切相关。

我上面写的清华国学院导师的学术创新，只能起到“举一反三”的作用。他们和其他清华人文学者的学术创新成果丰硕，内容丰富，范围广泛。遗憾的是，这方面的学术史还没有得到全面系统的总结。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真的为前辈感到羞耻。

第三，自我提升

清华的人文传统还表现在：师生在品格和学识上力求自强和完善。按照清华上世纪30年代的规定，教授在学校工作五年后有一年的学术假，由学校赞助出国访问学习。著名散文作家朱自清当时是清华大学中文系的教授。1931年，他休了学术假，在伦敦皇家学院和伦敦大学注册为审计师。根据《文献通考》当年的叙述，他有两次夜梦清华不能继续聘任他为教授，理由是他的外国文学教育仍然不足。我一觉醒来一身冷汗，觉得不发聘书还是挺有道理的，于是他更加努力的利用伦敦的一切便利条件提升自己。俗话说，天天想，晚上就会做梦。所谓的“不足”并不真的来自清华，而是朱老师对自己严格要求的一种体现。清华很多人文学科的著名学者教授都能看到这种自强不息精神的闪光。

人们会问：为什么？清华人文学者的修养达到了一定的境界，经历了“学而不足，后知不足”的道理。而且在学风和校风优良的环境中生活工作，相互影响，相互促进。更重要的是，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建设和后世的文科，以及整个学校的经验，都被总结为一种教育理念。这是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在1941年的文章《玉海》中的名言：“大学者，非建筑也，乃大师也。”(注：梅贻琦：《元白诗笺证稿》，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10页。)这个概念说明，专家不同于大师，大师的知识结构和研究成果是广泛的、深刻的、全面的、创新的，而专家只是在某些点上进行研究和做出成果。人文方面，清华的人文硕士不是一两个，而是群星璀璨。尽管他们有这样或那样的历史局限性，他们的学术遗产将永远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

俗话说“严师出高徒”，清华人文的佼佼者不在少数。比如1929年钱钟书考入清华外语系时，就表现出了大学时期刻苦学习、独立思考的精神。当时发表了很多文章，包括中国古典文学、西方哲学、美学问题、翻译问题等等，可见他有着广泛而深厚的学术基础，这与他日后的学术成就密切相关。而1931年考入清华外语系德语专业的季羡林，从他的《朱自清日记》(写于大学三四年级的日记)可以看出，他读书涉猎广泛，学生时代就开始翻译文学，敢于评论教授的讲课，发表自己的见解。清华毕业后，在济南工作了一年，公费留学，在德国哥廷根大学学习东方语言和文化，后来成为著名的东方学家。他写了许多关于他的母校清华的回忆录。其中一篇名为《就职演说》的短文写道：根据他个人的教学经验，清华的校风用“清新、活泼、民主、进步”四个字最能表达，这是对清华人文传统的总结。

第四，最高性能

世界上没有抽象的人文精神和人文传统，总是与具体的历史条件相联系，也可以说是时代精神的一种表现。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后，清华的人文传统得到了更大的发展。用冯友兰的话说，西南联大的精神面貌成为中国大学的“最高表现”。

清华大学在战火中南迁，历经艰难险阻，联合北大、南开师生，于1937年11月1日在长沙开课。文学院位于南岳，离长沙不远。这里的条件和清华校区没法比。当时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闻一多在给妻子的一封信中写道：“在南岳你一天也喝不到一次真正的白开水，食物从你出生起就没尝过。饭里全是沙子，肉很臭，素菜多是奇怪的草根和草叶。一桌八个人，吃四个荷包蛋，而且不是每天。总之，我们在这里享受不到快乐，但是我的精神很充实。南粤两门课参加的人很多，好像是这里最大的班级。我听得很用心，我说得也很努力。”(注：《梅贻琦教育论著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第261页。可想而知，文教授在《清华园日记》和《梦吟水木清华》授课时，他的爱国情怀深深感染了大学生们。

1938年，战争逼近长沙，学校迁至西南。一些教授选择步行而不是乘公共汽车。当一个学生问闻一多为什么不坐公交车时，他回答说：“困难中走千里，不痛苦。虽然他是中国人，对中国社会和人民生活了解太少，但多走走也无妨。”(注：冯友兰：《闻一多书信选集》，1948年第3卷第5号，引自张寿昌《诗经》，北京：北京出版社，1988年。)1938年8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在云南昆明成立西南联合大学。

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孕育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将三所大学各具特色的人文传统提升到新的高度，并使之融为一体，展现了中国大学在国家危难之际所表现出的卓越而深厚的爱国情怀。从1938年到1945年，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在8年时间里培养了3000名毕业生。正如曾经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读本科并获得硕士学位的杨振宁所说：“这3000人对世界做出了巨大贡献，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我也多次说过，我这辈子很幸运，在西南联大读书，因为西南联大的教育传统很好。这个传统在我身上起到了最好的作用。”(注：杨振宁，《楚辞》，参见《怀念朱佩弦与闻一多老师》，北京：华夏出版社，1994年，第81页。)这可能也是西南联大毕业生的共同感受

冯友兰教授曾站在民族复兴的高度，以独特的方式书写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八年碑。碑文写道：“我国作为世界上的一个古国，盛产东亚。它本应吸取汉唐遗风，使之在世界上先进。在未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完成将在世界历史上占据独特的地位。覆盖世界的大国，新而不古；希腊和罗马，古老但不是今天。然吾国古有新有旧，所谓‘周为故国，其命为新’。”(注：引自《文学杂志》(上)第3卷，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3页。时隔几十年，我们今天再次读到这段碑文，不能不佩服冯先生的远见卓识。他的预言正在实现。

动词（verb的缩写）漫长的路要走

建国之初，清华奉命进行院系调整，文科并入北大。但是，这并没有打断清华的人文传统。清华用政治方向和高超技术相结合的理念，为祖国培养了许多优秀的社会主义建设者。

1994年，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清华大学开始全面恢复重建文科院系。十年来，成就斐然，清华的人文传统得到了弘扬和发展：清华践行了“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注：王大中：《最完整的人格》，1号，《21世纪的中国靠你们来建议》，2000)。)，认真实施1999年《海外学者论中国》，努力提高清华学生的人文素质和科学素质，尝试将人文素质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道德教育相结合(注：顾：《清华大学史料选编》，《关于在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若干问题》(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这些都使得清华的人文传统得到继承和创新。

今天纪念清华国学成立80周年，恰逢人们梦寐以求的民族复兴时刻，令人振奋。人们有这样的期待：再过20年，清华国学研究院建院100周年，从清华毕业的学生，无不具备深厚的人文素养，成为以法治、公平、正义、诚信为基本原则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者和创造者，产生思想家、理论家、学者、科学家、艺术家等，涌现出具有民族和当代特色的学术大师。任重道远，只有扎实工作，艰苦奋斗才能实现。清华人文师生有责任谱写无愧于民族复兴伟大时代的新篇章。

作者简介：张岂之，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论“中西融合”的理论与机制

—— 55年教书育人：清华历史系早期学风的回顾与再认识。

刘贵生

1950年秋，我从广州岭南大学政治历史系转到清华大学历史系，后留校任教。今天，我在清华已经55年了。今年是清华国学研究院成立80周年。国学研究所与历史系关系密切，而我这个老学生，更应该记住和反思养育自己多年的学术“母亲”。我首先想到的是陈寅恪老师。这位老师是国家研究所的四位(或五位，加上李记)导师之一。有幸在岭南大学被老师教过。我转学到清华后，也受到邵洵铮、周一良、丁泽良等老师的学生(或“私人弟子”)的教导。我先做老师的“弟子”，再做“弟子”。今天的回忆，从老师和岭南开始。

1949年春，陈寅恪老师应岭南大学校长陈老师的邀请，来到广州。老师给岭南政史系的学生上课，从“李创业”开始，到安史之乱结束。下一学年，1949-1950年，老师开了魏晋南北朝史。此时，广州解放前夕，国民党政府逃亡前，突袭进步人士，摧毁了——轰炸电厂和海珠桥。学校直到解放后的1950年春天才能正常上课，教学秩序才恢复正常。断断续续听到今年的魏晋南北朝史。即便如此，听了三个学期老师的课，还是被老师新颖独特的历史风格深深打动，比如“用多种语言的史料证明历史”、“从经济角度分析政治问题”，尤其是“以精神文化为纲分析社会生活领域的各种史料”。在几位学术前辈的指导和教导下，我决定转到清华(我以为我的老师会回清华)。暑假一到，我就北上参加清华的转学考试。今年9月1日，我以清华大学历史系转学生的身份向学校报到。

去清华越多，我对尹柯先生和清华的关系了解越深。系里教中国史最明显的老师都是学生或“私人弟子”，比如教秦汉史的孙玉堂教授，教魏晋南北朝史的教授，教宋史的丁泽良教授，教元史、清史的邵勋正教授，教明史的吴晗教授，专门教唐史、近代史的讲师，专门教近代史的陈清华、张两位助教。他们中的三个人，周一良、王永兴和陈清华，是帮助尹柯先生的助手。

今天回想起来，清华大学历史系给我留下最深的印象就是重视外语学习。说到重视外语，有人会问：哪个大学不重视？教会大学不是更重视吗？是的，确实如此。但是，“价值”不同于“价值”。据我所知，清华大学的“重视”是把所有的外语作为一个整体来重视，而不是作为不同的对象或“学科”，也就是把它们作为可以与中国文化进行比较和交流的对象来重视，目的是丰富和发展中国文化。可以说，这是一种“以我为主”的强调，是一种“有形有用”的强调。“体”自然是中国文化；“用”就是比较交流，让中国文化与各种外语反映和传达的欧美文化交融。往深里看，这种做法的本质是培养一批符合时代需要的中国新文化精英。可见，“重视”和“重视”的情况还是有区别的。这在对课程的要求上更明显。该系要求学生不仅要学习“一门”外语，还要学习“多门”外语，至少两门。不用说，作为“第一外语”的英语之后是作为“第二外语”的法语、德语、日语和俄语中的任何一种。第二外语通过后，如果有学生选择第三外语，系里会鼓励他们这样做。这样，随着外语数量的不断增加，学生的历史视野会得到拓展，反过来也会明白掌握更多外语的好处和必要性。这种做法使学生越来越意识到掌握外语的重要性。很多毕业生都掌握了三四门外语。除上述留校任教的老师外，还可举出何炳棣、李、何兆武、陈清华、丁明南、齐、尹绪义等。他们在历史上的功绩不用我介绍了。总之，我觉得说一下清华历史系的“学风”就够了。要说起来，还得从“重视外语”这四个字说起。

言归正传，说说我对早年学风的理解

学风的灵魂是学术思想，学术思想是“体”和“用”的综合体，由“值”和“用”构成。其中，价值是“核心”，功能是一组“有机构成”。据我所知，清华历史系的学术思想由四个层次组成。第一层是“多语言”。这一点在教师的学术论文中有所体现。陈寅恪老师的文章不言而喻。邵勋政老师在《中国大学教学》上发表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人文教育与一流大学的人才培养》、《清华大学学报》、《清华学报》等文章，广泛使用波斯语和英、法、德、俄语，是很有代表性的作品，在国内外影响很大。另外，孙玉堂、周一良、吴晗、丁泽良等老师也都有自己的代表作，这里就不介绍了。在“多语言”之上的是“多存档”(或“多文档”)。很显然，如果你不掌握多种语言，就不会有“多个文件”或“多个文档”。而“档案”或“文献”是历史研究的“命脉”，其重要性自不必说。下一个层次是“多学科”。大家都知道，在充分掌握史料之后，历史研究的关键问题是如何从史料中梳理出问题的线索。而“收拾残局”也绝不是一两个学科的结果，必须多学科相互配合。这样，研究人员必须具备多种学科知识。清华历史系开学之初，系主任蒋廷黻为了帮助学生理解这个问题，在一次演讲中把“管理历史”比作“画龙点睛”。他用这四个字来帮助学生明白一个道理，那就是学习历史必须有多学科的训练。他是这样告诉他的学生的：如果把“历史”比作一条“龙”，那么这条“龙”就是用各种颜色和超过——个学科“画”出来的。比如《画骷髅》需要经济学知识，《画皮》需要社会学或人类学知识，《画龙林》需要政治学知识。当这些都做完了，“龙”看起来是“画”出来的，但乍一看还是不行，还没“画完”，缺乏活力，很平淡。这时候就需要用一门学科，也就是思想史的知识，来为它“画龙点睛”。有了“眼睛”，这条“龙”就“活”了。这个比喻给学生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系里流传着这样一个著名的故事。教世界史的老师刘崇鸿曾经对他的学生说：“你们最好选雷海宗的课。雷老师的世界史太有哲理了，我说不出来。”这些话既体现了刘先生的谦虚，也体现了本系“历史要讲得有哲学味”的根本要求。以上是对“多学科”的解释。其上一层是“多重证据”。由于历史学家的知识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历史成就的大小，以多学科知识为“底”，历史学家更容易从更广泛的知识中搜集证据，进一步形成所谓的“多元证据”。中国著名的研究古代史的“双证”法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个方法是王国维老师提出来的，经过陈寅恪老师的论证和发展。这些情况我都不需要在这里介绍了。我们还应该看到，从某种意义上说，王国维、陈寅恪的学术生涯基本上是通过“多语种”、“多档案”、“多学科”、“多证据”一步步走上顶峰的。在我看来，他们两人的道路，正是这种学风的具体体现。

人们常说，清华的学风特点是“贯通古今，融汇中西”。那还不错。但我们必须看到，“沟通”和“交换”是有条件的。条件就是上面说的四个“多”。没有这四个“二”，怎么能说“沟通”和“交流”呢？而“沟通”和“交流”本身并不是目的，它们服务于一个“中心”。这个“中心”可以用陈寅恪老师说的一句话来表达：“永远不要忘记我们民族在世界文化史上的地位。”综上所述，就是：“四多”保证“交流”，“交流”保证“中心”，体现了学风的价值体系。反之，主导“功能结构”的是“价值体系”，即“洋为中用”，而不是“中为洋用”。这个“中心”将始终保持我们民族文化在世界文化史上的应有地位，并将随着时代的进步而不断丰富和发展。我想这就是清华历史系早期学风的主体性、优势和特色。

从当前世界文化发展的大趋势来看，我认为有必要将上述四个'多'发展为第五个，即增加一个'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在文化理论方面，特别是着眼于在各种文化比较中更好、更清晰地认识中国文化的特点和优势。大家都知道，学术界对“文化多元”一词一直有两种不同的理解：一种认为人类文化中的“多元”现象是客观事实，称之为“作为事实的多元”或“描述性多元”；另一种认为“多元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现象，被称为“意识形态多元主义”或“规范多元主义”。英国学者Lesslie Newbigin、Alister E.McCrath和美国学者David Tracy都对此有过论述，这里就不一一介绍了。我用这个词完全是在前一种意义上。只有充分认识到“多样性”，我们才能更多或更好地吸收各种文化的长处，使之为我们自己民族文化的发展服务。况且，只有采取这种态度，才能与中国今天的国际地位相匹配。尤其是我强调这一点还有一个特殊的原因，那就是多元文化主义理论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反对以“逻各斯中心主义”为后盾的“文化一元论”，这是19世纪以来传遍中国的“欧洲中心主义”文化思想的支柱。因此，对于我们这些经历过长期半殖民统治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我们应该关注任何一种有助于动摇“欧洲中心主义”及其文化理论支柱的思想或理论，注意从中吸收有益的成分，为我们民族文化的发展服务。这显然对我们重新认识中国大有裨益，中国是19世纪至20世纪中国现状的总源头。就此，我正在写一篇纪念雷海宗老师诞辰一百周年的文章《〈元史〉、剌失得丁〈集史蒙古帝室世系〉所记世祖后妃考》(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剌失得丁〈集史忽必烈汗纪〉译释》，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69页。)文章谈清华历史系的学风以及如何在文化思想上坚持民族主体性，供读者参考。我的基本态度是：学习要有“老师”，不能讲“老师”，但绝对不能讲“门户”。谈“传送门”本身不是老师，尤其没有清华的表现。

作者简介：刘贵生，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历史系教授。

深入探讨清华国学研究所的成就与经验。

——“清华国学研究院与21世纪中国研讨会”开幕致辞

李雪芹

1925年到1929年的清华研究院，即大家常说的清华国学研究院，在中国现代学术史和教育史上，是一个非常特殊、也非常重要的事件。现在我们作为后人纪念清华国学研究院的成立，研究国学研究院的历史，就是要看看这一规模很小、时间很短而成绩特别巨大的学术机构，对于我们今天的学术和教育事业有什么应该借鉴的经验；尤其是作为“国学”研究院，给我们继承和阐扬中国的优良文化传统，留下了哪些遗产值得大家吸取。

对于像我这样的晚生后学来说，清华国学研究院已经是相当遥远的过去了。研究院创建时的导师、讲师、主任几位老师，梁启超、王国维两位的过世在我出生以前。陈寅恪、吴宓、李济三位老师，我虽然在年龄上赶上，但没有机会见到。1979年，我在美国伯克利拜见赵元任老师，那时他已87岁，他的夫人杨步伟女士则已90岁了。不但是他们，清华国学研究院当时招收的四届学生，其中不少位是我曾经见过的，据我所知，当前已无一人在世，因为假设在1925年是18岁，今年便是98岁了。不过国学研究院的各位老师，以及研究院的学生们，他们在学术界的重大影响是迄今犹存，永远不会磨灭的。

我们追想清华国学研究院的诸位导师、讲师，很容易抱有一种误解，即把他们当作当时已经年高德劭的老老师。其实那时候他们确实“德劭”，但至少用现在的标准说并不“年高”。请看1925年任职的研究院导师、讲师和主任，他们当时的岁数是：梁启超52岁、王国维48岁、陈寅恪35岁、赵元任33岁、吴宓31岁、李济29岁，这实际是一个中青年的学者班子、学术集体。

这个中青年学术集体，在短短几年中做出的成绩是没有人能够否认的。我想，看一所研究院的成绩，最好的衡量办法是看其所培养的学生的质量。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学生，绝大多数后来成为知名学者，在文史哲等学科有卓越贡献。由于我见识狭陋，许多位的生平不能了解，在这里只选出比较熟悉，曾经见过或读到其论著的30人：

第一届：杨筠如、余永梁、程憬、吴其昌、刘盼遂、周传儒、王庸、徐中舒、方壮猷、高亨、姚名达、闻惕

第二届：谢国桢、刘节、陆侃如、陈守实、侯堮、朱芳圃、戴家祥、吴金鼎、王力、冯国瑞、卫聚贤、姜亮夫

第三届：罗根泽、蒋天枢、蓝文征、裴学海、徐景贤

第四届：王静如

即使这些名字，已经足够说明国学研究院教学培育的成功了。

清华国学研究院之所以取得显著的成就，原因是多方面的。我在这里只想提出两点，供大家参考。

第一是师资的高品质。国学研究院在筹备组织时，已经对导师的聘任设立了很严格的标准。据吴宓老师1925年9月9日在研究院开学典礼上的讲话，所教聘的“国内硕学重望”应具有“三种资格：(一)通知中国学术文化之全体；(二)具正确精密之科学的治学方法；(三)稔悉欧美日本学者研究东方语言及中国文化之成绩，与学生以个人接触、亲近讲习之机会”。（注：齐家莹： 《有明初叶与帖木儿帝国之关系》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9页。）清华文科长期强调的“中西融会，古今贯通”的特点，在这里已经见其端倪。

第二是教研的高要求。研究院各位导师都能发挥所长，他们的研究课题、讲授内容，在那时均处于学科的前沿地位。最近，我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主办的《语言与历史》 上读到一篇很好的文章，题目叫做《邵循正历史论文集》 ，其中首先强调的，就是要“引导学生进入学科前沿”，并且界定“前沿就是一个学科在发展中碰到的还没有解决的问题”，“只有解决了前沿的问题，才能推动学科的发展”。（注：林文勋： 《认识“世界史”中的西方话语霸权，坚持文化思想上的民族主体性》 ，载《雷海宗与20世纪中国史学》 2005年第3期。）国学研究院各位导师，在自己的学科领域内都做到了把握学术前沿，并且善于将学生及时带入前沿，这由他们所指导的学生论文可以清楚地看出来。

对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回顾研究，已经成为当前学术界的一个重要课题。今天，北京仍是春寒料峭，蒙大家光临这次“清华国学研究院与21世纪中国学术讨论会”，我们表示深深的感谢。关于清华国学研究院的成果和精神，以及其对于未来学术发展的关系，在这次讨论会上一定会有深入的探讨和阐述，我们准备洗耳恭听。谢谢大家。

作者简介：李学勤，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历史系，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源： 《清华人文学科年谱》

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创办背景近代以来，欧风美雨汹涌东来，国内有心者常思融会中西，贯通古今，为中国新时代创造新文化。清华创办研究院，即是近代中国学术思想发展的内在要求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的体现。具体而言，有以下起因：第一，时值一批有识之士呼吁“振兴国内高等教育”，清华正在筹备改办大学，以提升办学程度。清华成立研究院，招收各科大学毕业生，从事专门研究以实现学术独立，是改办大学的内容之一。第二，新文化运动期间，胡适等人发起整理国故运动。1921年，北京大学成立国学研究所，作为具体推动这一运动的机构。东南大学、厦门大学也分别于1923年、1926年设立研究国学机构。为扩大运动的影响及壮大实力，胡适多次建议母校清华创办类似机构。清华国学研究院的成立，与北京大学成立国学门，成为上世纪20年代关于国学最大的两件事情。第三，自清华建校之后，屡被社会指责为“洋奴学校”忽视中国文化和国情知识的研究。梁启超就曾说：“清华学生除研究西学外，当研究国学，盖国学为立国之本，建功立业，尤非国学不为功。”同时，校内很多学生也呼吁学校重视国学。1924级学生施指出：“清华本是预备留美学校，所以一向的方针，似乎仅是培养预备留美的人才——能够入美国大学，能够应付美国环境的人才。这是把手段看作目的的错误。”建议学校重视国学应“拟定出洋前必需的国学程度”。当时，这些校内外的舆论无不影响着学校“改大”的思考。从改变学校以美国马首是瞻的形象着眼，要重视国学；从推进国家教育独立着眼，也要加强国学；从改进和发展国学的研究，也要加强国学。经过多次研讨，学校决定建研究院并先设国学一科。

什么是国学？如何看待国学热？为什么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国学，一国所固有之学术也。国学和文学数学的意思不同，并非是国家之学或者治国之学。一般来说，国学是指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与学术。国学是中国传统文化与学术，也包括了医学、戏剧、书画、星相、数术等等。国学以学科分，应分为哲学、史学、宗教学、文学、礼俗学、考据学、伦理学、版本学等，其中以儒家哲学为主流；以思想分，应分为先秦诸子、儒道释三家等，国学以《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分，应分为经、史、子、集四部，以国学大师章太炎《导师，你应该教给学生什么？》 所分，则分为小学、经学、史学、诸子和文学。任继愈(国家图书馆名誉馆长):我们这代人主要生活在20世纪。20世纪的中国历史可以分成两半。前一半是受屈辱的时代，八国联军侵华就是20世纪开始的那年发生的；后半段，新中国成立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这后半段又可以分为两半来看：前一半搞运动比较多，后一半搞建设比较多。文化的特点是它像流水一样不容易隔断。中国的文化有多少年就得算多少年，有3000年就得算3000年，5000年就是5000年。这种文化的继生性特点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是无法否认的。没有传统就没有今天，大家都是在旧的文化基础上建设新的文化。接上去，发展，这是国学的目的，国学就是传统文化。汤一介(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国学”的提出实际是从清末开始的。当时我们国势衰败，西学传入。西学是强势文化。当时西学的传入与印度文化传入不一样，印度文化是和平传入。西学带着武力，依靠船坚炮利传入。正因为有西学的传入，才有“国学”的提法，不然“国学”很难普及。20世纪前半叶，西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争论一直没有间断。看待西学的冲击，一方面要看它的破坏作用；另一方面，正是由于西学的冲击，它刺激了我们，使我们反省，反省我们自己的缺陷，把他们好的东西拿来充实我们自己。不吸收是绝对不行的。从历史上看，没有佛教的传入，就不大会有宋明理学的出现。西学冲击刺激了我们。我们才发现自己也有哲学。我们经过梳理，从经学、子学中分离出了现代哲学独立学科。有人讨论中国哲学的合法性，我认为是没有意义的，经学、子学里本来就有大量的哲学学说。袁行霈(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1840年以后，中国的一些有志之士努力向西方寻找救亡图存之道，西学东渐成为社会的潮流。在这个过程中一部分学者担心自己国家固有的学术文化衰微，遂又提倡国学，于是出现了关于中学与西学的各种不同观点和争论。现在我们平心静气地回顾这段历史，不能不承认：国学不能救中国，也不能引导中国走向现代化。然而，现代化并不是全盘西化，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必须充分重视中国的国情。国情既包括中国的现状，也包括中国的历史，以及中国的学术和文化传统。从这个意义上讲，深入研究国学是很有必要的。何况国学中的确有许多值得继承和发扬的东西，这些优秀的文明成果可以对中国的现代化产生积极的作用。余敦康(中国社科院宗教所研究员):抗战时期，一大批国学大师涌现，抵抗日本，爱国救亡。包括冯友兰、贺麟、熊十力、梁漱溟、钱穆、陈寅恪等都是这时候出来的，当时对于鼓动中国人民的士气起了很大作用。他们都有留学背景，提出新儒学，新心学等。所以他们绝不是脱离时代的，不是书斋式的研究国学，而是与民族与时代主题息息相关的。

上世纪70年代末，国门打开，外国人来观光，提出要看孔庙。可是“批林批孔”把孔子给批倒了。于是就找了李先念同志，他当时任副总理。李先念同志找到《导师，你应该教给学生什么？》 ，让写篇文章。这个任务交给了庞朴。庞公当时是副总编。庞朴就找我们来商量，说这怎么搞啊，掉脑袋的事呀。七想八想，孔子政治家别说了，哲学家也别说了，教育家总可以说吧：伟大的教育家，第一个把官学变成私学，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

这么一写，然后就在《历史研究》发表，后来《人民日报》转载了。这是我们给孔子第一次平反。后来形势慢慢好了，又有了《孔子再评价》等文章。　　21世纪的中国:国学和我们在一起　　任继愈:我们中国与世界上别的国家的历史有很大的不同，外国的历史讲不了5000年，1000年都讲不了，美国讲两百年，再往前追，就是印地安那史了，要不就是欧洲移民史。英国、法国的历史也不长。古巴比伦文化，成了现在的伊拉克。真正几千年不断的只有我们一家。这很特殊，为什么没有断，不但不断，还有发展?这很值得研究。“国学”题目就两个字，可做起来是做不完的。怎么让中国的文化获得新发展，开拓出新局面，这是我们的任务。温故而知新。这个“故”需要我们重新认识。　　汤一介:21世纪弘扬国学，一要打牢根基，二要吸收先进的文化。费孝通先生在文化问题上提出一个观念，叫文化自觉。他概括了四句话:“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四句话的意思是强调，各种文化要知道自己文化的美，要学习展现别人文化的美，美的文化要放在一起共享，这样就天下大同了。文化自觉的提出，我认为有深刻意义。一个民族不知道自己民族的价值，这个民族怎么存在?不知道别人文化的好处也不行。我从来不认为儒家思想都是正确的，都适应现在的社会。但儒家思想是我们民族精神之所在，是我们文化传统之所在。打断这个传统是不可能的，也是不明智的。儒家思想中对解决人类的三大问题都有很好的资源。第一，人与自然的关系。西方自笛卡尔后就讲“主客二分法”，一直主张认识自然，利用自然，让自然为人类服务，所谓“人类中心论”。结果发展到后来，人破坏了自然。但中国不一样，中国传统文化讲“天人合一”。朱熹有句话讲得特别好:“天即人，人即天。人之此生得之于天，既生此人，则天又在人矣。”人与天是不能分离的，有了人，天的使命就在于人。第二，人与人的关系。儒家也提出了很多这方面的理论。孟子的仁政学说，其核心是“有恒产则有恒心。”百姓没有恒产，怎么能有良好的道德规范?这就是孟子的仁政思想。第三，人的自身问题。人的身心问题有内外两个方面。现在社会问题多，原因之一就是人的内部外部问题没有解决好。宋明理学提出“孔颜乐处”的命题，就是追求人的身心内外的和谐。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达到这个境界，人的身心内外就和谐了。儒家思想里有很多资源，我们要整理出来，解决当今的人类社会所存在的问题。　　袁行霈:我在1992年写的《国学研究发刊辞》中有这样一段话:“不管愿不愿承认，也不管是不是喜欢，我们每天都生活在自己国家的文化传统之中，并以自己的言谈行为显示着这个传统的或优或劣的特色。而国学作为固有文化传统深层的部分，已经渗进民众的心灵，直接或间接地参与现代生活。”我今天重申这段话是想表明:对国学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必须认真面对、认真研究，吸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应当抱着分析的态度、开放的态度、发展的态度来对待国学。要把国学放到中国和世界的大格局中加以研究，使之为中国的现代化和全人类文明的进步做出贡献。现在中外文化交流呈现明显的入超状态，有人统计，文化的进出口比例为14:1，这未必是精确的统计，但值得我们注意。随着经济的全球化，我们在广泛吸取世界上一切优秀文化成果的同时，有责任将优秀的中华文明介绍给世界，与各国人民共享。　　余敦康:中国人自古以来一直有一种精神在支撑着他。为什么中国能够凝聚这么多人，这么多中国人组成一个多民族的大家庭?有外国人参观中央民族大学，看了以后说，这在我们那儿是不可能的。要让以色列的和巴勒斯坦的孩子们在一起上学，非打成一锅粥不可。可是中国56个民族，不管什么宗教、民族，都能和睦相处。这里面有一种内在的凝聚力。协和万邦，万邦都能和谐共处，这不就是联合国的宗旨吗。国学的重要性就在这里。国学就是文化，文化不是纸面上的东西，而是中国人的生命方式，根深蒂固地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统，成为基因。你不了解这个基因，违背了它，你就会失败。当年搞人民公社，把家庭取消，吃食堂，搞大兵团作战，男队女队，结果全国人民没饭吃。改革开放搞家庭联产承包。这场发自农村家庭的改革，国家没有投一分钱，粮食问题两年就解决了。就是两个字，家庭。家庭是中国文化的基本，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几千年都是如此，家庭是个经济体、生活体，又是个血缘体，还是个文化体。这个文化是不是国学?它没有学，可是他与国学血脉相通。国学在这里不是一种理论形态的东西，而是文化，人的生活方式。一个人可以没有学过、接触过经典的东西，但是在文化上、精神上都会有一种认同感。　　态度很重要:国学是无用之大用　　任继愈:开办《国学》版，就是要在媒体上加强中国历史传统教育。我们的历史光辉灿烂，也很丰富，经验很多，奋发图强的经验，克服困难的经验，抵抗外族侵略的经验，发明创造的经验，都是有价值的。要把它们继承下来，首先就得要让人们知道。媒体跟学校不一样，一个学校才几千人、万把人，而媒体的读者要多得多，影响是全社会的。所以，责任重大，也很艰巨。　　汤一介:我认为当前把国学在报刊的版面推出来，对文化的建设，对民族精神的建设发扬，对加强民族凝聚力，对我们在世界展现自己的面貌等方面无疑都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我们要记住，不能只要国学。只讲国学，我们就孤立自己了。所谓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等提法是不对的。要美美与共，要共同享受美好的文化。欧洲文化中心论破产了，不能再搞中国文化中心论。这是不明智的，也做不到。袁行霈:国学是几千年积累下来的内容十分丰富的学问，不要以实用主义的态度对待它。如果仅仅满足于从国学中寻找某些对工商管理、金融、经济、公关等等有用的技巧和方法，那就太简单化了。国学能丰富人的精神世界，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协调人和自然的关系以及人和人的关系，能促使人把自己掌握的技术用到造福于人类的正道上来，这是人文无用之大用。在21世纪国学仍然不可能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真正从事国学研究的人不可能很多，也不必太多。从事国学研究的学者要耐得住冷板凳，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实事求是地从事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研究;同时要做好优秀传统文化的普及工作。　　余敦康:光明日报办《国学》版影响面很大。国学不单单是一个知识性的东西。千万不能把国学只当做国故。那样的话国学就只是过去的、古老的东西，成了一个故事堆。我们的国学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创造的传统文化的一个总称。应该去这么讲，是回答我们现在中国人生存的主题。可是我们没有把它提出来，把自发的东西搞成自觉的东　　西。《国学》还是要面向大众为好。现在很多外国人学习汉语，学习的地方起个什么名字呢:孔子学院。它怎么不叫秦始皇学院、汉武帝学院?孔子代表一种文化，一种符号。国学就是中国的根。不要把国学看做具体的东西，唱个昆曲，学段京剧，就是弘扬国学，不要这么理解国学。国学是广义的中国文化，是传统。　　中新社北京十一月二十六日电(记者徐长安)中国当代知名学者袁行霈今天在此间呼吁，当代的国学已经具备了各方面的有利条件，足以使之成为不同于以往的新国学，“现在已经是重建国学的时候了”。　　中央文史研究馆国学论坛今天开幕。袁行霈以馆长身份做了长达六千多言的主旨报告。他说，在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期，正当西方文明实现了向近代化的转型，中华文明急需吸取其营养奋起直追的历史关头，清朝统治者却采取闭关锁国的政策，丧失了历史机遇。现在，中国在和平发展的道路上突飞猛进，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于世界前列。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更加自觉地发展与中国地位相称的、与时代发展相适应的先进文化，是一个带有战略意义的重大问题。　　袁行霈说，今天是一个新的继往开来的时代。此时，我们所研究的“国学”也应当以一种新的、富有当代特色的形态出现。国学的当代意义是围绕着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这个宏伟目标来实现的，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的研究态度。研究国学，应以承传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己任。国学作为传统文化中深层的、学术性的部分，与中华民族的复兴密切相关。　　这位学者强调，对待国学应当抱三种态度，即分析、开放、前瞻的态度。要分清国学中的精华和糟粕，吸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要处理好中外的关系，不能把自己封闭起来。既要吸取世界上各民族优秀的文化成果，也要让自己民族的优秀文化走向世界。要正确对待古今的关系，立足当前面向未来，建立具有当代形态和前瞻意义的新国学。　　他同时告诫，研究“国学”不是复古倒退，也不是抱残守缺。继承传统文化，要有所取舍，不能复古倒退；吸取其他民族的文化成果，要取舍由我，不能不分优劣，全盘西化。复古倒退和全盘西化都丧失了文化自主创新的立场，都是没有前途的。自觉地创造我们自己的、具有时代性和前瞻性的新文化，乃是中华文明复兴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