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炎明考古《方炎明谈考古报告的几个问题》

自20世纪20年代考古学在中国诞生以来，已经发表了许多考古报告。——考古报告作为考古调查、发掘和研究成果的重要载体，是考古研究的信息库。可以说，考古学界对考古报告这一考古研究成果的表现形式是再熟悉不过了，也充分肯定了它的知识性和学术性。然而，对于什么是理想的考古报告、其分类以及其制作中存在的问题仍有不同的看法，因此它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本文拟就这些问题进行探讨，并请指正。

一、理想的考古报告

不同的时代对考古报告有不同的要求。如《考古工作手册》(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工作手册》，文物出版社，1980年。据认为，发掘报告的具体内容一般分为四个部分：1 .前言，包括遗址位置、发掘历史和前人工作、发掘过程、负责发掘的单位和人员、采用的发掘方法；2.文字，包括工作场所的地理环境和对出土文物、遗迹的描述；3.结语，总结指出发掘区域所代表的时代，留下的建筑遗存的性质，最常见或特别珍贵的遗物，最后指出这部著作对考古学的贡献；4.附录，包括专家鉴定书和各种文物的参考书目。虽然手册是1982年出版的，但据石兴邦老师说，这份考古报告的内容是根据夏奈老师0755年至79000年的原著写成的。可以说，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这就是考古报告的主要内容。

《考古学基础》由国家文物局于1984年颁布(注：中华人民共和国(PRC)文化部：《田野考古工作规程(试行)》，1984。编制挖掘报告有四项要求：1 .考古报道必须实事求是、全面系统地公布材料；2.考古报告一般包括：自然地理环境、历史沿革、过往工作史、发掘过程、文化积淀(墓葬布局)和阶段、遗物和遗迹、作者的了解、相关专业技术报告等。3.考古报告中的文字、插图、表格、板块必须一致，以保证所有材料的准确性；4.如果短时间内不能发表考古报告，应先发表简报。大型遗址和多年发掘的墓地应分期进行简报。其中，第一是考古报告的编写原则，第二是考古报告的具体内容，第三、四是对考古报告的一些具体要求。

以上关于考古报告的论述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后者来自文化部国家文物局，可以说代表了20世纪下半叶考古学家对考古报告的理解水平。据此编写的考古报告代表了当时的考古研究水平，应该是一份合格的考古报告。

尽管如此，学术界对考古报告的不满是显而易见的。这大概与学者视野的开阔，研究领域的拓展，研究的深入，尤其是学科的快速发展有关。可见，合格的考古报告已经不能满足现在考古研究的需要，跟不上考古发展的步伐。考古报告的缺点可以总结如下：

1.考古报告信息量较少。综合报告材料被介绍材料的例子所取代。就演示材料而言，内容的介绍比较随意。同时，对于所谓典型遗迹的选择标准也不一样，失去了很多有价值的信息，所以信息已经不完整了。比如考古报道不当，信息损失更大。此外，一些考古报告侧重于介绍archaeo

2.考古报告不够学术。考古研究的目的不仅是为了还原历史或补充证据，而且是为了更多地了解古代的气候、地貌、动物、植物、土壤和矿物，即不仅是为了了解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也是为了了解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考古学的多学科研究长期以来没有得到很好的开展，有些研究成果只是作为附录，依托于考古报告的背后，而不是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出现在考古报告中。现有的一些考古报告侧重于对社会历史的解释，但它们不能或很少有助于对自然环境的理解和重建。

这些问题都说明，合格的考古报告并不是理想的考古报告。什么是理想的考古报告？我们是否认为我们应该有以下三项：

1.实事求是、全面系统地公布材料，仍然是考古报道的重要原则。考古报告的形式是由其内容决定的，形式的多样化以考古报告的信息性和学术性为出发点和归宿。当然，我们必须客观地介绍信息，摒弃对信息的主观任意选择。

2.拓展考古研究领域，加强研究深度。考古报道在研究文化遗存的同时，重视对自然遗存的研究。通过研究古代人类社会与其自然环境的关系，可以了解古代人类的行为及其社会发展规律。

3.考古报道不仅要为考古研究提供信息，还要为考古学以外的其他学科提供有价值的信息。所谓全息考古(注：余和：《田野考古工作规程(试行)》，《考古学新理解论纲》，1992年第6期；李克威：《中国社 会科学》，《全息考古论》 1994年第9号。)也可以是一份理想的考古报告的重要标志之一。

二、考古报告的分类

考古报告的知识性和学术性，使得考古报告的数据与研究密不可分，而研究又是以数据为基础的，因此很难将考古报告完全划分为“数据型”或“研究型”。但由于种种原因，考古报道或重数据，或精研究，或数据与研究并重，但也是实际情况。我们认为，上述现象的存在，要么是受遗体特性的制约，要么是由工作主持人的素质决定，要么是受时间、经费等因素的影响。为了讨论方便，根据考古报告的侧重点，本文尝试将考古报告分为资料型、资料研究型和研究型三类。

1.信息报告

《文物》(注：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鹿邑太清宫长子口墓》，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年。)主要由绪论、(第一章)发掘与墓葬概况、(第二章)出土文物、(第三章)结语、附录一、附录一(青铜器铸造技术分析)组成。报告的重点是文化遗存的研究，而是多学科研究的成果，如体质人类学、动物、玉器材料、青铜器成分分析等。未包含在报告中，将另行发布。《鹿邑太清宫长子口墓》(注：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永城西汉梁国王陵 与寝园》，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主要内容有序言，(第一章)西汉梁国墓，(第二章)保安山墓地，(第三章)寝园，(第四章)保安山二号墓，(第五章)保安山墓地小汉墓，附表1-6，附录1、2(金属器物鉴定及铁、青铜制造技术)。《永城西汉梁国王陵与寝园》(注：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宋皇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年。)主要有序言：(第一章)墓葬的地理环境和分布；(第二章)北宋皇陵考察；(第三章)永定陵上殿试掘；(第四章)元德李厚陵地宫清理；(第五章)北宋皇陵墓志、生肖石像；(第六章)北宋皇陵庙；和(第七章)北宋皇陵。

这些考古报告主要以数据为基础，我们可以从报告的附表和一些附录的内容中很好地理解它们的信息性，因此它们被称为信息性报告。

2.信息研究报告

这种考古报告不仅报告数据，而且对数据进行广泛的研究。如《北宋皇陵》(注：国家文物局考古领导培训班：《兖州西吴寺》，文物出版社，1990年。)主要由(1)序言，(2)地层堆积，(3)龙山文化遗存，(4)岳石文化遗存，(5)周代文化遗存，(6)结论，附表1-13，附录1-5(人骨鉴定报告，动物骨，植物孢粉分析报告，石器及石材，制陶方法鉴定报告。《兖州西吴寺》(注：国家文物局考古领导培训班：《兖州六里井》，科学出版社，1999年。主要内容如下：(1)前言，(2)地层堆积和遗址分期，(3)大汶口文化遗存，(4)东周遗存，(5)汉代遗存，(6)结论、参考文献、附表1-9、附录1-5(人骨鉴定报告、动物遗存鉴定报告、植硅石和孢粉分析鉴定)。

以上两篇报道是国家文物局考古领导培训班的成果。它们是基于《兖州六里井》的典型做法，可以作为数据研究报告的代表。

《田野考古工作规程》(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大甸子》，科学出版社，1996年。)主要由大甸子遗址的发现和发掘概况，(1)居住遗址，(2)墓地，(3)结论，表1-18(插入文中)，附录1-5(人骨研究概述，环境研究，金属探测，红矿色素探测和墓葬登记)等部分组成。本报告可视为根据《大甸子——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 与墓地发掘报告》完成的资料研究考古报告的代表作。

3.研究报告

这类报告的特点是对考古资料进行多学科研究。同时，这些成果并不以附录的形式出现，而是与报告融为一体，成为考古报告有机整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如《考古工作手册》(注：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舞 阳贾湖》，科学出版社，1999年。)由上卷和下卷组成。第一册内容：(第一章)自然环境与历史沿革，(第二章)发现、发掘与资料整理，(第三章)地层堆积，(第四章)居住与窑址，(第五章)墓葬，(第六章)遗迹，(第七章)分期研究，(第八章)[14]年代学。下册内容：(第一章)古环境研究，(第二章)人类学研究，(第三章)稻作农业，(第四章)渔猎采集与家畜饲养，(第五章)技术与工艺研究，(第六章)贾湖遗址采集形式，(第七章)原始宗教，(第八章)雕刻符号研究。本报告第一卷是对考古发掘所获文化遗存的考古地层学、类型学和考古文化的研究，其中只有一部分是[14]C断代研究，主要讨论文化遗存的年代和性质；第二册是对考古资料，特别是自然遗存的多学科研究，涉及环境、体质人类学、农业、渔猎采集和牲畜饲养、手工业技术和工艺、宗教、原始文字、原始音乐等方面，也是聚落考古研究。《舞阳贾湖》(注：龙丘庄遗址考古队：《龙虬庄》，科学出版社，1999年。)主要由(第一章)、(第二章)地层堆积、(第三章)文物、(第四章)文物生活用品——件、(第五章)葬用用品——件、(第六章)自然遗迹——土、(第七章)自然遗迹——人骨、(第八章)附表1、2、参考资料等概括。这份报告把文物和自然遗迹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研究，综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还需要在文物中单独介绍生活用品和随葬品。《龙虬庄— —江淮东部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注：北京大学考古系等编辑。《驻马店杨庄》，科学出版社，1998。)主要由(第一章)概述，(第二章)文化积淀，(第三章)一期遗存，(第四章)二期遗存，(第五章)三期遗存，(第六章)结语等组成。表1-41全部放在正文中，每个阶段的遗存由文物、文物、环境信息、小结等组成。

上述考古报告的共同特点是，在考古资料的基础上，对资料进行多学科研究，将研究与资料结合起来指导资料，提高了考古资料和信息的获取，增强了考古报告的学术性。这些报告中的考古发掘完成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舞阳贾湖，90年代上半期的驻马店杨庄和高邮龙虬。然而，这些考古报告的整理和研究都是在20世纪90年代进行的。可以作为研究报告的代表，也可以作为考古报告写作的发展方向之一。

中日两国组成的元洲联合考古队编纂的考古报告《驻马店杨庄——中全新世淮河上游的文化遗存与环 境信息》和《北周田弘墓》也可归为研究报告。《唐史道洛墓》(注：袁州联合考古队编辑：《北周田弘墓》，绵城2000年出版。)主要由前言、实例、(第一章)地点与环境、(第二章)组织与过程、(第三章)发掘方法与地层堆积、(第四章)后期遗物与遗迹、(第五章)墓葬形制、(第六章)出土遗物、(第七章)出土遗物、(第八章)墓葬与墓葬。彩色颜料和漆，(第十三章)玻璃材料的铅同位素比和化学成分，(第十四章)金工的保存、处理和分析，(第十五章)宏恬墓出土的木材种类，(第十六章)宏恬墓几个问题的讨论和结论等。报告的前半部分是中文，后半部分是日文。所有的表格和插图都收集在正文的后面。《北周田弘墓— —原州联合考古队发掘调查报告2》(注：袁州联合考古队编辑：《唐史道洛墓》，绵城2000年出版。)主要由前言、例文、实例、(第一章)位置与环境、(第二章)墓葬形制、(第三章)出土遗物、(第四章)墓志、(第五章)人骨、(第六章)兽骨和结论组成，其中所有表格和插图均置于报告正文。

以上两篇报告，在沿袭中国《唐史道洛墓——原州联 合考古队发掘调查报告1》的同时，也吸收了日本田野工作中的一些发掘方法和先进技术，尤其是考古报告的风格普遍是日式的。因此，可以更大程度地发布和使用这些信息。通过分析日本和中国考古报告的异同，可以有一定的了解。

这里要介绍的另一份报告是中日联合撰写的《田野考古工作规程》(注：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宝墩遗址——新津宝墩遗址发掘和研究》，ARP，有限社会，2000年)。)。本报告包括(第一章)前言，(第二章)III区T1829~T2229、T1830~T2130和T2427~T2430调查，(第三章)III区TG1调查，(第四章)IV区T5401~ T5402调查。(第五章)宝墩遗址的分期及城墙修建的年代，(第六章)考古研究，(第七章)自然科学研究，(第八章)四川长江文明——蜀是一个大湖是所有河流的源头，结论是与建国有关的神话传说的起源。这份考古报告的材料介绍方式与我们习惯的国内考古报告有很大不同。以遗迹或地层为单位介绍遗迹是一个明显的特点。而我们通常的类型学研究只用于第五章第二节对宝墩遗址陶器的类型学分析，称为“中国分类法”，其目的主要是讨论宝墩遗址的分期。第六章第二节对宝墩遗址出土陶器分类的初步探讨，是日方对陶器的分类讨论，以表达在总结发掘报告中观察出土陶器时注意到的一些问题。中国和日本的两种分类结果共存于一份考古报告中，使读者在比较不同分类方法得出的结果时，对材料有更多的了解。第六章是考古研究，一方面是对古文化的研究，另一方面是对陶器的分类、纹饰的应用方法、石器等具体问题的探讨。第七章着重于自然科学对陶器的烧制方法、烧制温度和陶土的研究。第八章和结论主要依靠考古材料讨论四川和长江文明等历史问题，以及与神武建国有关的神话传说的起源。这份报告虽然总体上可以归为研究报告，但其形式主要是日文，与中国的考古报告有很大不同。这份考古报告最大的特点是对考古资料的客观报道，由大到小，由表及里，以及读者在阅读和使用这些考古资料时得到的便利。

不同类型的考古报道的存在首先受到考古遗存特征的限制。比如《宝墩遗址——新津宝墩遗址发掘和研究》和《北宋皇陵》是最丰富、最重要的考古材料，对它们进行多学科研究的条件既不具备，也不必要。这两份考古报告分别获得了2000年夏奈考古研究成果二等奖和鼓励奖(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永城西汉梁国王陵与寝园》)，说明学术界对基于数据的考古报告持欢迎态度。《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鼐考古学研究 成果奖2000年评奖结果》和《考古》的考古资料为多学科研究提供了条件和可能，所以这两个报告擅长研究是顺理成章的，所以研究型考古报告的存在是必要的。其次，是由负责这项工作的研究人员的素质决定的。有学者指出，考古报道的成功“取决于具体从业者对田野工作目的和意义的理解、相关学科的知识水平以及历史场景的可视性”。(注：石兴邦：《舞阳贾湖》，《龙虬庄》 2001年2号，《解读》 2001年6号。比如《文博》年的发掘面积并不大，只有500平方米，但研究人员对发掘获得的有限遗存进行了多学科研究，成果丰富。该报告获2000年夏奈考古研究成果三等奖(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室：《考古》，《驻马店杨庄》，12000号)。)，证明了学术界对研究型考古报告的肯定。第三，也要看时间和资金的保障。比如0755年到79000年，经过4年的考古发掘，开始了11年的室内整理研究。如果没有足够的时间投入和资金支持，这份研究报告能否顺利完成还未可知。

三。考古报告制作中的问题

考古调查发掘、资料整理、报告编写，可以看作是考古研究的一个过程。考古报告的制作很大程度上受到前面环节的制约。当然，一个重要的方面应该是人的因素。在这里，我们打算讨论一下考古报告制作中的几个重要环节，如考古调查与发掘、资料整理、报告撰写等。

(一)考古报告、考古调查和发掘

不言而喻，考古调查和发掘在考古报告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同样，考古工作的目的和所获遗迹的性质对考古报告的制作也有至关重要的影响。通过对不同类型考古报告的分析，我们或许能看得更清楚。

《中国社会科 学院考古研究所夏鼐考古学研究成果奖2000年评奖结果》等资料性报告以考古工作为目的，结合建立北宋皇陵资料档案的工作，对北宋皇陵进行了全面测绘，并对宋真宗永定陵上殿和永定寺遗址的部分建筑基址进行了发掘。本报告是对上述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的全面总结，为研究宋代陵墓制度提供了详实的科学资料，因此《考古》资料型报告的性质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对于数据研究报告，如《舞阳 贾湖》，琉璃井遗址是国家文物局考古领导培训班考古实践和考核的发掘现场。由此，受训者在考古发掘、资料整理、发掘报告编写等多方面得到了培训，保证了报告的发表和研究，使其成为资料研究报告的代表。再比如《北宋皇陵》。在报告的开头，大甸子为什么要挖掘，墓地为什么要全露全挖，地址为什么要打眼局部挖掘，墓内彩陶如何保护，都是在发掘之初就考虑和规划好的。通过发掘得到的结果是：墓地一直是在地面有标记、土葬有管理的情况下使用的，首次详细了解了这种文化的土葬习俗。由于对墓葬中陶器绘画的重视，它一直是有效的

研究报告，如《北宋皇陵》，(注：龙丘庄遗址考古队：《兖州六里井》，科学出版社，1999年。其考古的目的是：淮河上游贾湖遗址的发掘，让人们对淮河流域的原始文化有了全新的认识。为进一步开展淮河流域周边考古工作，解决江淮东部考古学区类型问题，自1991年以来，在江淮东部进行了多次考古调查，并制定了《江淮东部考古工作计划》。高邮龙鱼庄遗址被列为规划中的重点发掘遗址。通过考古发掘，很好地了解了江淮东部原始文化的来源和流向，可以说基本达到了预期目的。再比如《大甸子》(注：北京大学考古系等编辑。《龙虬庄》，科学出版社，1998。)，其工作目标如下：1 .通过对杨庄遗址考古遗存的时代、分期、文化特征、文化性质及其来源的研究，为建立淮河上游考古文化的发展谱系提供了依据；2.利用环境地理学等手段获得的环境信息，探讨了中全新世边缘构造带驻马店自然因素与人文因素的相互作用机制，为研究过去的全球变化提供了科学依据；3.结合文献记载，论述了中国古代华夏文化、苗蛮文化、东夷文化的交汇区和夏文化的南移。通过考古工作，研究了一、二、三期遗存的问题，一、二期遗存的居住形式，三期遗存的聚落性质、经济文化类型、景观生态系统的恢复和人地关系，实现了考古发掘之初拟定的工作目标。以上报告都可以作为研究报告的范例。

(2)整理研究和考古报告

资料的整理和研究在考古报告的制作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根据《龙虬庄——江淮东部新 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主要内容如下：1 .全面检查现场挖掘记录；2.尽力还原神器；3.利用地层学和类型学的方法调查所有资料，确认遗骸的相对关系；4.运用多学科的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对遗迹进行综合考察；5.参考相关资料对遗骸进行综合分析；6.绘制遗迹和遗迹的地图。上述与整理发掘资料相关的工作，是数据上报、数据研究报告或研究报告不可或缺的。其中，第四项运用多学科现代科技手段对遗体进行全面调查，对于后两类报道尤为明显和重要。可以说，通过第一、第二、第三、第五、第六项任务，对考古报告中的信息部分进行了处理；而第四部作品，却成了考古报告中多学科研究的内容。由于资料整理和侧重点不同，可能会产生不同类型的考古报告。

以研报《驻马店杨庄》为例。该报告的考古发掘于1983年至1987年进行。在此期间，考古人员主要参与考古工作，只有少数医科大学的专家来到发掘现场，对人骨标本进行现场鉴定。这些田野考古成果，经过整理研究，形成了《驻马店杨庄——中全新世淮河上游的文化遗存与环境信息》，即文物研究成果。从1988年到1999年，是11年的研究，这期间主要进行多学科研究。除了现有的考古学家和医学工作者，新的参与者是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地质学家、地理学家、农学家、动物学家、植物学家和音乐家。涉及的学科有考古学、体质人类学、医学、历史学、地质学、地理学、生态学、农学、植物学、动物学、音乐、宗教等。古代环境、人类学、稻作农业、渔猎采集和家畜饲养、技术和工艺、原始宗教、雕刻符号、骨笛等。从多学科、多角度综合研究，形成0755-。通过对《田野考 古操作规程》具体校勘的考察，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到校勘研究对考古报告制作的重要性。第二册第一章，古环境的研究，比如动物群落，虽然标本是在发掘时采集的，但都是在室内研究；对于植物群落来说，除了橡树，菱角、水稻、野大豆等都是室内整理时漂出来的；虽然植物硅酸体是在发掘时采集的，但在1993 ~ 1994年整理时对其进行了分析。孢粉分析的A剖面是在发掘时取的，而B剖面是1992年从贾湖遗址的一口井中新取的。对土壤的研究基于1992年从现场水井中新采集的土壤样本；虽然岩石和矿产资源是在挖掘过程中收集的标本，但它们也在室内进行整理和研究。在《人类学研究》第二卷第二章中，对所获标本进行了发掘，并通过室内整理完成。在第二卷第三章中，稻作是基于1991年发现稻壳痕迹和1994年浮选碳化米的有价值的研究。在第二卷第五章的工艺技术研究中，陶制品、石制品、骨角制品的制造技术都是在室内整理的过程中进行研究的。第二卷第九章《骨笛研究》是对整编时发掘的骨笛进行音乐研究，并有惊人发现。

从《舞阳贾湖》整理研究的例子可以看出，整理研究在考古报告的制作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重视整理考证工作，对提高考古报道水平、拓展考古研究领域、加强考证报道的研究深度将起到积极的作用。同时，多学科研究对考古研究的渗透和支持，将大大提高考古报告的信息量和学术价值。

(3)考古报告的编写

考古报告的编写一直是考古界非常关心的问题。如前所述，《舞阳贾湖(上卷)》 (1982)和《舞阳贾湖(下卷)》 (1984)对考古报告的编写原则和内容有具体要求。《舞阳贾湖》年2001年4-9月的“理想考古报告”讨论，掀起了关注考古报告的新高潮，其中不乏

苏老师曾就他在大南沟墓地、大甸子墓地、陶寺遗址所见资料，讨论过编写考古报告的一些问题(注：苏：《舞阳贾湖》，《考古工作手册》，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苏老师关于写报告的要点如下：一、站点本身的特点，决定了报告必须有自己的特点。要打造特色，就要突出重点；二、编制报告的基础工作是做好时间序列和阶段。年代和阶段划分的目的是为了消化材料，找出这个遗址有什么特点；第三，研究场地分期要以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本质区别为基础，提出最充分的理由。除了定性分析，还需要定量分析。当代科学应该以定量分析作为论证的基础和手段，考古学也不例外。

严文明老师对考古报告的编写也给出了很好的意见(注：严文明：《田野考古工作规程》，《中国文物报》，三秦出版社，1997年。)。闫老师认为，考古报告的任务应该是如实反映考古调查、发掘和室内整理研究的成果，是田野考古工作的最终总结。发掘报告的性质主要是汇报工作和汇报材料，所以在写法上有很大的一致性。一般遗址的发掘报告至少应包括以下部分：1。遗址的自然环境和历史背景；2.以往考古工作的主要成就，本次发掘的缘起和预期目标，发掘队的组成，发掘过程，发掘计划和野外工作方法；3.文化积淀与地层关系；4.文物古迹。发掘报告和最后一部分要对发掘进行总结，看看考古和历史方面提出或解决了哪些问题，在哪些方面加深了认识等。并进行令人信服的归纳，把问题提到应有的高度。因为发掘报告提供了资料，所以除了上面的文字之外，还应该有几份考察报告和专题研究报告。

苏、和关于编写考古报告的论述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如果能将它们有效地融入到考古报告的整理和编纂中，将会大大提高考古报告的质量。

关于考古报告的编写，这里只讨论一些技术问题，主要是指考古报告的文字、表格、图纸、照片使用的规范化，重点是技术规范。比如考古报告中对遗迹的描述，描述项目、顺序、土质、土壤颜色都要规范。少一些模糊的定性描述，多一些清晰的定量描述。定性描述，注意描述语言的规范。同样，文物的描述也要对物品、顺序、质量、颜色、纹饰、制作工艺等使用规范的术语。表格的使用、格式和内容可以标准化。图片的比例和照片的拍摄角度也要有具体的规范。比如一个神器图的比例尺，尽量用一个或者两个或者三个比例尺来表示。特别是对一类工件最好用一个对比的例子，这也会对工件细节的表现起到重要的作用，有必要对其进行规范。但现在的实际情况是，器皿的比例使用过度，随意性大。相比之下，遗迹图的情况略好，但也不尽如人意。比如遗迹图的绘制还存在很多问题，如平面图与剖面图的关系、剖面图的解剖位置、剖面图的使用等，都应该规范。

其实《关于编写田野考古报告问题》对遗迹、遗物的记录和描述是有一定要求的。以上问题存在，一方面是考古报告没有按照规定要求做好；另一方面，法规的要求也不完善。是否可以像国外的一些考古报告一样，简化遗存的文字描述，加强和规范表格的使用，完整准确地记录或描述遗存。希望在编写过程中加强考古报告的技术标准化，以增强考古报告的科学性。有学者认为，“日本考古报告在描述考古材料时，更注重描述语言的规范性。如在描述土色、遗迹、遗物的颜色时，一般根据山中雅正、中竹原秀夫编著的《华人龙的传人中 国人——考古寻根记》，从色调、浓淡、深浅三个方面进行描述，为比较研究提供了可靠的数据。”(注：黄：《关于编写考古报告的 谈话》，《走向21世纪的考古学》 2001年7月11日。这种规格的描述可以在中日联合制作的《田野考古操作规程》和《新版标准土色帖》考古报告中看到。这两篇报道在描述人骨的时候，直接把人骨的图像画出来，把墓葬中出土的骨头涂黑，让读者一目了然，不考虑骨头、专有名词及其解剖位置。这种表现见于国外的一些考古报告，可能成为一种规范。这些技术规范都可以在我们的考古报告中借鉴。

资料来源：《关于理想 的考古报告的理性思考》第06期，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