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六大考古新发现揭示了什么？2018年重大考古发现

“2018年六大考古新发现”10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论坛上揭晓。6个考古项目上榜：广东英德清塘遗址、湖北沙洋县新石器时代遗址、陕西延安鲁山毛新石器时代遗址、陕西澄城县刘家洼东洲遗址、四川渠县城坝遗址、河北张家口太子城金代城址。

广东英德清塘遗址：还原岭南最早的人类生活

清塘遗址位于广东省北部清远市英德市清塘镇。这是中国南方新石器时代过渡时期的一个典型洞穴遗址。

2016年至2018年，通过3年的考古工作，在青塘遗址发现了晚更新世晚期至全新世早期的连续地层堆积，清理出墓葬、火坑等多处重要遗存，出土古人类化石、石器、陶器、蚌类、骨角、动物骨骼化石、植物遗存等标本1万余件。

清塘遗址黄门岩2号窟发掘区。信息图片

何澄遗址4号墓出土的陶器。信息图片

考古发现了一座古墓，出土了一具保存完好的人骨化石。其埋葬方式是蹲葬，可追溯到大约13500年前。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刘锁强表示，这座墓葬的形制显示出当时岭南人有明确的生死观和自觉的埋葬行为，也是中国最早的墓葬，是广东保存最完整的万年前古人类化石。

清塘遗址作为一个洞穴群，展示了25000年至10000年前中国南方的聚落形态，充分反映了社会的复杂性，系统再现了中国南方由狩猎采集社会向早期农业社会过渡的历史过程。

湖北省沙洋县新石器时代遗址：5000年前，长江中下游同等发达。

何澄遗址位于湖北省荆门市沙洋县后港镇。经过6年5次的考古勘探和发掘，确定为屈家岭文化晚期至石家河文化早期的重要城址，发现了城墙、人工水系、大院建筑及其附属设施、一般民居、陶器制作区、中央“广场”设施、祭祀遗存等重要遗迹。

考古领队彭小兵介绍，这些重要遗物从内部聚落形态的角度揭示了屈家岭社会的发展；城墙外王家浜墓地是迄今为止发现的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屈家岭文化墓地，改变了屈家岭文化只在城址看到大型墓葬的现状。

从墓葬规模、葬具和随葬品来看，早在5000多年前，这里就已经出现了明显的社会分化。大中型墓葬随葬有巨大的棺椁、精美的石碑、漆器，以及大量打磨光滑的黑陶、猪下颌骨等遗物。高等级墓葬的发现也填补了长江中游地区缺乏大型史前墓葬的空白。

城墙、民居、墓地三位一体的系统发掘，为长江中游文明进程研究提供了更全面的信息。彭小兵说，这些墓葬棺椁清晰，埋葬习俗独特，随葬品丰富，等级明显，清楚地表明屈家岭社会已经形成了完整而独特的埋葬礼仪，与海岱地区和长江下游地区的史前社会同时达到了相同的社会发展水平。

陕西延安鲁山毛新石器时代遗址：最早寺庙的雏形

庐山毛遗址位于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经过考古勘探和钻探，确认遗址面积超过200万平方米。2016年至2018年，考古队对遗址核心区的大营盘梁进行了发掘，确认其顶部有三个院落，建于距今约4800年前的庙底沟二期晚期。

镶嵌的玉牙石

三个院落由北面的一个大院落和南面的两个小院落组成，每个院落都有夯土墙，残高0.1-0.6米，顶宽1.5-2米.大院是四合院式的院落，有两个入口，坐北朝南，房间有规律地分布在东、西墙的内侧，门都朝向院子的中心。院子中间有三栋主楼，南北向，每栋面积约200平方米，中间有一条3米宽的过道。主楼把院子分成前院和后院。前院中央有一条南北向的中央大道，其东西两侧对称分布着低洼地，用于前院集水蓄水，或具有排水功能。大院子外面对称分布着两个小院子，每个小院子的面积都在700平方米左右。

在大英潘亮的最南端是一个小广场，有一条“环路”从院墙外面通往山南端的山口。在大型建筑工地、院墙、广场的夯土中，多次发现用猪下颌骨和玉器铺基石的现象。在大型建筑工地附近的堆积中，发现了100多块管瓦和槽瓦。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马认为，龙山时代晚期至夏商周时期遗址的部分建筑布局与庐山毛大营宫的院落布局非常接近，呈整齐的四边形格局，两者之间可能存在某种联系。庐山毛遗址核心区的许多人工桥台及其规整的院落，可视为中国早期宫殿或祠堂的早期形态之一。

陕西澄城县刘家洼东周遗址：这里是郭蕊的首府。

刘家洼遗址位于陕西省澄城县王庄镇。它是一个东周时期的遗址，由城址、住宅和墓地组成。

从地形、地貌和出土文物判断，城址区是重要建筑；同时发现其外城有铸造铜的手工作坊。由此可以推断，这座城市应该是刘家洼遗址的高级住宅区。

成坝遗址出土“当曲”二字。信息图片

太子城遗址出土的龙形脊饰。信息图片

通过对115座墓葬的考古发掘，发现大部分墓葬明显符合两周时期周墓的特征。虽然对大墓和一些中型墓进行了认真的发掘，但大量的青铜器，以及金、玉、铁、陶、漆木等珍贵文物都被发掘清理出来。最引人注目的是，在大中型墓葬中，有许多精美的漆器，如钟磬架、几案、豆等。

据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钟介绍，在2号墓中，出土了7个鼎，表明了墓主人的身份。最重要的是，在墓室的东北角发现了一面剑鼓。鼓柱的青铜套筒上刻有“宫睿左”字样，下面压着的一个青铜戈上也发现了“瑞行人”字样。由此判断，墓主人应该是春秋早中期的一代瑞郭俊。历史上最后一个周姓王公的政治中心被刘家洼的发掘所证实，填补了后期历史的空白，为周朝王公封地向东周诸侯国的发展演变提供了一个典型案例。

三号墓的独特之处在于墓的四壁上有9个壁龛，每个壁龛里埋着一个年轻女子。在出土的文物中，有两个带有“宫睿”字样的铜鼎、五个带有九个按钮的铃铛、大量的车马、一个罕见的木制彩绘墙围栏和一件漆器。在这座墓中没有发现武器，因此推测墓主人可能是二号墓主人宫睿的妻子。

考古发现表明，这是郭蕊时代晚期的都城遗址和墓地。

四川省渠县城坝遗址：瓦当十余座“荡渠”城。

成坝遗址位于四川省达州市渠县土溪

经过5年的考古调查、勘探和关键节点的发掘，成坝遗址各区域的功能分区已基本明确。城坝遗址中的“郭家台城址”保存完好，结构完整，布局清晰。最重要的是，这里出土了“荡渠”二字和竹简。10余件“党渠”文字明确郭家台城址是文献记载的秦汉时期“党渠”城址，考古发现的其他信息与史料中“党渠”郡县的设置和废弃年代基本一致。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陈卫东说，成坝遗址所在的川东北是水陆十字路口。自先秦以来，这里就是多种文化的接触地带，呈现出文化杂糅的特点。两汉时期，随着汉文化的强力介入，该地区被纳入国家政治框架，逐渐接受汉文化，早期的巴文化传统消亡，逐渐形成新的地域文化。目前发现的遗迹和遗物显示了曲江流域晚期巴文化的复杂性和交融性，以及与周边地区的文化互动，反映了其特殊的地理空间和政治空间中复杂的民族关系。这些发现为进一步探讨秦汉时期对西南地区的管理和地方行政体系的构建提供了重要材料。

河北张家口太子城金代城遗址：一座规模不大、规格较高的金代宫殿。

太子城遗址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崇礼区四台嘴乡太子城奥运村，距北京东南140公里。经过勘探和发掘，确认这是一座长方形城址，南北长400米，东西宽350米，面积约14万平方米，略小于故宫面积的五分之一。

太子城遗址出土的遗物主要是各种泥灰陶砖、秦吻、嘉陵平甲、凤鸟、脊兽等建筑构件，以及一些青釉建筑构件、铜铁构件、瓷器、镀金龙饰等。其中，青砖上多有“内”、“宫”、“官”等字样，有的吻上还刻有“七尺五处”、四尺五处”、“天三尺”等字样。瓷器以定窑白瓷为主，已发现18件“赏石局”，还有仿汝窑青瓷盒、黑釉鸡腿瓶等。

太子城遗址出土的竖脊兽与北京金陵九号墓出土的形制相同。黑龙江晋商京皇城西建筑遗址和吉林安图宝马城遗址出土的器物基本相同，上石局白釉瓷器与晋代晚期河北曲阳丁瑶窑址出土的一模一样。因此，可以确定太子城遗址的年代为晋代中晚期(1161-1234)。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副研究馆员黄鑫说，太子城遗址规模不大，但城内建筑规格很高，未发现商业、居住、驻军等军民建筑。遗物中集中出土了上石局、内宫、宫殿等物件，表明其皇家性质。据《金史》记载，金章宗太和二年(1202年)和五年夏天在西京路宣德县龙门县太和宫(县城位于太子镇东南18公里处)，与太子镇在年代、性质、位置、规模、等级等方面高度一致。据考古调查，太子镇是金代龙门县唯一的皇家城址，因此推断太子镇是金章宗的颐和园。

(光明日报北京1月10日电光明日报记者李云)

《光明日报》(2019年01月11日0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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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新疆的考古成果引人关注。许多新的考古发现证实了历史和文献。当石器随处可见时，负责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库孜贡考古项目的艾涛仍难掩兴奋之情。他立即和所有的考古学家一起出发去收集这些散落在戈壁滩上的数不清的石器。于是，这里有了一个新名字：库兹滚石遗址。艾涛说：“散落在戈壁滩上的数万件石器，为新疆特别是南疆石器发展演变的发现带来了新的曙光。经过我们的仔细勘察，这应该是一个石材加工点。”不仅库孜滚石匠遗址被发现，2018年，新疆文物考古还有许多令人振奋的成果，解决了一些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为许多考古之谜提供了明确的证据，备受人们关注。1月21日至22日，由新疆文物局主办、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承办的2018新疆文物考古成果汇报会不断有好消息传来。来自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西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众多科研院所和文化文化机构的企业代表、专家学者，将自己一年来的研究发现成果公之于众。新疆文物局局长王卫东说，之所以出现这么好的局面，是因为2018年是0755到79000全面实施的第一年。国家文物局加强国家领导，服务新疆大局，从重构中华民族和文明的精神认同和文化认同的高度入手开展工作，在树立学科意识、开展多学科跨学科合作研究、推动公众考古和媒体宣传等方面取得丰硕成果。用考古的原创发现，用文物的展示和解读凝聚人心，通过扎实、严谨、持续的工作，为新疆文化建设的繁荣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2018年，新疆实施了11个积极考古项目，配合13个基本建设考古项目，累计发掘遗址面积15550平方米、墓葬570座、文物近5500件(组)，成果丰硕。新疆史前考古工作包括遗址发掘和墓葬发掘两个方面。工区集中在天山一线和西部、北部边缘。始于旧石器时代，承于青铜器时代，下至铁器时代早期至汉代，对于完善当地考古文化的时空框架，探讨人口迁徙、东西方文化交流、农牧业转型、聚落形态等具有重要意义。负责吉木乃县通天洞遗址考古的于建军研究馆员说，通天洞遗址发现旧石器-铜器-石器-青铜-早期铁器时代连续地层，对确立区域文化发展序列具有重要价值。4.5万年前，在旧石器时代地层中出土了大量典型的莱瓦洛瓦-莫斯特文化的石制品，填补了中国在旧石器时代中期缺乏典型莫斯特文化类型的空白。草原居民的骨骼化石和清晰的多个火坑遗迹表明，田童洞穴的古代居民是寒冷干旱环境中的猎人。此外，在晚期地层堆积中浮选获得了距今3500年至5200年的炭化小麦，对研究早期社会群体的生计和中国农业交通与交流史具有重要意义。阿敦乔鲁遗址和胡斯塔遗址是博尔塔拉河流域两个重要的青铜时代早期遗址。胡斯塔遗址距今不晚于3600年，冲积扇大型组合住宅由长方形主楼、前室、西室、庭院、院墙组成，占地5000多平方米。在中部主楼的西南角发现了人骨、陶器、青铜器和其他遗物的祭祀坑。大多数青铜器是锡制的

负责伊犁河谷吉仁台沟口遗址考古项目的研究馆员阮秋荣说，他们清理了遗址内的220多处遗存，包括房屋遗址、窑址、墓葬、火坑、灰坑、冶炼遗迹和煤堆等，并新确认了新疆史前时期见到的规格最高、保存最完整的大型石台，与周边的房屋遗址和墓葬构成了一个大型的中心聚落遗址。这一遗址分为三期，恰好反映了西天山地区从畜牧业到游牧经济的民生方式转变过程，对欧亚草原的相关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冶金遗迹和铸铜活动的验证，铁块和冶铁渣的发现，对新疆乃至中亚地区的史前冶金考古研究具有重要价值。煤燃烧的发现，把人类用煤的历史推进了几千年。屋遗址中发现的碳化小米颗粒、大麦和小麦颗粒，为揭示早期作物的东西交流提供了新的视角。阜康市白杨河流域已发掘出600多座墓葬，年代从青铜时代晚期至唐代，并发现了被墓葬打破的铁器时代早期遗址，对构建博格达山北麓考古文化谱系具有重要作用。出土的金饰与吐鲁番交河沟一号车氏贵族墓地相似，对探讨汉代中期天山北麓城邦中天山走廊连接南北的巨大作用和贵族阶层的丧葬习俗具有重要价值。2018历史时期的考古，重点是城市考古和宗教考古。轮台县奎玉克谢海古城和卓尔库特古城、库车县龟兹古城、塔什库尔干县石城、喀什市哈诺依古城、奇台县石城子和唐代墩古城、吉木萨尔县北亭古城、博乐市达莱特古城、鄯善县吐峪沟石窟、奇奇县来力勒克遗址等考古发掘成果丰硕。尉犁县鲜水泉古城、乌鲁木齐及南疆烽火台、霍城县会元县新旧古城遗址的考古调查或勘探，也更新了之前的认识。此外，在公刘县叶什克克4号墓中发现了汉晋墓葬，在吉木乃县G219国道沿线墓地、伊吾县大白羊沟墓地、白杨河上游墓葬、白杨河中下游墓葬、四公河墓葬、黄山河墓葬、石湖窑墓葬、卡夫萨朗4号墓和阿布桑泰尔墓葬中发现了唐代墓葬。历史时期考古的初步成果，为论证中央王朝对西域的有效治理和多元文化格局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证据。负责石头镇考古发掘的艾涛说，新发现使石头镇的供水系统有迹可循，瓮城结构逐渐清晰，宅址布局更加清晰，佛寺遗存文献充足。对不同地方的城墙和马面进行清理和解剖显得尤为重要，不仅揭示了它们不同的建造方式和历史演变，而且表明石城是由外城、内城和内城三个子城组成的，分别屹立在东西南北，突破了以往石城只由外城和内城组成的认知。它的北副城应该是汉唐时期库盘托国宫城的所在地。根据对汉诺伊古城的初步调查，该城遗址被废弃的时间不早于10世纪。根据文献记载，考古学家否认这是卡拉汗城。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李文颖说，2018年，由于众多科技考古、多学科的参与，一些过去人们不知道的事情有了更清晰的面目，让人们更好地了解了新疆的历史发展轨迹。这也是Xinj的重要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