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壁画范金石 敦煌博物馆馆长范金石

范金石

现任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被誉为‘敦煌女儿’。第八、九、十、十一、十二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委员。2018年12月18日，党中央、国务院授予范金石同志改革先锋称号，授予改革先锋奖章，被授予文物有效保护的探索者。2019年9月17日，中国习近平主席签署主席令，授予范金石“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荣誉称号。

作者与范进士

2019年3-6月，范金石老师来到北大，我们一起夜以继日地校对《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自述》的手稿。5月的一天，她突然接到电话，说法国的“第二届范德麦中国奖”决定颁给她了。由法国王德迈院士发起的“王德迈中国奖”的设立，既是对樊金狮主持的《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报告》学术成果的褒奖，也意味着国际学术界对敦煌莫高窟在考古和世界遗产保护方面的成就给予了高度关注和认可。

范金石祖籍浙江杭州，1938年7月9日生于北平。

樊锦诗出生的时候，家里已经有一个大姐姐了。她和她的二姐是双胞胎。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的父亲范继林，希望女孩子也要读诗书，于是以“诗”和“书”的名字给这对双胞胎姐妹取名，姐姐叫“范”，妹妹叫“范进士”。她从小就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她爸爸教她背《古文观止》，练习书法，经常带她和哥哥姐姐们去看戏，听评弹，看电影。

范金石曾经患过小儿麻痹症，几乎瘫痪。虽然最后奇迹般地康复了，但从此腿脚就不是特别整齐，尤其是年纪大了，走路都摇摇晃晃的。但就是这两条细腿，命运安排她从上海走到北京，从北京走到西北，穿过沙漠戈壁，走过许多常人无法想象的坎坷道路。这一走就是50多年。

北大是樊锦诗儿时的梦想。高中毕业的时候，她没有和父母商量就报了高考志愿。考上北大后，她听到高年级班的一些同学谈论考古，很神秘。一些学生告诉她，考古很有趣，她可以经常去野外，在山里旅行。对生活一无所知的范进士认为考古不仅可以游历名山大川，还可以读诗书。这难道不是世界上最有趣的事情吗？事实上，她对考古工作一无所知。后来她才知道，没有多少人愿意去学考古，因为太苦了。用她自己的话说，她当时就是在这样的浑浑噩噩中选择了考古专业。

上世纪50年代，北大历史系聚集了当时一流的考古学家。当时给他们上课的老师都是在中国历史考古领域有影响的学者。如、张、尚洪奎、张广达、苏、苏白等。特别是给考古学专业讲授中国考古学课程的老师，如教授旧石器考古的陆尊恩，教授石窟寺考古和中国考古学史的颜文儒，教授新石器考古的、李，教授商周考古的邹衡，教授战国秦汉考古的苏、于，教授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考古的苏白，都是新中国的开放考古学科。

1962年是范进士大学生活的最后一个学年。根据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的实践，即将毕业的学生可以选择洛阳、山西、敦煌等文化遗址参加毕业实习。系里决定由苏白老师带领范进士等三名学生去敦煌进行毕业实习。当时范进士觉得敦煌之行特别精彩。结果他没想到会去敦煌。除了震撼人心的石窟艺术，其他都不尽如人意，简直是难以想象的艰辛。结果因为她水土不服严重，老师们怕她出事，就拿着她实习考察的资料提前离开了敦煌。

但是谁也没有想到，毕业分配的时候，她和马世昌被分配到了敦煌。马世昌的母亲听说儿子被分配到敦煌后哭了，因为她所有的孩子，只有马世昌是男孩，其他都是女孩。樊锦诗的父亲得知后也给学校和系里写了一封信，就是为她说情。然而，在五六十年代，“祖国的需要就是我们的愿望”并不是一句空话。和所有人一样，只要国家需要，就必须无条件服从。范进士没有把父亲的信交给署里。

离校前，时任北大历史系考古教研室主任的著名考古学家苏教授，把范进士叫到他在朗润园的住处，对她说：“你要去敦煌，将来要写一篇敦煌石窟的考古报告，这很重要。”范进士恍然大悟，学校把她分配到莫高窟是为了委托她一项考古任务，那就是完成对敦煌石窟的考古研究。毕业前夕，对苏的叮嘱让她意识到了其中的分量。

1962年，苏白先生在其名著《敦煌七讲》中首次提出了中国石窟寺考古，系统阐述了中国石窟寺考古的理论和方法，为中国石窟寺考古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他曾告诉樊锦诗，敦煌石窟考古报告的主要目的和意义是永久保存敦煌石窟的科学档案，而石窟一旦被破坏，可以通过全面详细的记录来恢复。北大老师一直担心敦煌石窟的报告完成，苏白更是关心此事，但报告迟迟未出。考古报告的编排和体例，石窟测绘的方法，生产资料的提取和记录，都是莫高窟考古工作中亟待解决的难题。

20世纪以来，包括敦煌研究院在内的国内外敦煌学各个研究领域都取得了许多研究成果。仅敦煌研究院有关敦煌石窟的出版物就有200种左右。然而，目前还没有一部科学、完整、系统的关于敦煌石窟的综合资料出版物。然而，文物保护、艺术和人文研究的专家和学者们都期待着了解敦煌石窟每个洞穴的所有信息。因此，为永久保存世界文化遗产——敦煌石窟的科学档案，尽快策划、编辑和出版多卷本考古报告《敦煌石窟全集》无疑是必要的，对促进历史文化遗产研究，满足国内外学者和学术机构对敦煌石窟的需求具有重要意义。

2000左右，范进士向苏白先生询问考古报告进展中遇到的问题。苏先生直截了当地说：“你为什么现在才想起写报告？你是想立碑吗？”我听得出来，苏小姐对樊锦诗忙于管理，忽视学术研究有意见。当时电视台经常采访她，报道她的新闻。所以苏白老师想借此机会提醒范进士，不要老是在电视上闲逛，不要把时间都浪费在无意义的事情上，要专心学术研究。过了一会儿，范进士又去问苏先生，苏先生问：“你写考古报告是为了立政绩吗？”范进士半开玩笑地答道：“苏老师，你真了不起！我居然还知道‘政绩’这个词。如果我是政绩，不知道失去了多少升迁的机会。”苏白老师不说话了。在考古报告第一卷的工作即将完成之前，范进士又去问苏先生，苏先生又问了一个问题“你还债了吗？”还债就是还债，而且是真的还债。范进士心想，如果不做石窟考古报告，你一辈子在敦煌干什么？当个好院长也没用。

事实上，敦煌石窟考古工作的难度和复杂程度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如今的洞穴，有1600年以上的，也有800年以下的，每一个洞穴都是一座内容丰富、光彩夺目、独具特色的博物馆。做一份记录所有洞穴遗迹的洞穴考古报告是一项极其复杂的工程，难度可想而知。此外，樊锦诗曾任敦煌研究院副院长、常务副院长、院长，长期从事研究院的管理工作。她直到2015年才离开管理岗位，日常事务占据了她大量的时间。但无论是考古工作还是管理工作，都是为了保护敦煌石窟的艺术，她认为这样做是值得的。担任院长期间，她带领敦煌研究院同仁积极开展广泛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推动保护工作由过去的抢救性保护向现在的科学保护和预防性保护转变；倡导利用数字敦煌对敦煌石窟的珍贵价值和历史信息进行永久保存和可持续利用；使研究院成为国内外最大的敦煌学实体；创新文物保护与旅游开放均衡发展的新模式，让敦煌文化艺术更加贴近民众和世界，也让世界更加贴近敦煌。

至于敦煌石窟考古报告，历经40多年的波折和多次失败挫折，她才得以主持多卷《敦煌石窟全集》考古报告的总体策划和行文风格，直到2011年才出版第一卷《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报告》。《考古报告》第一卷将最先进的测绘技术应用于考古工作，实现了石窟考古测绘的重大突破。考古手段、考古工具、考古观念、专业分工都有了很大的进步。21世纪数字信息的发展给考古学带来了很多便利，可以做出很多前人做不到的成果。《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报告》打破了传统的文字、图画、摄影相结合的方法，融合了考古学、历史学、艺术史、宗教学、测量、计算机、摄影、化学、物理、信息等学科的方法和手段。《考古报告》第一卷的编纂出版，使敦煌莫高窟和其他敦煌石窟的科学档案得以永久保存和保护，促进了敦煌石窟文化遗产的深入研究，满足了国内外学者和学术机构对敦煌石窟的需求，甚至在石窟逐渐变质甚至坍塌破坏时，为全面修复提供了依据。

范金石告诉我，敦煌的考古报告工程极其庞大。按照现在的总体规划，0755年到79000年的考古报告有100卷。敦煌石窟整体的考古报告需要几代人的时间才能完成。她说：“现在我已经80多岁了，我不知道我还能在莫高窟呆多久，能为她做多少事。我想借此机会呼吁全世界关心和保护莫高窟这一人类独特的文化遗产。莫高窟是人类艺术和文化的宝库。这里封存的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奥秘，可能一辈子也无法穷尽它的奥秘。《敦煌石窟全集》是‘世纪工程’，需要持之以恒地去做。保护莫高窟是值得奉献一生的崇高事业，是必须奉献一生的艰苦事业，是需要一代又一代人奉献的永恒事业。”

“第二届王德迈中国奖”现场。

2019年10月18日晚，“第二届王德迈中国奖”颁奖典礼在塞纳河畔久负盛名的法国科学院(又译“法兰西学院”)大堂隆重举行。当92岁的王德迈院士牵着81岁的范进士名誉会长的手走进大厅时，大家起立鼓掌以示敬意。与我一起从北京和敦煌赶来的柴老师、苏伯民副校长和陆研究员激动得热泪盈眶。在“王德迈中国奖”的颁奖典礼上，她平静而朴实的话语令人动容：

“我是中国的考古学家。我这辈子只做过一件事，那就是保护和研究世界文化遗产——号遗址——敦煌莫高窟。我在敦煌待了近60年，我个人的考古研究离不开莫高窟的保护。”

(作者是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作者：顾春芳

编辑：刘聪

审计：周加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