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晓峰从小角度谈基建考古

基础设施考古是配合基础设施建设而进行的考古工作，是目前各考古机构的主要工作内容。中国人民大学2019级考古本科生在通州的考古实习，是配合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而开展的考古项目。为此，我们特别邀请了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副理事长、北京市政协教科文卫体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原北京市文物局局长舒晓峰，于2022年7月30日下午为广大师生分享北京基础设施考古的相关成果和经验。讲座由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副教授王啸坤主持。北京市考古研究所的孙萌、黄兴老师，中国人民大学的吴桐老师，以及2019级的所有考古本科生都参加了此次活动。

图1海报讲座

讲座开始前，考古实习领队王啸坤副教授向舒晓峰副主任介绍了发掘情况，并参观了工作站1号楼大厅的“相约千年城”实习展，就学生实习和基础设施考古进行了交流。

图2王啸坤副教授向舒晓峰副主任介绍考古实践。

下午3点，讲座正式开始。舒晓峰副主任围绕北京基建考古的发展，结合个人经历和思考，为同学们分享了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

图3会议开始时的场景

一个

“基础设施考古是北京考古工作的一项经常性任务”

01

考古工作的分类：专业角度和工作角度

考古工作的分类有不同的角度。从专业角度可以分为旧石器考古、新石器考古、夏商周、秦汉、魏晋南北朝至明清等。根据具体的技术和关注点还可以分为环境考古、植物考古、冶金考古、农业考古、天文考古和水下考古。从工作上看，主要有两大类：科研考古和基建考古。基建考古是配合基本建设而进行的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规定，在基本建设工程中发现文物，应立即停工，由文物部门组织考古工作。[1]此外，还有一项类似于基础设施考古的工作，一般称为抢救性考古发掘。这类工作分两种情况：一是有涉案，如2000年北京老山汉墓发现盗洞。如果不进一步发掘，古墓很可能被破坏。[2]二是配合抢救发掘的基本建设，包括农田水利设施的建设。比如金陵遗址附近的农民在山上挖水库，导致完颜阿骨打陵墓部分被毁。经过考古队的抢救性发掘，完颜阿骨打夫妇的石棺和出土文物得到了保护。[3]

02

破浪前进迎难而上——北京基础设施考古发展的三个阶段

北京的基本建设考古工作是配合基础设施和农田水利建设进行的，日常任务相当大。它的发展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初期。这一时期北京的考古工作基本上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围绕着北京重要的基本建设工程展开的。由于缺乏前期的考古调查和发掘，施工单位往往在施工过程中发现地下遗址遗迹，然后立即安排停工，积极上报

第二阶段，从改革开放初期到2014年。这一时期，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随着北京城市建设和房地产开发的不断发展，开发的规模、强度和面积越来越大，呈现出“推平头”、“摊大饼”的发展模式。然而，在如此大规模的基本建设下，文艺院每年收到的文物发现报告还不到往年的十分之一。

舒副局长说，相当数量的文物被发现后，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出于自身利益不愿意停工，故意隐瞒；其中，出土的瓷器、钱币和金银器皿也被洗劫一空。还有一批人在工地之间游荡，购买瓷砖和文物，甚至形成地下文物交易等灰色产业。这种情况反反复复。

在这种情况下，北京市文物局和文物研究所从上到下大声疾呼，要求制定相应的地下文物保护法规。在北京市人大和CPPCC的密切关注和大力支持下，经过专家多年的研究和论证，《北京市地下文物保护管理办法》终于在2013年正式通过，并于2014年3月开始实施。舒副局长开玩笑说，那个时期，地上地下的文物保护都是和地产商、施工单位“斗智斗勇”。文物部门当时虽然“屡败屡战”，但还是“屡败屡战”，终于在2014年3月迎来了胜利的曙光。

第三阶段，2014年至今。《北京市地下文物保护管理办法》的颁布是划时代的举措。它是我国第一部以省政府令形式实行“先考古，后出让”政策机制的地下文物保护条例，要求在土地出让前向文物行政部门提出考古调查勘探申请。自此，地下文物保护从“被动的后续抢救”转变为“主动的提前完成”，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二

"多年来，北京的基础设施考古显示出自己的特色."

01

困境：早期发现少，后期挖掘难。

北京有几十万年的人居史，三千年的建城史，八百年的建都史。但在封建社会早期，中华文明的中心区域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北京一直是中原王朝的东北边疆。早期历史文物方面，虽然北京有大保台[4]和老山[5]两座汉代诸侯王墓，以及隋唐时期的史思明墓[6]和刘基墓[7]等重要发现，但总体上数量较少，文物保存也不理想，与河南、陕西等中原地区相比仍有不足。舒副主任提到，除了人为破坏等原因，北京的气候特点也是文物难以保存的原因之一。由于南方气候湿润，地下水位高，西北气候干旱，地下水位低，文物得以保存完好；而北京四季分明，容易冻融，地下水位持续波动，文物保存下来的很少。

图保太六座西汉墓葬

北京考古的另一个特点是辽金元乃至明清时期的地下文物开始增多，但比较重要的遗存大多已经公布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相关规定，原则上不对文物保护单位进行考古发掘。[8]在金陵遗址，除洪雁完颜阿骨打陵墓抢救性发掘外，其他工作仅限于考古调查和勘探；一些明清时期的郡王、郡公主墓，大多处于保护状态，并不积极发掘。因此，北京早期的重大发现很少，考古发掘也很困难

多年来，北京的基础设施考古取得了重要成就

01

考古几十年来代代相传。

新中国成立以来，北京的考古工作逐步正规化，至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舒副主任提到，文艺所老所长于杰组织所里的骨干在北京山前进行了连续的勘测，发现了一些新石器时代乃至夏商周时期的重要遗迹。如今广为人知的上寨遗址、东湖林遗址、雪山遗址，都离不开于杰先生任所长期间与该所工作人员一起开展的前期调查工作。可以说，北京地区的考古工作是古人一代代的考验和不懈努力的积累。舒副所长笑着说，今天的北京文物研究所很年轻，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现在这些同志业务水平很高，工作热情很高，这几年成绩很大，值得鼓励。

02艰巨的任务，可喜的成绩：

从一组数据看十八大以来北京基础设施考古成果

新中国成立以来，北京基础设施考古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舒副主任向师生们分享了一组数据，反映了近年来北京考古工作的发展情况：

十八大以来，北京考古发掘面积达60万平方米，相当于84个足球场，居全国首位。

“我们北京面积只有16800平方公里，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只有30多，有考古领队资格的也就10多人。”舒副主任笑着说，“可是十几年了，这个团队干出了这么大的事，真是让人吃惊，让人佩服！”

舒副主任回忆，先生、尚衡先生一行配合通州城市副中心建设做考古发掘，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同志亲临施工现场。“当时正值严冬，天寒地冻，但我们工地还在热火朝天地施工。尚衡老师在向刘玉柱主任汇报时一直流着鼻涕，但一说到发掘，她就特别激动，说个不停！我当时告诉刘玉柱主任，我们的考古学家仍然在如此困难的条件下工作，每当他们有所发现时，他们都特别兴奋。我们这些年能在北京取得这么多成绩，离不开他们的努力！”

图8 2017年2月20日，国家文物局局长刘玉柱在北京通州区副中心调研文物保护考古建设工作。

03行马不停蹄，硕果累累。

回顾北京基础设施考古的十一大发现

在北京文物研究所的努力下，北京的基础设施考古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舒副主任为师生简要介绍了北京市基础设施考古的11项重大发现：

王滩棚户区改造项目。在早期的民居考古时期，文物部门发掘了1573座平民墓葬，从唐代一直延续到明清。重要的遗迹包括元代金字塔形屋顶的圆形四角砖墓和清宫墓中刻有“田丰圣旨”的青铜镀金凤冠。墓葬年代很可能在明嘉靖年间外城扩建之后，[10]这对了解北京城的变迁和周边墓地的形成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图9:东城区王坛项目元大都墓北墙上的木结构仿尖屋顶。

通州北运河旧路和萧声庙遗址。通州北运河，全长3000米，宽160-320米，应为清嘉庆十三年(1808年)以前的老运河，是元明清大运河兴衰的明显佐证。此外，与con合作

新清华大学馆。清华大学在建造新的民用博物馆和新的化学博物馆时发现了古墓葬、古桥和古河道。从战国时期到明清时期，出现了许多单墓，呈现出统一规划布局的特点。它可能是明清时期的太监墓，对研究中关村(管仲村)地名的由来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石景山南宫古寺和古墓。石景山南宫住宅区开发项目考古发掘时，发现了一座完整的寺庙——景德寺，周围是几座墓葬和窑址。[11]由于发掘时已近隆冬，考虑到现场开馆无法保证文物安全，燕文所对墓葬遗存进行了包装，并运送至首都博物馆的实验室。现在所有的文物都提取出来了，大棺材得到了有效的保护。

图11石景山五里坨地块进行控规调整。

房山广阳城汉代遗址。光阳城遗址的面积与卢希安县老城区大致相当，周围有几座墓葬，位于沙下约三四米处。这一发现为房山的文化内涵增添了重要的一笔，未来有望形成连接北京、涿州、雄安的北京向西南的文化之旅。

唐代幽州使刘基房山墓。房山在建金融小镇的时候，分庄发现了200多座明清墓葬。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对墓葬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确认唐代幽州卢龙使臣刘基墓的存在。

图12刘基墓发掘现场全景

城市副中心考古。以卢希安县旧城遗址为标志，入选“2016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舒副主任说，在座的同学们也是古城遗址的发掘者和保护者。

图13:石碌县旧城遗址平面示意图。

图14中国人民大学考古文博系师生参与卢希安古城遗址发掘。

除了以上八项，还有冬奥会场馆、世博会、南水北调等考古项目。舒副主任表示，潭州城、古城、古城等遗址未来有望成为展示北京历史文化内涵的标志性文化公园。

“不要小看基建考古！”舒副主任笑着对学生们说：“基建考古工作有规律，有前途！”

四

“关于北京基础设施考古的几点思考”

(1)基础设施考古是并将继续是重要的考古内容。总书记去北京调研时，明确提出了保护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原则：老城区不能再拆了。几年前，北京再也不会出现大规模的“平头”房地产开发。但舒副主任表示，北京的基建考古工作工作量不会减少。新时期地下文物保护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规划先行，同步推进。各方面的文物保护意识越强，对文物保护的要求就越高。未来与基础设施合作的文物保护还会持续几年。

(2)做好北京基础设施考古，必须加强前期研究，全力打好有准备的仗。过去北京的考古发掘往往是“偶遇”，对考古现象的清理、记录、绘图等工作缺乏准确性。下一步是系统梳理历年考古成果，注意总结规律性现象。

以卢希安县古城遗址发掘为例。在早期考古过程中，在行政区南侧发现了大量战国至明清时期的墓葬

除了整理考古成果，还要加强史料研究，提前判断遗址遗迹。舒副主任提到乾隆曾派人做北京测绘，形成《乾隆京城全图》[12]；在此基础上，如果结合新中国成立前后北京的测绘图，按照一定比例叠加，通过测绘分层，可以看到一个地区在一段时间内的变化和城市的成长发展过程，提前了解地下遗址的性质。舒副主任说：“虽然我们不怕偶遇，成绩斐然，但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的。我要多做幕后作业！”

图XV 《乾隆京城全图》(摘录)

(3)临场判断需要耐心和细致，才能发现重要的价值。比如在发掘的过程中，有一些考古现象，一不小心就会漏掉。这就需要考古学家仔细鉴别，仔细判断。

(4)多学科进步，最大限度地做好考古工作。近年来，北京文物研究所在基础设施考古过程中广泛运用交叉学科，包括环境考古、冶金考古、农业考古、植物考古等。这比过去简单的场地清理和文物保护获得了更多。

(5)北京各区基建考古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大兴区。大兴地处永定河冲积扇下游，地面被沙土覆盖，但不代表沙土下没有文化层。如大兴国际机场建设过程中，在近4500平方米的发掘面积中发现了402座古墓，年代从辽金到明清。此后，燕文研究所在大兴区黄村镇三合村发掘了205座东汉至清代的墓葬，其中大部分位于沙土之下。旧宫镇旧宫三村也发现了更早的西周早期和中期的小型聚落遗址。这意味着，在永定河荡荡期间，不仅辽、金、元、明、清时期有人在此居住，更早的汉唐西周时期也有人在此居住，大兴的历史文化需要重新审视和评价。“我们在回答大兴有没有文化的时候，应该更多的依靠我们的手铲，依靠我们的考古工作。”舒副主任说。

图16大兴三合庄墓集中区全景

平谷区。平谷区位于北京东北部，韩庄乡的宅男文化代表了北方草原文化和中原农耕文化的交汇点，与天津周边的考古文化密切相关。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自新石器时代以来，北京最大的商代青铜器(青铜瓮)在平谷刘家合墓出土。中国只出土了两把铁刃铜钹，其中一把也在刘家合平谷。这个地区的考古发现如此重要，恐怕不是偶然的。

图17平谷刘家合村商墓出土的三个羊铜冠

(6)注意发掘北京平民墓葬的地方特色。墓葬反映了墓主人生前的生活习俗和社会状况。北京作为元代至明清时期的都城，历史上发现了大量的宦官墓葬，但对墓志等资料并未作深入研究。舒副主任提到，明清宦官墓志多为达官显贵所撰，解读墓志有助于研究当时的政局、人际网络、交际圈等。此外，在北京的明清平民墓葬中，除了判断墓主人的性别外，还可以对足部做生理病理研究，以判断是否有缠足行为，这对于辨别墓主人的宗族，了解民间社会的习俗有很大的帮助。

基建考古是考古入门的重点工作，既是“以小见大”，也是“以小见大”。为了做好基础设施考古工作，考古学家需要有广博的知识、开阔的视野和高超的技术

最后，舒副局长对在座的同学们提出了殷切的期望和良好的祝愿。“我期待你找到重要的课题，而不是在一个大地方做研究.你会处处从你的注意力中学习。我相信每一盎司的沙子都能做成一个水罐！”舒副主任笑着说：“各位同学，你们现在处在一个特别好的年龄段。师资很好，学习和获取信息的条件比过去好很多。我相信所有的学生都能学到东西，将来为中国考古学做出更大的贡献！”

随后，与会师生共同观看了本次考古实习的纪录片短片，并就基础设施考古相关问题与舒晓峰副主任进行了探讨。

图18师生一起看实习视频。

副教授：舒副主任对北京的文物考古工作提出了许多富有启发性的思想，值得广大师生学习。你在工作中遇到过一些难题吗？

舒晓峰副主任：我记得2013年4月份，我接手了孔繁志老主任的工作。当时社会上有一种声音认为圆明园要重修，另一种声音来自一些老文物专家、媒体、公众等。他们以为圆明园是国耻的纪念，重建的想法是忘根。

当时想了几个月，去了无数次现场，终于想到了一个办法。一百年前，圆明园遭遇了一场大火。在过去的一百年里，事情发生了变化。离地面一米多的地方全是建筑和生活垃圾。我们想保护遗址，而不是垃圾。至少我们要把垃圾清理干净，把遗址暴露出来，才知道怎么保护。所以圆明园最后的出路还是去了考古。在谢辰生、张中培、黄景略等专家的指导下，在媒体的监督下，我们首先通过考古调查对圆明园的山形水系进行了清晰的整理，然后开始有计划的勘探和发掘。当时张中华是圆明园的领队，同时开展公众考古，[13]让公众了解我们的工作，圆明园从此成为代表性的展览项目。

图19舒晓峰副局长谈圆明园保护。

孙萌老师：我补充一下，谈谈我的感受。舒副主任今天的主题是“以小见大”，可以触及考古的很多问题。虽然我们说的是北京的基础设施考古，但是舒副主任其实讲的是整个考古的形成和发展。基建考古本身也是社会存在的一部分。这个从无到有的过程，是社会发展的结果，也是舒副局长等人努力的结果。

考古发掘和研究的对象是古代人留下的遗迹。古人和古代社会一直被视为一种过去的存在，我们提出和研究的问题其实来自于现在，来自于我们对现在和未来的思考。所以，提出问题，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是非常重要的。

图20孙萌老师讲述自己的工作经历。

何：舒副主任您好！卢希安县旧城保护是一项重要工程。其一系列措施是否会与周边居民的居住需求产生冲突？如何实现两者的共同发展？

舒晓峰副局长：在规划古城保护的时候，我们会考虑如何把周边居民的生产生活和遗址保护结合起来。以卢希安旧城遗址为例，遗址的保护是第一位的，遗址的展示是第二位的。在设计遗址公园时，公共服务将作为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其实遗址公园和博物馆不一样，不能保证游客每次进来都能意识到它的教育功能。因此，在设计阶段，将公园的休闲娱乐性与考古遗址的教育性、科普性相融合，以满足公众边参观边步行甚至骑行的要求，营造一种沟通古今的氛围。只有当公众愿意来，我们的网站和cu

副主任舒晓峰：肯定是。北京和开封有点像，虽然古今城市位置略有变化，但整体上没有大的摆动。时至今日，明清老北京城下仍有类似幽州城的遗迹。比如交子胡同和菜市口一带很可能有幽州城的东墙。这个时候，我们的基建考古一定是有目的的。先找城墙，打听幽州城的相关信息。未来，历史上不同时期城市存在的痕迹也将被曝光和展示。文化元素和传承基因在我们的城市随处可见，北京有望成为未来最大的活态生态博物馆。[14]

图21李雪婷提问。

常陆：你好，老师！我想问一下，您在谈到北京考古面临的问题时，提到北京的地上遗址大多是辽金以后作为文保单位设立的，没有安排发掘。这是否给考古工作造成一定的困难？地面文物保护和地下考古发掘是否存在现实矛盾？

舒晓峰副主任：原则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和国家政策，我们不会主动在文物保护单位进行挖掘。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故宫，虽然知道下面有元朝的中轴线和一些宫殿遗址，但是无法挖掘。近年来，故宫也结合水暖工程，在小范围内对一些文物进行了曝光的尝试。紫竹桥以北的曼居基，在配合东路修复时也进行了揭露和清理，然后推出设计方案，安排改建。今后，文物保护单位的考古工作一般以遗址保护重建和水电配套工程铺设为主。不过这部分工作还是比较有限的。目前工作量最大的是基建考古，在文物保护单位的工作占比较小。原则上不主动挖掘。

图22与舒副局长交流。

王馨悦：你好，老师！你刚才说北京发现了很多平民墓葬，持续时间很长。那么这些坟墓是同一个人的吗？有连续性吗？

舒晓峰副主任：在同一个区域内，人类的生存环境往往是相对固定的，墓葬也是相对固定的，所以在人类居住的村镇周围往往有各个时期的墓葬。卢希安县的老城区长期以来一直被用作汉代的县城。搬迁后，居住在这里的人们仍然延续着祖先的埋葬区，因此在卢希安县遗址周围2公里内有战国至明清时期的平民墓葬。

王馨悦：不同时期的墓葬有不同的特点吗？这里住着不同的人吗？

舒晓峰副主任：不一定。原住民是主流，但也受外界因素影响，有新的文化观。比如辽金时期东北少数民族迁入后，他们的民风一定会影响丧葬习俗，必然与这里的原住民丧葬习俗不同。

图23王馨悦提问。

这个讲座在热烈的讨论中结束。通过舒晓峰副主任的精彩演讲，同学们对基建考古乃至北京的考古工作有了深入的了解和横向的认识。最后，舒晓峰副主任与师生们合影留念。

图24舒晓峰副主任(后排右四)与师生合影。

这次考古实践配合基建工程，发掘了通州路县城老城区遗址。中国人民大学2019届9名本科生用铁锹揭开了路县老城区的前世，认识到考古发掘的现实意义和考古工作者的法律和社会责任。基建考古作为具有重要社会意义的项目，兼具学术性和服务性，是考古和文物工作服务社会的重要体现。从过去、现在甚至未来的某个时间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三章考古发掘第三十二条：“任何单位和个人在建设工程或者农业生产中发现文物，应当保护好现场，并立即向当地文物行政部门报告。文物行政部门接到报告后，应当在二十四小时内赶赴现场，无特殊情况的，应当在七日内提出处理意见。文物行政部门可以向当地人民政府报告，并通知公安机关协助保护现场；发现重要文物的，应当立即报告国务院文物行政部门，国务院文物行政部门应当在接到报告后十五日内提出处理意见。”

[2]1999年12月，北京石景山公安分局抓获一个抢劫团伙，发现一个近20米长的盗洞。根据国家文物局和北京市文物局的指示，北京市文物研究所于2000年2月24日开始进行保护性发掘。王武玉时任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副所长、老山考古队队长。

[3]20世纪80年代，考古专家在调查金陵遗址时，发现了一个巨型石坑，命名为祭祀坑，随后当地村民将其作为蓄水坑。2002年春，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对该坑进行了清理和发掘，发现了一座石墓，判定为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的凌锐。目前，所有相关文物都陈列在首都博物馆基本通史展厅。

[4]中国西汉晚期的两座大型木质墓葬，位于北京市丰台区黄土岗乡。1974年6月初，基建单位在勘测中发现大量木炭、木材和白膏泥，经北京市文物管理处进一步调查，确认为西汉大木墓。这座坟墓是在八月初挖掘的。——见《大葆台西汉木椁墓发掘简报》，《文物》，1997年第6号。

[5]老山汉墓位于北京市石景山区老山驾校环线公路东南段北坡。是1999年底公安部门在一次盗掘古墓的案件中发现的。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抢救性发掘于2000年2月24日正式开始。

[6]唐史思明墓位于北京市丰台区王佐乡林家坟以西约100米处。1981年3月至5月，原北京市文物队对该墓进行了清理，当时该墓已被破坏。见《北京丰台唐史思明墓》，《文物》，1991年第9号。

[7]幽州使刘基墓，被誉为“北京最伟大的唐朝之墓”，位于北京市房山区长沟镇粉庄村西北，距北京约56公里。经国家文物局批准，2012年8月至2013年6月，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对该墓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确认为唐代幽州卢龙使臣刘基墓。——见《刘济墓考古发掘记》，《大众考古》，2013年第2期。

[8]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二章不可移动文物第十七条：“在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内，不得进行爆破、钻探、挖掘等其他建设工程或者作业。但是，因特殊情况需要在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内进行爆破、钻探、挖掘等其他建设工程或者作业的，必须确保文物保护单位的安全，并征得批准公布文物保护单位的人民政府的同意后，方可批准；在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内进行爆破、钻探、挖掘等其他建设工程或者作业，必须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并在批准前征得国务院文物行政部门的同意。”

[9]参见2021年第1期《东城区望坛项目元代墓葬发掘简报》，《北京文博文丛》。

[10]o三十二年

[12]乾隆十五年(1750年)，当时北京的每一座宫殿、院落、房间都绘在地图上，是当时世界上用现代方法绘制的最完整的北京地图。

[13]具体内容请参见张中华副院长的演讲摘要。

[14]生态博物馆是指以特定区域为单位，没有围墙的“活的博物馆”，强调保护、保存和展示自然和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生性，以及人与遗产的活的关系。7月15日下午，北京市政协和中共北京市委统战部联合召开座谈会。会上提到，北京注册博物馆204家，要推进博物馆城市建设，助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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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张实习编辑|刘

评论|郭晓榕

制片人|李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