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里头考古纪录片 考古学家的真实故事

1999年，36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徐宏开始担任二里头考古队队长，一干就是20年。作为第三任队长，他不负使命，走进研究室下的田野，带领队员挖掘出遗址的诸多“不动产”，包括作为城市主干道网的曲折道路、中国最早的中轴线布局的大型建筑群、中国最早的有围墙的官营手工业作坊区等，进一步揭开了二里头的神秘面纱。离开队长一职后，徐宏将兴趣转向通俗写作，向普通读者讲述考古的美好与神秘，成为考古界的“网络名人”学者。《发现与推理：考古记事本末（一）》是他的最新作品。从丁公陶片中的11个人物到巨大的二里头宫城，徐宏用通俗而专业的文字回忆了自己的重大考古往事，也让读者一窥考古学家不为人知的艰辛而又刺激的职业生涯。

二里头宫殿区东部发掘现场

20年挖出二里头“地产”

问：很多人对考古队的组织和体系还相当陌生。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吗？

徐宏：考古发掘可分为配合基本建设的发掘和主动发掘。配合基建，就是从盖房子到一些大型建设项目。现场如有需要，将根据《文物保护法》临时成立考古队进行发掘。一般都是短线，可谓救火。一旦有必要，马上销毁。像二里头、殷墟这样的大遗址，属于主动发掘，有学术目的，考古队会一直在这里工作几十年甚至近百年。一般情况下，一个遗址只有一个考古队，比如二里头遗址、殷墟遗址，都是社科院考古所所谓的“中国考古国家队”派出的。这些古都遗址面积很大，发掘时间很长。甚至几代人才只挖了百分之几的面积。这就是我的情况。一般春秋两季最适合户外工作。夏天特别热，冬天特别冷的时候，我们会转到室内进行整理。就像农民一样，农忙的时候我们会在地里挖(笑)。

问：您接任第三代队长时，二里头遗址当时的考古水平如何？在任20年间，你发现了很多重要的“不动产”。这些都是计划好的吗？

徐宏：我接手的时候，前辈们已经挖掘了40年了。我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但前人的重点和贡献是建构遗址的年代和框架，确立二里头为中国早期重要的都城，而我还没有开始关注遗址的平面布局和聚落形态，也就是我所说的“地产”。我接手的时候，连工地整个聚落的范围和面积都不知道。我的博士论文是关于城市考古学的，这是我的专业。从这个角度看，有很多发现。我在书中引用了我国考古大师苏的一句话，“在考古工作中，你只能遇到你想到的东西。”。这给了我很多启发，像二里头宫城，真的是一个“想象中的工程”。这是一个大胆的假设和仔细的验证。但是这些发现肯定不敢想，但是技术路线、理念、方法是对的。

问：二里头遗址已经发掘了60年，但仍然只是一小部分。接下来还可以探索哪些方向？

徐宏：2019年，我把队长的任务交给了我的副手、现任队长赵海涛。我相信，在青年学者的手中，二里头考古一定会焕发出新的光彩。我一直说，科技给了考古学翅膀，多学科多手段的介入，将使我们更大程度地从历史文物中提取信息，这是不可预测的，也是有限的。未来我们会有更多前人不知道的新收获。比如前段时间三星堆的几个考古坑，30多年后才被发现，不过好在现在我们国家条件不同了，可以投资

问：这本书叫《发现与推理》。它讲了很多考古学的想象力，但你也说了考古学是“一点材料讲一点”。那么想象力的极限在哪里呢？

徐宏：考古学家就像侦探，研究对象是碎片化的。我们在努力用这些碎片拼凑出尽可能多的历史图景，从而尽可能地接近历史真相。如果没有一定的推理甚至想象，碎片就是碎片，根本无法形成完整的形象。如果要把它们串联起来，需要逻辑推理，甚至需要一定的想象力，这其实就是推理和假设。在古代史和考古学领域，我们不能排除任何一种假说所代表的可能性，而这些可能性并不具有排他性。当我意识到自己只能给出推论和假设而不能给出结论的时候，我会时刻保持警惕，必须意识到自己思维的局限性。当然，想象和假设的前提是你必须有证据，而且一定不能是无中生有，所以和考古无关。

当考古队长，就得学“江湖”

问：书上写了你当考古队长时的一些趣事，很接地气。以你的经历，如何做好考古队长？

徐红：有网友看完一本书后在微博里留言，说感觉徐老师处理问题很“社会”。我们的田野考古工作，和白领坐在一个办公室里，完全不是一个概念，而是和社会打交道，和很多纯学术之外的事情打交道。你必须是一个“多面人”。平时在外地，你不仅要完成业务，还要管理好团队里的技术人员、农民工、学生。处理好和各方面的关系，小心翼翼，是需要很大努力的。但只有在这些非学术的东西上花大量的时间，才能保证田野考古研究的顺利进行。所以我经常说，不是每个人都想当考古队长，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当好考古队长。我在二里头的这些年，一个副产品就是交了很多朋友，从政府官员、企业家到村委会干部、普通老百姓。我可以和很多人交朋友，开玩笑，谈心。大家对我也很好，觉得我比较随和，没有知识分子的架子，但是我赢得了很多“民心”。

问：看来你之前立志要做一个纯粹的考古学家，但是十多年前，你就开始为普罗大众写作了。你怎么会有这种意识的变化？

徐红：我曾经是一个严谨保守的考古学家，完全没有面对大众的想法。上世纪90年代，我们的一些同事发表文章，讨论公众需要什么样的考古学。当时我觉得这个讨论很好，但这种问题并不是所有考古学家都要思考的，我自己也不用去思考。

但后来随着野外工作的开展，经验的丰富，国家社会经济的转型，全民文化素质的提高，我才意识到，我们是在生产精神食粮，纳税人应该知道钱花在了哪里，取得了什么样的成果。另外，之前做了个文学梦，跌跌撞撞进了考古门。大家都说文笔还可以，我也很乐意做这个语言转换。第一本简书《最早的中国》是09年出的，早一两年写的。当时科学出版社文物考古分社社长让我写这样的东西。那时候我一直觉得我的目的是写考古报告，但是我写不出这些。但是我被他鼓励写了一个，然后找到了一点感觉。现在我已经出版了几本书。《何以中国》 《大都无城》之前，都是理论性的，写自己的研究对象，而《发现与推理》是第一本通过讲故事来讲考古史和考古、考古学家的书。每一代人都有一代人的思想，每个人在不同的时期都有不同的思想。当我还是队长的时候，我试图在田野考古方面有所作为。现在成绩出来了，我觉得我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写自己喜欢的东西了。形式可能更活泼，但我的态度还是严谨的。希望以后身体健康的话能成为一名多产的非小说作家(笑)。

考古学家是最后被AI取代的职业之一。

问：总有人说考古很冷门，但每次考古成果出来，大家都很关注，比如前段时间三星堆遗址的发掘，还有每年的十大考古新发现和博物馆的文化创新，频频登上热搜。为什么现在人们对考古文博会有这么大的热情？据你观察，这几年趋势如何？

徐宏：这个跟大的社会背景有关系。三四十年前，考古学是象牙塔里的学问。大部分人没看懂或者没兴趣，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也没到那个阶段。后来随着《探索与发现》等节目的播出，人们对考古产生了兴趣，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趋势。

作为一名考古学家，我们当然乐于看到自己的研究成果得到关注。今年恰逢中国考古学诞生一百周年。其实中国的考古学在诞生之初就是一个优秀的学派。那时候西方列强进来，我们觉醒了，需要解决我是谁，我怎么来，中国怎么来的终极问题。考古学应运而生。于是我的前辈们在该领域花了很多精力，进行话语变革，让这些“无字之书”进入教科书，让大众知晓，于是相对沉寂，现在又热了起来。

但是，热中也要有一点冷的思考。考古真的有那么大作用吗？我们是不是被推到了一个不该有的位置？我一直说田野考古工作最不适合直播，因为这是很多长期扎实默默无闻的工作，不是说像芝麻开门一样，宝藏大门一下子就打开了。也有一些年轻的朋友是从盗墓题材的小说中学到这些知识的，比如《盗墓笔记》，《鬼吹灯》。那些小说和考古完全没有关系，只是借用了一些考古的元素，一点悬念和惊悚都没有。我们只是在用手铲翻这本无字的书，探索我们的文明史。

但无论如何，考古成为热门话题是好事。在三星堆的发掘过程中，我们学者也参与讨论，接受媒体采访，回答问题，至少让公众从中有所收获，让很多认识趋于平和理性，这是可喜的。

问：去年考古圈传出的一件事是，湖南的钟报考了北京大学考古系。当时你和她有过一次对话。你一方面欢迎她加入考古行业，另一方面又让她保持正常。钟的选择在当时引起了一些网民的争议。你怎么看待这些争议和她的选择？

徐宏：我对考古还是很有信心的。正如我的一位哲学家朋友所说，考古学是一门原创学科，会给其他学科和大众提供启发和补给。我觉得这很有道理。我们大部分家长和学生在选择专业时考虑的是“术”的层面，但也有少数人在考虑“道”的层面。考古是对人的研究，最后才能上升到“道”。

专业的有用和无用是相对的。新的AI技术将使许多职业消失，被算法取代，从事这些职业的人将面临失业的威胁。但不谦虚的说，考古学家应该是最终被AI取代的职业之一，因为他们玩的是高级智力游戏。考古学被称为文科中的理工科。我曾经说过，它有两大美，一个是发现之美，一个是思辨之美，这两种美都是很难被取代的。真正不变的是，无论学什么，都能掌握一门无可替代的绝活，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原标题：徐红：从田间到大众)

来源：北京晚报

作者：张玉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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