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考古中的方古王国理论与方法

《中国考古学中“古国”“方国”“王国”的理论与方法问题》在林云。林允老师在文章中指出，中国五大顶级考古学家苏、张中培、李和王维在利用考古材料研究国家起源方面取得了重要的理论成果。随着新材料的层出不穷，我们应该不断地仔细观察和检验材料，反复比较不同的案例，并对经过深思熟虑的结论进行坦率和坦诚的讨论，从而有效地推进到一个新的水平。林云认为，考古资料作为社会发展的物化表现，在认识和理解上有相当大的客观困难。因此，要注意现存材料的破碎和残迹，力求在年代上达成一致的看法；充分估计在不同的自然环境和不同的文化传统下，大致相同的社会发展水平会有不同的物化表现；在比较不同考古案例时，应参考人类学、历史学的研究成果，逐步提炼，进一步加强对提升国力的研究。本文发表于2016年第2期《中原文化研究》。

林云，吉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商周考古、东北考古、古文字学的教学与研究。

在研究一个国家的起源时，通常有三种资料：历史文献、人类学实例和考古发现。前两种材料数量有限，只有考古在不断提供新的材料，从而推动新问题的研究，提出新的理论。

一、国家起源的五种学说

红山文明时期的“女神庙”——女神头像

苏在1986年的《文化与文明》演讲中说：“文明是什么，如何解释，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理解文明的起源，如何在实践中，在历史与考古的结合中深化对文明起源的理解。”并指出中华文明的火花有裂变、碰撞、融合三种形式。关中仰韶文化庙底沟式玫瑰与大凌河红山文化龙的结合，产生了文明的火花。包括玉龙在内的红山文化的庙墓出现，是两种文化接触的结果。“这是两种不同文化传统碰撞出的文明火花。”在这里，文明形成的标准被强调文明的起源所取代。用“文明火花的爆发”来代替进入文明时代，似乎有意模糊了争论的焦点。但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苏真正思考文明起源的过程是“在实践中，在历史学与考古学的结合中”。1991年在中国文明起源研讨会上发言时明确指出：“文明的起源，我的意思是，是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另一种简化提法。”1993年，在赤峰与历史学家交谈时，他说：“只有红山文化的时空框架才能对应《史记五帝本纪》年记录的黄帝时代的活动中心.‘五帝’前期的活动中心是燕山南北。”这是他把历史和考古结合起来思考的结果。同时他说：“红山文化时期是古代国家的开端，夏家店下层文化是国方的开端。”这就明确地把他原来的“古国”概念划分为“古国”和“方国”两个发展阶段，认为红山文化进入了“古国”。

红山文化——于澍龙

到1993年5月，他在北京大学考古学成立40周年暨赛克勒考古艺术博物馆开馆国际研讨会开幕式上讲话，第一次系统地提出了中国古代国家形成的三部曲：古国——方国——帝国。可惜这篇演讲现在只留下一个大纲139 ~ 140，142。同年11月在济南召开的中国考古学会第九届年会的闭幕词中，他提出了三部曲后的国家形成的三种模式：初级、次级、次生。这是他对文明起源和中国国家形成的较为系统的论述。更详细的发展可以在他于1994年1月为大型系列《中国考古文物之美》所作的序言和他的论文《国家起源与民族文化传统》的提纲中找到，该论文被选为海峡两岸考古与历史研讨会的名誉主席。他的三部曲的典型素材是北方红山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秦帝国。典型遗迹有红山文化(古国)的坛庙葬，夏家店下层文化在大体与燕赵秦汉长城平行的小石堡带(方国)，秦长城与绥中-北戴河之间的“碣石宫”建筑群(帝王标志)。三个时代分别约为6000年前、4000年前和2000年前。起点最早，早于中原，故可称为“原始型”，是三种模式中最典型的。国家起源于中原，源于北方的突破。洪水和水的控制至关重要。考古工作证明，四五千年前京广线、陇海路沿线至少有三处洪水遗迹：邯郸、洛阳、武功，材料丰富，最为典型。山西襄汾的陶寺观颇有武功(赵家来)，是中原地区唯一达到一个国家(古国)规模的大遗址。绝对年代约为4500-4000年前，与传说中的洪水和禹治水成功时期大致吻合。中原古国始于四五千年前。“三代”显然是“方国”的君王。夏、商、周、秦的祖先都与水利有关，都有自己的立国史。秦是最典型的三部曲，从相公(古国)到描红(方国)再到始皇帝(帝国)，史书记载与考古资料对应清晰，堪称“二次型”。秦汉帝国解体后的1000-2000年间，北方草原民族大迁徙、大融合，各自的建国史也经历了古代国家、国家、帝国，可谓“可持续”。这三种模式多次交叉重复，经历了我国整个有记载的历史，也就是中国多民族融合格局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构成了中国文明史特有的中国特色。

牛河梁遗址——红山文化祭祀楼及纪世忠群。

苏的“三部曲”和“三种模式”理论，是他结合史籍对中国考古新发现勤于思考的宝贵结晶。但他提出这个理论后，仅仅三年就去世了，没有时间进行充分的反思和进一步的详细论证。但他要“在实践中，在历史与考古的结合中”深化对文明起源的认识，即完成恩格斯未能完成的对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的认识任务，显然是中国考古学家应该自觉继承的历史责任。苏将他最初的“古之国”划分为“古之国”和“方之国”两个发展阶段，但没有详细界定两者的区别。他在1985年的讲话中，只指出“古代国家是指部落之上的稳定独立的政治实体”，后来的“方国”只是笼统地说“是比较成熟、发达、先进的国家”。因此，过分推崇苏的研究者实际上很难用他的理论去分析考古材料。在苏生命的最后一年，发表了《黄河流域文明的发祥与发展》一文，该文于1995年在大阪举行的‘95东亚社会与经济国际会议上发表。本文表明，严文明独立思考了文明的起源(即民族形成的过程)。他并不像苏那样认为黄帝的活动中心在燕山南北，而应与公元前三千年黄河流域进入龙山时代的考古发现相对应。而且认为龙山时期黄河流域大部分地区的发展水平符合役、厄尔对“酋”的概括(包括简单酋和复杂酋)，以中国古代常用的名称称之为“国”为好，故称之为“原始国”或“古国”，显然比苏的解释清楚得多。二里头文化开始兴起的比较成熟的国家，包括成都平原的三星堆文化和以江西新干大洋墓为代表的政治体，也被称为“王国”。此后，许多考古学家都用“王国”这个名称来代替苏中的“国方”这个名称。但严文明后来提到了他所说的龙山时代之前的一个“古国”的时代，即始于公元前3500年的铜石结合时期早期，认为此时中原地区有——个仰韶文化，黄河下游有大汶口文化，长江中游有大溪-屈家岭-石家河文化，长江下游有崧泽-良渚文化，廖燕地区有红山-小河沿文化。因此，赞成将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2000年这段时期称为“上古时期”。

老师在文艺学院举办的“张老师纪念座谈会”上讲话

江西新干大洋洲墓出土文物

张中培是苏的忠实追随者，他的“植物区系类型”理论对中国的起源有着独立的见解。他在1995年发表了《良渚文化的年代和其所处社会阶段——五千年前中国进入文明的一个例证》。本文根据良渚文化的采玉葬情况，认为墓主人只有军事权力，只有宗教祭祀权力，两种权力兼而有之。这三种人形成了一个凌驾于普通大众之上的阶层，所以他们进入了国民的舞台。当时的军(王)权并不高于神权，在政治上也没有定于一尊，所以可以暂称之为“国方”(这个定义与苏的“国方”不同)。将良渚文化的陶器与大汶口文化进行对比，确定良渚文化距今5300-5200年，即5000年前进入文明。后来，在1997年出版的《中国古代文明之形成论纲》一书中，张中培继续思考，是古代中国进入文明时代后，王权日益高于神权，还是神权持有者聚集了王权？王权何时控制神权？是在夏朝还是早在龙山时代？到2000年，张中培写了《中国古代的文化与文明》，把中国的文明时期概括为三个时期、五个区段，即“日本时期，或者也可以称为古国时期”。这个时期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公元前三千年左右开始和龙山时期或尧舜时期。第二，在王国时期，夏商与西周之间存在差异，可分为两个阶段。“帝国时期”指的是秦汉之初，东周大致视为王国向帝国的过渡时期。本文总结了进入方国时期的六个特点：1 .氏族组织已经松散。父权家庭已经成为连接一夫一妻制家庭的社会基本单位。2.劳动和社会的分工是在家庭之间进行的，不同的家庭在权力、财富和身份上有明显的划分。居民分为穷人和富人，无权者和有权者，平民和贵族。3.和解是有分歧的。技术、财富、军事、宗教和政治权力，甚至对外关系都集中在中心聚居地，导致一些聚居地城市化。4.崇拜和兵役的发展使专职人员成为社会显贵，掌握神权和王权的人成为国家机器的主人。5.王权和神权并存。6.同一考古文化分布区有多个政权，没有统一的中心。尧舜时代，又辅以“国联”组织，由各国成立，协商主持。

张忠培老师

在2011年嘉兴召开的中国考古学会第十四届年会的开幕致辞中，张中培认为王权与神权平等的国家命名为“神王之国”。在2013年于安召开的中国考古学会第十六届年会的开幕致辞中，张中培特别强调，孕育于渭河流域的谱系——半坡-尹喜考古文化，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主根。这个文化，第一个在半坡第四阶段成长起来的文明，是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群星璀璨的一颗星。在同时期各世系的考古文化中，是无与伦比的。而且完整地描述了中国国家形态的四个阶段，即“神国——王国——帝国——党国”。在这篇讲话中，他已经认为“龙山时代，也就是尧舜时代，很可能已经进入了王国阶段。”龙山时代同一考古文化或族群，分属不同王国。夏商朝是一个考古学文化单一的排他性国家，而周朝主要在一个国家中容纳多种考古学文化。可以分别称为古王国、中王国、新王国。这应该说是比苏把黄帝文明的直接根源放在北方红山文化区，只笼统地划分“古国——国方”两大阶段前进了一大步。

良渚文化时期的玉石客栈，王权的象征。

李是夏商周断代工程的主要专家之一，他至今仍坚持“古国-王国-帝国”三阶段说。只是苏把的“方国”改成了“王国”。从2005年与人民日报记者的对话来看，他当时的想法是：“古国是指红山文化、良渚文化、大汶口文化所反映的社会结构。这些文化遗址中有大型祭坛，说明此时的社会充满了宗教狂热，主持宗教事务的人是社会的主人。神权统治一切，这是古代阶段的特点。”这与张中培当时认为王权与神权并存的观点明显不同。并且他认为：“王国是指王权国家，国家的主人是通过战争产生的军事领袖，是集军事力量和王权于一身的人。在这个阶段，除了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权力之外，维护和实施这些权力的制度开始出现，形成了真正的国家。夏商周可以说是这种性质的君主国家。”古国处于“距今5000年至4000年”的阶段，即公元前3000年至2000年，文明发展到社会转型期，即从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这段时间相当于考古学上的仰韶文化晚期和龙山时代，也就是传说中的五帝时代。对于五帝来说，不必太在意他们是否真的存在，但他们分别代表了不同的历史阶段，是完全可信的。这个阶段是一个过渡时期。此时，社会发生了剧烈的变化，贫富分化、阶级分化加剧，区域性政治中心相继出现，一个集王权、军权和以军权为支撑的神权于一体的王权国家开始形成。因此，把龙山时代称为中国古代文明的形成时期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李在研究“古代国家”时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即2005-2006年在河南灵宝西坡遗址发掘仰韶文化中期(距今约5300年)墓地后，打破了古代国家都是神权国家的旧观点，提出了中国古代文明演化存在不同模式的新观点。2009年在《文物》上发表了一篇重要文章。本文对红山文化、良渚文化和仰韶文化墓葬中出土的玉器进行了比较，认为它们代表了三种不同的类型。”如果都是‘古国’，古红山文化是以神权为主的神权国家，古良渚文化是神权、兵权、王权并存的国家，古仰韶文化是兵权、王权并存的王权国家。“不同的模式导致不同的发展前景。王权国家之所以优于神权国家，是因为它能够自觉或不自觉地把握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方向，避免社会财富的浪费。仰韶文化开始进入分层社会，社会上层在兵权与王权相结合的基础上选择了突出和发展王权的道路，并由继承者传承下来。这应该是仰韶古国几千年来创造的文明模式得以发展的根本原因。”

2009年底至2010年初，他进一步接触了张家港市东山村松泽文化聚落的房屋和墓葬。早期M90墓随葬品多达56件，包括5块大石碑、1块大石碑、手镯、卷、管、耳片、摆件等玉器。中期也有类似的墓。他写道“长江下游比其他地区更早。5.78万年前，社会分化明显，初级王权已经出现，社会已经进入苏老师所说的‘古国’阶段”。换句话说，长江下游的这一发现将社会转型提前了300年，红山文化的“坛庙葬”并不是最早的文明曙光。但“在良渚文化时期，作为判断文明形成标准的象征因素更加充分，其社会发展阶段很可能已经如苏老师所说进入了‘王国’阶段”(良渚文化古城发现于2006-2008年)。他进一步指出，崧泽文化的墓并不主张神权。“从崧泽文化到良渚文化，其文明进化的模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如果只着眼于两者的遗迹和遗物的物质形态，而忽略了对它们所包含和反映的思想等更深层次的东西的研究，这种重大的变化就很难揭示出来。”

崧泽文化聚落M90墓出土随葬品

王维，中华文明寻源工程的首席专家之一，自然是研究中国起源的关键人物之一。他在2006年发表了《中国古代国家形成论纲》，可以算是对当前考古学的代表性理论总结。他提出了中国古代国家发展的三个阶段：国家、王国和帝国，这显然受到了另一位专门研究中国古代国家形成过程的历史学家王振忠的影响。王维的“邦国”始于龙山时期。社会分层早于龙山时代的考古发现，包括红山文化的“坛、庙、墓”，按照王振忠的意见，属于“中心聚落形态”(相当于“酋长”)，即属于国家起源之前的阶段，而“国家”则是进入国家形态之后的阶段。典型的例子有良渚文化的方坛遗址、玉冢(当然也包括后来发现的古城和宫殿基址)、陶寺城址和墓地。他总结了国家阶段国家的特点：“国王的出现；(2)官僚机构已经形成；(3)神权有相当的地位；阶层分化严重；血缘组织仍基本保存；不同群体之间战争频繁，尚未形成相对稳定的支配和从属关系。”因此，他所说的“国家”与苏最初所说的“古国”有很大的不同。但是，他并没有否认“古国”的存在。所以在2015年8月内蒙古敖汉旗举办的红山文化大讲堂上，还是说“五千年前西辽河流域文明遭受挫折，开始慢慢接受中原文明的影响，开启了古代文明向王国文明(夏朝)的过渡”，即沿袭了红山文化晚期是“古国”的说法。

王维所说的“王国”包括夏商周三代。他指出，这个国家此时有六个特点：1 .与国家阶段相比，国王的权力大大加强，集兵权和王权于一身，具有很高的权威。但受到高级官僚和皇室元老的影响和制约，并没有达到下一阶段皇帝的权威。2.血缘关系还比较完整，结合地理组织，形成——个乡镇的村落。3.等级和血缘相结合，形成墓地和国家墓制度。4.夏商朝直接控制的地区不是很大，周边国家相对独立。西周实行分封制后，王朝的控制范围大大扩大，被分封的诸侯成为王朝的屏障。5.出现了比国家阶段更为固定的官僚机构，并在西周时期日趋完备。6.神权逐渐成为王权的附庸。王维的“帝国”在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全国时进入中国。王维研究国家起源的特点是思考这种变化的物质基础，思考4000年前后文化大规模兴衰的原因，思考为什么在中原形成王国。这种问题不是“什么时候”或“什么”的问题，而是“为什么”的问题，这正是我们今后要重点解决的问题。以上只是考古界几位最著名的代表对中国起源所做的理论结论。显然，不可能在一夜之间达成更一致的观点。随着新的考古材料层出不穷，不能自己说话的考古材料要由研究者来说话，中国起源的研究必须如苏所说，不断地“在实践中，在历史和考古的结合中”仔细地观察和检验材料，反复比较不同的案例。每一个研究者都要有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总结，彼此坦诚相待，进行讨论和论证，从而把这项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林沄文集》书影

二、研究方法应注意的问题

考古资料作为社会发展的物化表达，在认识和理解上存在相当大的客观困难。就中国考古学的现状而言，以下几个问题应引起充分重视：

第一，由于考古遗迹本身的碎片化和残迹化，考古工作不可能一下子揭示出每一个遗迹的全部，往往会有很多遗漏的项目来详细解释和比较每一个案例。如1985年，苏说，“它们对应的居住聚落的猜想会有一定程度的划分，典型的聚落还没有找到，这应该是我们下一步工作的重点。”然而，30年过去了，并没有发现与“坛庙墓”所反映的社会分层相对应的典型聚落，甚至还进行了部分曝光。所以没有实际的材料来分析这种文化的社会分层的非常重要的方面，只能根据石墩的情况来分析社会等级。这个间接推断显然不够扎实。多年来，在田野调查中发现了大量红山文化的聚落，但没有针对性地选择有代表性的聚落群进行有计划的发掘，只能对早晚年代相对不明的聚落群进行逻辑推理，来构思“古国”的形成。运用这种逻辑推理方法，我们可以推断，东山嘴的祭坛遗存原本是相对独立的三个氏族或部落，后来合并成一个不可分割的部落联盟。牛河梁遗址是“红山文化群落的共祖性质和神权垄断的祭祀中心的出现，是红山文化进入古代国家阶段的标志”的假设。事实上，所谓的“女神庙”是回填的，因为只挖掘了一小部分。整个画面如何还是一大谜团！女神真人大小的头像是在南北纵主室的西墙下发现的，从位置上看不可能是“殿”的主神。由于在发掘中只发现了女性特有的乳房碎片，而没有男性性特征的残留，且东山嘴曾发现一批孕妇小陶塑，牛河梁遗迹以“女神庙”闻名中外。然而，没有证实一个三倍于真人大小的肖像的遗骸是男性还是女性，其他鸟类和动物遗骸的原始布局也令人怀疑。即使女神是主神，不管是生育之神还是祖先之神，只有把所有的雕像和它们的布局搞清楚，才能做出比较准确的判断。就目前的发现而言，这座“神庙”的性质还没有定论。其他案例也有类似情况，给进一步研究造成了障碍。

第二，目前对于一些重要案件的年龄还没有达成共识。以红山文化的“坛、庙、墓”为例，苏在提出“古国”时，就把“坛、庙、墓”看成一个整体。近日，朱乃成发表文章称，红山文化在“一人独大”社会发展阶段的文化遗存，主要发现于牛河梁二、三、五、十六地点的带中心墓的石冢，以及其他地点的《牛河梁》发掘报告中归类的B型圆柱陶单元。牛河梁的建筑遗址，如下石堆、女神庙、山阶等，都是红山文明形成前的文物。以二号遗址牛河梁一号墓9号墓为代表的遗存，以及以石碣为代表的其他遗存，都是红山文明之后的遗存。这样对“红山文明”的理解就会大相径庭。朱乃成还从类型学上论证了苏为“华山归归燕山龙”的核心证据. ——翁牛特旗三星塔拉玉龙(？)根本不是红山文化的遗存，而是夏家店下层文化的遗存。这使得红山文化中出土的所谓“玉猪龙”(或称“熊龙”)失去了被称为“龙”的重要依据。所以这种玉已经失去了作为中国人是“龙的传人”的物证的说服力。

东山嘴祭坛遗址

再次，不同自然环境下的考古遗存有各自的文化传统，即使在大致相同的社会发展水平下，也会有不同的物化表现。因此，考古案例的比较不能流于表面和简单化。比如石坛和石堆墓，在北方山区流行已久，而中原黄土地区却没有这种建筑和墓葬。用夯土建造的城市在中原地区很早就出现了，但在北方出现得更晚。如果考虑到石质遗存不容易被完全破坏，民用建筑容易被后期活动消灭，自然就不应该把红山文化的石质遗存尊重到文明最早曙光的地步。就手工业产品而言，大汶口文化的黑、白、橙陶、象牙器和红山文化的玉器所反映的专业化水平是高是低并不容易确定(况且纺织、刺绣、竹编、木雕等手工业并不能像玉器那样经久不衰)。所以，我们今后在比较各种考古案例时，要吸取已经发生的表面的、简单化的教训，把问题考虑得更全面、更周到。

第四，在分析和比较考古中的物化现象时，要参考人类学和历史学的研究成果，并尝试逐步提炼。比如我国考古常用的墓葬遗存分级方法，就有这样的分级现象。是等级社会吗？还是等级社会？还是阶级社会？需要参考人类学案例和中国丰富的历史记载，仔细考察不同级别墓葬的差异，结合其他相关遗存，才能得到正确的认识。再比如，古斧是军事指挥的象征，王权是由军事力量演变而来的。然后坟墓里有一把斧子。墓主人是一般的军事领袖吗？还是军方领导？还是国家元首？还是王国的国王？物化要考虑哪些方面才能得到更准确的判断？只有这样，我们的研究成果才能一步步上升到更高的层次。总之，从考古材料中总结中国国家起源过程的理论建构，不仅需要进一步开展有计划、有目的的田野工作(重要的是田野工作要根据科技考古的新要求获取更多样的材料，获取的材料要利用新的科技手段获取更多的古代信息)，还需要在不断积累新材料的基础上进行认真的分析、比较和总结，这必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东山嘴小孕妇陶塑

三。理论建设有待加强的方面在理论建设的过程中，要尽量用中国考古学的新发现勾勒出中国民族起源的途径和特点。我们决不能躺在摩尔根、恩格斯和现代酋长国或早期国家已有的理论上而无所作为，而应不断丰富民族起源这一世界性课题的内容。当前，在中国国家起源的研究中，应加强对国家形成动力的探讨。国外研究早期国家的著名专家克拉森说，向早期国家的发展具有滚雪球效应的特点，是多种因素相互影响、相互强化的结果。他称之为“正反馈”，并列举了以下因素：人口增长和人口压力：战争、战争威胁或征服、奇袭；生产的发展和剩余产品的增加；意识形态和合法性；社会分层的发展；一定规模的领土。

大禹浮雕图案，位于汶川。

中国研究者过去更关注第二、第三和第五项。事实上，就中国最古老的国家起源文献《尚书尧典》而言，应重点关注以下问题：

第一，“尊重人民。”据《尧典》记载，尧即位后的一件大事，就是“命何，尊天，似日月星辰，尊人”。在古书中，“人”与“民”往往互相替代，也就是说，姚有向百姓发放历法的行为。在古代中原地区广泛从事农业的条件下，历法是保证农业正常生产和收获的基础。因此，负责观测天象和制定历法的领袖们，自然会成为许多政治体所支持的核心人物，并为一个更大、更复杂的社会组织做出贡献。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就可以理解《夏小正》 《月令》成为政治书的原因以及《封正朔》在历代的本义。因此，陶寺古城已经发现的大型建筑基址以及由此引发的天文观测和古历法研究，当然要特别重视。今后，我们应该继续发现不同时代的类似遗迹，并进一步了解这种“尊重人民”的传统在中国古代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第二，治水。我国古代文献和青铜器铭文将夏朝的崛起与大禹治水紧密联系在一起，但如何在考古学上知道夏朝之前是否发生过大规模的洪水以及大禹治水的实际地理范围，是确定治水在中国古代形成过程中起到了什么作用的关键。最近王微关注了这个问题，但整体来看，只是出现了一些迹象，真相还在猜测中。这就需要各国考古学家在共同的目标下分别关注此事，不仅要在实地工作中寻找不同地方发生洪水的证据，而且要从宏观地形的角度进行科学的推论，让“洪水滔天，山川茫茫，墓葬飘香”的历史真相大白于后人。我们对规划和组织大量人力从事公共事业在古代国家形成中的作用有了更具体的认识。

第三，《尧典》在描述姚的功德时，开篇就说：“清德，近九族。九族相安，民清。协和万邦。”根据古代笔记，“九族”是指从曾祖父到玄孙的父系家族(或引申为“宗族”)的亲属，“庶人”是指官员，最后是“诸民族”，可见“庶人”是这个国家的成员。中国研究古代史的学者强调，国家形成之初父系家族依然强大，这是中国的特点；他甚至否认恩格斯把超血缘地理组织的出现作为国家形成的标志之一。但我不明白，最早的部落或部落联盟之上的政治体，必须有血缘关系之上的“人”作为社会基础，才能获得进一步发展的动力。看一看《尧典》中的“关白”。可见，司空见惯的虞，是后稷所弃的夷姓，是姬姓，做学问的姓，是燕姓，等级氏族的伯夷姓，是姜姓。可见，只有团结这种状态下超亲缘的大量不同来源的氏族成员，才能做出奔奔。考古学上也是如此。在夏商周诸王成王之前，代表其实力的考古文化吸收了各种文化元素，标志着一个具有超级血缘关系的人群群体的形成。现在很多专家倾向于认为是杜尧陶寺古城遗址，也反映了各种文化元素的集合，从而间接反映了不同血缘关系的人的集合。因此，周代的文学仍然反映了强大的宗法血缘集团和具有超级血缘关系的人的持续大规模团聚，这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一种平行的社会现象。如果我们在研究古代中国的形成和发展时，忽视了超血缘群体重新团结的组织能力的意义，那将是一个可悲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