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代文献到3d重建小说再现粟特人的历史

撒马尔罕的杏林

盛开着红色百合花的布哈拉

一个头上围着白围巾的商人。

穿过覆盖着黄沙的奥克苏斯河。

奥斯卡王尔德

19世纪后期王尔德的诗是典型的西方对“东方”的想象。——融合了共鸣的称谓、明亮的色彩和异国情调的服饰。这种想象是他的无知和距离感造就的浪漫情怀的产物。奥斯卡王尔德从未去过中亚，甚至可能从未见过穆斯林商人、坟墓或其他人。19世纪，少数掌握中亚第一手资料的西方人是探险家、外交官、政府官员和军官。他们中的许多人只是当时英俄边界争端中的马前卒。即使有些人对历史感兴趣，他们的知识储备也只是基本的军事和社会政治，关心的是他们的时代而不是古代。

在奥斯卡王尔德的时代，人们缺乏对古代中亚的了解，尤其是粟特人。记忆力极好的古典学者可能记得希罗多德《万福，女王》卷三中提到了粟特人。古典地理学家托勒密和斯特拉波，以及历史学家阿丽亚娜和昆塔斯科尔蒂乌斯，都有零星的记载。琐罗亚斯德教学者和相关人员应该可以从《历史》(琐罗亚斯德教宗教典籍集)知道粟特人的名字：在至高神阿胡玛兹达创造的16个地区中，粟特人排名第二。研究“东方”语言的学者可能读到过，粟特人是阿契美尼德君主大流士的领土，在伊朗西北部的贝西顿碑文(1848年由克隆尼尔亨利C罗琳翻译)中有所提及。但仍有一些短小有趣的材料，对探究粟特人的过去意义不大。

值得注意的是，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在过去的120年里，人们越来越认为粟特人是一种具有重要影响和意义的文化。他们的历史、考古学和语言学出现在大学课程中，成为重要的学术研究课题。我们现在知道，粟特人是一个拥有伟大的商业、农业和艺术才能的民族，在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之间的物质和思想交流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同时，他们也在布哈拉和撒马尔罕(今乌兹别克斯坦)附近的故土创造了自己独特的文化。本文简要描述了粟特人的发现或“再发现”。

中国和尚玄奘

关于粟特人的现存文献

我们用“重新发现”这个词，是因为长期以来，有大量关于粟特人和粟特人的历史和文化细节的信息。事实上，这些数据可以追溯到两千年前，跨越了中世纪。西方学者面临的问题是，这些信息记录中使用的语言很难解释或联系：中世纪阿拉伯人、波斯历史学家和地理学家的描述，古代中国的官方历史记录，以及中国旅行者的经历。从这些材料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一些关于粟特城市、国家及其统治者、历史事件、风俗习惯和宗教仪式的重要知识。

与西方学者相比，中国学者对粟特人非常熟悉，因为中国朝代史和其他古籍中有丰富的地名、地理描述和历史事件的记载。这些朝代的编年史有助于澄清从公元前4世纪后期亚历山大统治到唐朝和9世纪的时期。据《阿维斯塔》记载，早在公元前116年，粟特人就开始发送——份贡品，尽管当时并不清楚他们国家或地区的实际称谓。但此后，中国的历史典籍中也经常详细记载粟特城市和地区。这些记录还反映了早在公元4世纪粟特人贸易网络的建立，以及粟特人向中国的迁移。许多粟特移民接受了中国的姓氏(吴钊九姓)，以显示他们在西域的起源(中国对粟特和其他中亚地区的称呼)。即使在经历了750年半的安史之乱之后，甚至在宋朝时期(公元960-1279年)，粟特人仍然坚持中国文化。最持久的形象之一是粟特人的舞蹈。(图1-3)

图1中国甘肃省山丹县附近出土的一尊中亚舞女，为7世纪镀金铜像，高13.7厘米，宽8厘米，收藏于中国山丹博物馆。

图二墓门，中国宁夏回族自治区盐池何墓，约公元700年唐代，石灰岩高89厘米，宽43厘米。

图3中国安阳秀顶寺中亚舞者画像砖，唐代模压陶器，高54.6厘米，宽48.3厘米，深9.5厘米，由旧金山亚洲美术馆Avery brundage收藏。

另一份有价值的中国文献是《史记》，编纂于5世纪中叶。对苏仪或苏特的描述如下：“李属于安逸之家。有名的马、牛、羊、蒲萄水果，水土美，所以蒲萄酒特别有名。”但是，这些信息需要仔细识别，因为它很可能会误导读者。比如粟特人向北扩张进行贸易，这使得玄奘在7世纪中叶就把吉尔吉斯斯坦东部从伊塞克湖到阿姆河的整个地区视为粟特人，但这远远大于其实际地理范围。

如果说中国的历史典籍记载了粟特人与中国的交往，穆斯林文学则提供了一个不一样的视角。大部分写于粟特穆斯林统治后的几个世纪，是早期文献的手稿，与历史事件几乎处于同一时代，但现已失传。他们的关注点更多的是伊斯兰对中亚的征服，所以事件和人物都是从粟特征服者的角度来看待的。此外，另一份重要文件来自波斯历史学家阿布贾法尔穆罕默德本扎里尔塔巴里。他的阿拉伯编年史《后汉书》是一部从创世纪到公元915年的世界通史巨著。塔巴里引用了今天已经不存在的早期著作，如目击者描述、地方志等，从不同的视角来解释和理解同一事件，这是一种相当现代甚至后现代的研究方法。事实上，在与粟特人的档案进行比较后，历史学家tienne de la Vaissi re已经证实了塔巴里关于征服粟特人的记录的准确性，特别是在穆格山统治肯特的德瓦斯蒂奇国王的战败。历史学家和地理学家的其他穆斯林文献，包括塔巴里，有助于我们了解粟特人的影响和实际的地理扩张。

阿拉伯、波斯和中国的一些文献可以追溯到粟特人的全盛时期，从而包含了粟特人的重要信息。但由于大量记录来自二手而非一手资料，本质上只是文本，所以对粟特文化的梳理作用还是有限的。此外，这些文字是粟特文化的外行人写的。人们没有办法“从内部”(即通过粟特文字或物质文化)了解粟特人的生活。但在19世纪末的帝国扩张时代，一切都变了。

帝国时代的粟特发现

19世纪重新发现粟特人的关键在于西方帝国主义在中亚的汇聚和考古学的发展。19世纪中期，俄国东扩，中亚成为俄罗斯的突厥斯坦。俄罗斯探险家和地理学家开始关注城墙塔的建筑遗迹。当地人注意到这些断壁残垣，称之为tepe(山丘)、kala或qal'a(堡垒)，通常还会根据土丘地貌加上一个史诗般的人物或名字，比如Afrasiab。

考古挖掘始于1867年的Jakent，这是一个繁荣于10世纪和11世纪的商业中心。(现哈萨克斯坦锡尔河下游，咸海以东)。对其“宝藏”的夸张报道也点燃了人们对其他遗址的考古兴趣，包括粟特人。1875年，发掘工作开始于古代和中世纪撒马尔罕(公元前4世纪的马拉昆，因亚历山大征服粟特人而得名)旧称、粟特主要城市阿弗西亚布城。

俄罗斯将中亚收入囊中后，公众开始对这个地方及其古物产生兴趣，在今天的俄罗斯中亚城市中出现了当地的考古和文物协会。1894年，第一个协会在塔什干成立，它一直活跃到1916年，发表关于该地区考古学和历史的文章和交流。其中一些是关于这个地区出土的陶骨瓮。

图4古瞭望塔遗迹：正是在中国甘肃敦煌的这座塔里，奥列尔斯坦发现了装有粟特古文字的邮袋。

当俄国人在他们自己的帝国领土上寻找宝藏的时候，英国和法国的探险家出于帝国的竞争和对知识的渴望，也在忙于他们自己的发现。1907年，伟大的探险家和传记作家马克奥勒尔斯坦(marc aurel stein，1862-1943)在中国敦煌发现了古代书法简(图4-6)，这不仅有助于提高对粟特语的认识，而且为了解4世纪中国粟特人的生活提供了新的视角。

图5公元4世纪的苏特古书，1907年在中国敦煌西部的烽火台(T.XII.A)发现，高42厘米，宽24.3厘米。

图6苏特古字母2，1907年在中国敦煌西部的烽火台发现，高42厘米，宽24.3厘米。

图7尼古拉斯西姆斯-威廉姆斯(亚非研究学院)讲述粟特语的重新发现。

对中亚考古学的兴趣不仅限于欧洲国家。斯坦因等人的发现以及随后西方在中亚学术网络的建立，促进了日本僧人大谷光瑞伯爵的研究，他于1902年至1914年组织了三次对中国新疆的考古探险。图8大谷光瑞不仅希望自己的探索能与日本和欧洲的学术研究保持同步，也追求自己的佛教信仰和佛教传入日本。然而，他们在新疆的探索结果却相当混乱。大谷光瑞在第一次探险后因为财务丑闻不得不退出，但他的团队发现的一个亮点是基齐尔的一个洞穴寺庙建筑和壁画。后来，在吐鲁番、卡拉沙尔、库车和敦煌发现了手稿、丝绸和其他物品。图8

图8大谷光瑞中国西部及中亚探险行程。

中国西部和中亚东部之行发现的这些手稿，在范围和类型上与欧洲人获得的几乎相同。然而，日本探险家对追溯佛教起源的兴趣导致他们探索佛教建立的其他地区，如印度、泰国、柬埔寨、蒙古和中国。

这些考古发现促使学者们回归粟特文学，他们热衷于考古学与文学的比较研究。1926年，Kizo Sanghara (1871-1931)在中国文献中收集了粟特人的资料，以供学者参考。虽然中国学者没有像欧洲和日本那样迅速地探索考古学，但他们也重新对中亚的古代文献产生了兴趣。其中一部重要著作是张的《历代先知与帝王书》，涉及中国史籍中的粟特人和粟特人。

苏联的粟特考古和发现

俄罗斯成为苏联后，新的苏维埃政权支持了中亚五国的考古活动。考古工作由俄罗斯和中亚考古学家联合当地大学和苏联科学院分院以及艾尔米塔什博物馆等机构进行。当时粟特人最重要的发现之一是布哈拉绿洲的瓦拉赫沙宫，木格山上的文献和其他发现，以及肯特城和Afrasiab的壁画。下面列出了这些单独的挖掘。

图9 20世纪苏联考古学家发掘的粟特人主要考古遗址。粗体部分是沃勒克沙。

Wallach Sha

1937年，考古学家瓦西里希什金(Vasily A. Hishkin)考察了沃勒赫沙丘的建筑轮廓，标志着粟特遗址科学发掘的开始。瓦拉赫沙阿(Wallach Shah)位于布哈拉西北部，因其在8世纪初阿拉伯征服布哈拉的历史中所扮演的角色而闻名(见图9)。从后来的文献，尤其是穆罕默德纳尔希写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一书，可以知道它在布哈拉统治者布哈拉胡达主持的宗教和农业庆典中的重要性。这也告诉我们，当布哈拉的统治者将王庭从布哈拉迁走后，瓦拉赫沙就成了他的住所。沃勒克沙也是一个重要的手工艺品生产中心。由于运河的广泛灌溉系统，沃勒克沙也有广阔的农业区。在希什金首次挖掘的一处房屋遗址中发现了一个带有大量装饰物、人物或动物形象的泥塑。

图10动物形象及装饰石膏雕像，乌兹别克斯坦瓦拉赫宫厅，7世纪末8世纪初，高23cm，宽57cm(一只羊的大小)，莫斯科国家历史博物馆。

另一个房间，所谓的红厅，收藏了一些不寻常的画。图12挖掘工作在二战期间停止，1954年恢复。正是因为这种发掘、记录和保护可以作为典范，瓦拉赫沙地(包括帕齐肯特)才成为未来考古学家、保护者、修复者、建筑师等对古代中亚感兴趣的人的培训基地。

图12神兽之战，乌兹别克斯坦瓦拉赫沙宫红厅，7世纪末8世纪初。这幅壁画高163厘米，宽902厘米。

随后对该遗址的考察对理解宫殿建筑没有太大帮助，只是确定了一些建筑的三个不同阶段。即便如此，纳尔沙希关于宫殿的论述还是让考古学家、钱币学家亚历山大内马克(Alexander Nemak)结合其他时期的穆斯林材料，分析了与布哈拉有关的钱币和艺术史，得出了宫殿的五个确切建筑时期。它的时间跨度是从7世纪后期到8世纪后期(约675-775)。

图13苏联20世纪考古学家粟特人考古遗址地图，标有木格山城堡。

图14、15木格山城堡位于图中的中山路山顶。

穆格堡

在距离何山河和库姆河在六翼天使的交汇处150米的偏远山区，坐落着穆格山要塞，这是粟特历史上一个著名而不为人知的遗址。(图14:15)1932年，附近村庄的一个牧羊人发现了一份手稿碎片，上面有当时只有少数学者能够解读的字母。图16

图16日肯特统治者迪瓦什蒂基国王给哈克萨统治者阿夫顺的信。塔吉克斯坦木格山B-18档，公元722年，灰色中国纸，高18厘米，宽27厘米，圣彼得堡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学研究所。

这份文献奇迹般地移到了列宁格勒(今圣彼得堡)，一位伊朗专家亚历山大弗里曼认出了它就是粟特人。由于几十年前在包括新疆在内的中国西部发现了敦煌和其他遗址，粟特语逐渐得到了更好的理解。然而，这是第一次在粟特领土上发现粟特文字。次年，从列宁格勒到木格山的探险队发现了400多件与粟特物质文化有关的物品：写在中国纸张、羊皮纸和木棍上的6枚硬币和81份文件。74份手稿是用粟特语写的，一份是阿拉伯语，一份是突厥语的鲁尼语，还有一些是汉语。有——份文件(包括一份婚姻契约)是肯特家曾经带到木格山堡的。

在木格山调查的结果，是向西约60公里的帕奇肯特最后一个统治者的档案，上面有自称“撒马尔罕领主粟特国王”的迪瓦斯蒂奇国王——。土耳其人从拉达(另一个中亚民族)手中夺取了粟特人的领土，成为大部分粟特城市的统治者。虽然不清楚迪瓦什蒂基国王是土耳其人还是粟特人，但他似乎在东拼西凑地与贵族分享权力。穆格发现的最新文件显示，迪瓦什蒂奇国王统治肯特14年，也是他统治撒马尔罕的第二年。人们从迪瓦斯蒂奇国王留下的书信中重构了这些信息和相关事件，但仍不清楚。然而，尽管国王迪瓦什蒂基已经向阿拉伯人投降(并且很可能皈依伊斯兰教)，他仍然声称自己是整个粟特-撒马尔罕——的合法统治者。与心腹从帕奇沃特逃出后，与阿拉伯军队交战，在木格山山顶的堡垒避难。寡不敌众，他终于投降了。尽管有安全监禁的保证，他最终还是被处决了。

图17 20世纪苏联考古学家对粟特遗址的发掘，图片加粗，显示肯特城。

错落有致的肯特市

虽然人们从1870年就已经知道了错落有致的肯特废墟，但20世纪30年代的穆格山城堡促使俄罗斯考古学家进一步探索。帕奇肯特(Patchi Kent)位于距撒马尔罕和木格山约60公里处，与它们等距，也是古粟特人最东端的城市。从1937年到1940年的调查活动是有限的。直到1947年，亚历山大雅库博夫斯基(Alexander Yakubowski，1886-1953)组织了由考古学家、建筑师、历史学家、艺术史学家、语言学家和数字命理学家组成的调查小组，恢复并全面挖掘了公元6世纪至8世纪中叶的粟特人城市——帕楚肯特，使之被称为“粟特人的庞贝”。精心的挖掘、记录、分析和保护取得了非凡的成果，这在这次数字展览中是显而易见的。雅库博夫斯基去世后，最初探险队的成员亚历山大a别列尼茨基(Alexander A. Belenitski)接手并进行重大发掘，包括图18-20中的鲁斯塔姆史诗壁画。

图18鲁斯塔姆史诗壁画，塔吉克修补肯特遗址VI:41，公元740年左右，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圣彼得堡SA-15901-15904。

图19上午别列尼斯基在视察肯特城时的发现。

图20别列尼茨基发掘鲁斯塔姆史诗壁画的视频剪辑。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东拼西凑的肯特已经成为考古学家的培训基地(图22)。这些人包括鲍里斯I马尔萨克、他的妻子和合著者瓦伦蒂娜I拉斯波娃；语言学家弗拉基米尔a利夫希茨(Vladimir A. Lifschitz)，他对穆格山的粟特文学进行了权威翻译；弗拉基米尔g卢科宁，伊朗古代历史学家和文化学家；圣彼得堡冬宫博物馆的保护专家，组织早期发掘工作。1978年，别列尼茨基退休，马尔萨克接任领导人，开发新的考古挖掘技术，培训年轻的考古学家。后来，马尔萨克去世后，鲍威尔b吕尔杰和塔吉克考古学家沙洛夫丁库尔巴诺夫掌舵考古工作。

作为一个富庶的贸易中心和撒马尔罕绿洲中典型的粟特城市，错落有致的肯特占据了太多但当之无愧的位置。大部分是因为出土文物的范围和质量，以及它们被精心挖掘、记录和保护的方式。如果不是对古代拍摄肯特人的艺术和生活方式的吸引和欣赏，我们会热衷于其他发掘地点的成就，如布哈拉绿洲的派肯特。

图21 20世纪苏联考古学家发掘的粟特人考古遗址，豪迈如Afrasiab。

非洲b

20世纪初，在Afrasiab发现了壁画碎片。1965年，当推土机穿过废墟中间修建道路时，人们在Afrasiab发现了壁画的其余部分。虽然墙壁在10世纪和11世纪被部分毁坏，但现代刮墙技术使考古学家能够在7世纪中叶获得一系列壁画。如今，这面名为“大使厅”的墙上绘有粟特人及其邻国关于特定节日的场景。可惜都不全。图22虽然中断了很长时间，但发掘工作一直持续至今，现在由乌兹别克-法国考古队主持。

图22乌兹别克斯坦阿夫拉西亚布遗址大使厅南壁画：1、公元7世纪中期，壁画高3.4m，宽11.52m，在阿夫拉西亚布博物馆。

过去50年：粟特人的进一步发现

除了粟特人在粟特的考古发现，最近50年的研究开始转向在外国的粟特人。为了找到它存在于南亚的证据，尼古拉斯西姆斯-威廉姆斯在印度河上游山谷的岩石上发现了许多铭文。在中亚东部和中国之间的往返途中，许多商人和朝圣者雕刻句子和涂鸦，以显示与粟特人商业活动(和佛教苦行僧)有关的陆地旅行范围。

最近，另一组档案揭示了阿切曼尼王朝最后一个世纪期间这一地区的情况。共有30份文件，用阿拉姆语(当时的交际语言)写在皮革上，写于公元前4世纪总督阿切梅尼德的宫廷中(虽然他在巴克特里亚，但也管理着粟特人的土地)。因此，这些阿拉姆语文件表明，粟特人没有自己的总督或行政长官。即使居鲁士在公元前540年征服了粟特人，并建立了Kyreschata(西罗波利斯)，即锡尔河畔的库尔卡兹(Kurkatz)，作为帝国最北部的地方，粟特人显然从未成为一个完整的阿契美尼德省。来自Bactria，负责Sogdian ——。也许它只是充当一个偏远的边境省份，就像18世纪澳大利亚殖民地之于英国一样。更重要的是，巴克特里亚的阿拉姆文献反映了阿切曼尼王朝在巴克特里亚和粟特的行政管理，并提供了重要的地名。总之，这些片段为了解波斯统治下的士兵、农民和其他人的生活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视角。

最新的文字发现证实了后汉粟特人北粟特人的传闻。这些是在哈萨克斯坦南部的库勒塔佩遗址发现的陶板。(图23)它们可以追溯到公元1世纪或2世纪。它们是用一种古老的粟特语写成的，记录了撒马尔罕、布哈拉等城市的粟特人对该地区的殖民，以及与已经在此居住的游牧民族划分边界。

图23为4号陶板，上面写有原始粟特文字，烧制于公元1-3世纪，高14cm，宽31cm，收藏于哈萨克斯坦中央国家博物馆。

图24 Nicholas Simms-Williams(亚非学院)描述库勒塔佩遗址早期粟特人碑文。

除了文字工作，中国考古队最近的发现也为研究外来的粟特人提供了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视角。最重要的发现是——安雅墓和石军墓，两个生活在中国的粟特人。图25和26

图25安嘉墓碑床，中国陕西xi安出土，公元579年，鎏金彩绘石浮雕，高1.17米，宽2.28米，深1.3米，陕西省考古研究所，Xi安。

图26 579-80陕西Xi安石君、魏也维司墓石棺，为有颜料和镀金痕迹的石棺，高1.8m，宽2.45m，深1.55m。

20世纪50年代，Giustina Skaglia首次发现这种石榻是由中国享有特权的苏族人制作的。她是第一个意识到同一个石榻的组成部分被分割成几个博物馆，包括侧面板和后面板、屏风或前床柱和底座。(图27-30)石塔是一个死去的中亚，或者更确切地说是6世纪粟特人死去的地方(当时粟特人处于扎达人的统治之下)。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大量的寝具和石棺出现在公元6-7世纪，一部分是出土的，一部分是从艺术品市场上获得的。我们关于他们的信息大多来自墓志铭，说明他们属于祖先移居中国的苏族人。

图27石榻背板，河南安阳，北齐550-577，大理石，高63.8 cm，宽116 cm，深10 cm，波士顿美术馆12.588。

图28石榻背板，河南安阳，北齐550-577，大理石，高63.8 cm，宽116 cm，深10 cm，波士顿美术馆12.589。

图29安阳石榻塔形门楼微缩浮雕，高71.5cm，宽74cm，深14cm，公元前11 12年，科隆东亚美术馆。

图30石榻榻米前座，河南安阳，北齐，彩绘大理石，高60.3cm，宽234cm，深23.5cm。

目前，一个真正的国际学者团体正在合作研究粟特语。在纽约大学古代世界研究所任教的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索伦斯塔克(Soren Starc)正在进行一项大型考古项目，旨在研究非精英阶层和农村粟特人的生活。一方面，这方面往往被学者忽略，更多关注的是物质文化精彩丰富的粟特社会。

图31索伦斯塔尔(纽约大学古代世界研究所)讨论他对粟特人偏远社会的研究。

图32带有粟特铭文的檀香木

图33陕西Xi安石君墓双语铭文，北周579-80年，颜料镀金痕迹石刻，陕西历史博物馆。

在日本，学者们仍然对粟特文化和其他伊朗中部文献感兴趣，京都大学的吉田丰就是其中之一。他还解读了石俊的《粟特人墓志铭》，出版了奈良东大寺正仓院藏的乌木件。中国新疆荣对新疆和中国境内的粟特人做了大量的研究和著述，侧重于商业活动、与中国政府的关系，尤其是撒保驿站及其祆教活动。萨保的立场引起了国内学者的争议。荣信江、蒋伯钦视萨保为当地管理政教事务、移民和对外管理、维护宗教仪式的中亚和伊朗首领。罗峰认为，萨保在这些集团的商业活动中，尤其是对外贸易中，也起到一定的作用。在图33中的石俊和安嘉的墓志上，以及他们各自的石棺和石榻上，都强调了墓主的行政管理和可能的外交地位。但石君也被刻画成商队的一员，或许指的是其贸易活动，而安雅的墓志铭则提到了其他职能，后来担任了军事首领(也可能是名誉上的)。除了解释中国政府授予的官方职位，他们两人都表明他们享受着“美好的生活”。

图34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安579号安加墓碑床详图。

图35陕西省历史博物馆藏579-80狩猎与河边大队石俊(魏)与魏也伟司石棺详图。

新的数字技术也有利于增加合作和新的研究。比如关西大学创造了安阳石榻的3D数字模型，它的不同部分散落在世界各地，不同的机构后来被斯卡利亚重新组装。图36

图36丧葬寝具3D复原据说可能是河南安阳北齐时期(550-77)彩绘灰色大理石材质被分割成不同部分，藏于多个博物馆。

3D扫描和摄影测量技术使公众和学者能够看到以前无法看到的东西。这个数字展览发挥了自己的作用，——，有助于粟特文化相关物品(如图37-38中的杯子和水壶)的高清摄影和3D扫描的实现和推广。这个项目还连接了世界各地的粟特艺术和文化研究者，在中国和美国举办更多传统的学术研讨会。

图37这只杯子可能是粟特工匠为与粟特北部游牧民族进行贸易活动而制作的。

图38带翅膀的骆驼水罐

结论

简单回顾一下粟特人在过去120年间的“重新发现”，就能说明学者们是如何以不同的方式找到一种曾经消失在西方眼中的文化的。首先，本文解释了大量保存在希腊文、波斯文、阿拉伯文和中文文本中的信息。这意味着从世界各地各种文本中发现的零散粟特信息中提取出了一定量的有价值的信息。其次，我们回顾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帝国时代”英、俄、法、德、日学者发现的粟特物质文化的一系列关键成果。自9世纪粟特人完整的政治文化风格消失后，正是这种物质文化让粟特人第一次“发声”。从20世纪初开始，经过遍布亚欧大陆的苏联学者和国际研究人员的进一步考古发掘，从粟特人的来世观到宴饮穿衣的习俗，我们对粟特文化有了不同维度的更深入了解。想象下一个世纪未知的探索是令人兴奋的。

译者：IICC-X景智

校对：IICC-X李尔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