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考古工作 开展考古工作

考古能力不断提升。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提升中国考古学在国际考古界的影响力和话语权。要利用科技提供的新手段、新工具，提高考古发现和分析能力，提高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能力。为此，四川省积极探索实践，在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中创造性地采用了野外考古与实验室考古相结合、精准发掘与科学保护相结合的新模式，坚持“学科预设、保护同步、多学科融合、多团队合作”的理念，协调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北京大学等39所国内科研机构和高校参与，组成考古、保护、研究联合团队。建成了考古发掘舱、综合发掘平台和多功能发掘作业系统，建立了传统考古、实验室考古、科技考古和文物保护深度融合的工作模式，实现了考古发掘、系统科学研究和现场及时有效保护相结合，大大提高了考古工作的质量和水平。

四川以三星堆遗址考古研究为示范，逐步推进旧石器、新石器、巴文化遗址等考古项目的多学科协作和综合研究，多单位、多学科衔接的成果在考古领域开始显现，整个发掘研究过程的信息化水平不断提高。

金沙遗址(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供图)

同时，科研平台和基地建设取得重大突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先后建立了两个国家级平台，即国家文物局考古发掘现场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工作站、中希文物保护技术“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三星堆工作站和四川省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三星堆研究中心。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被列为“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被列为“博士后研究中心”和“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对加强考古研究、提高科技水平、加强人才培养、促进对外交流合作具有重要意义。

考古成果不断涌现

近年来，四川通过实施柳江流域、川西高原、成都平原等区域考古调查，丝绸之路南亚走廊、蜀道等文化路线综合调查，旧石器、新石器、历史时期等各时期重要遗存专项调查，基本摸清了全省地下考古资源特别是旧石器时期的情况。新发现旧石器遗址近百处，填补了四川旧石器文化遗存的多项空白。

三星堆遗址祭祀区出土的金绵居(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供图)

重大考古发掘项目也取得了重要成果。稻城皮罗遗址发现了许多距今13万至20万年的人类活动和火灾的痕迹，出土和收集了1万多件各种石制品。皮洛遗址入选中央电视台“2021年中国考古新发现”、“2021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021年国际考古十大新闻”。三星堆遗址已发现6个“祭祀坑”，出土文物近1.5万件，种类丰富多样

经过连续5次考古发掘，明末江口战场遗址出土各类珍贵文物74000余件，证明了张埋银之地，为研究明末清初的政治、经济、军事乃至历史提供了实物资料。明末江口战场遗址入选“百年中国百大考古新发现”和“2017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罗家坝遗址出土铜豆(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供图)

宝墩遗址发现了迄今为止成都平原最早的水田和有机建筑构件。巴文化研究获得了新的重要材料，城坝遗址确认为汉晋时期党渠城遗址，发现了金关遗址、战国大中型巴文化墓葬、汉代冶炼等重要遗存。罗家坝遗址发现了140多座战国早期至西汉时期的墓葬和许多重要的汉代冶铁遗迹。盐源老龙头墓地墓葬数量众多，形制多样，随葬品丰富，充分显示了盐源青铜文化的独特性和多样性。

皮洛遗址出土的典型手斧(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供图)

同时，在基本建设考古中，主体意识不断加强，精细化、规范化程度日益提高。随着楚四家水电站的建设，金川刘家寨新石器时代遗址被发掘，出土了丰富的陶片、兽骨、石制品等遗存，对构建四川新石器时代考古文化的时空框架起到了标杆作用，遗址入选“2012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随着乌东德水电站的建设，猴洞遗址通过考古发掘被确认为金沙江流域早期文化中心极其重要的聚落遗址，为研究石棺葬的起源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考古资料。随着成都“天府文化中心”建设工程的进行，东华门遗址的抢救性考古发掘，暴露出大面积的古城遗存，为研究成都古城的形态和演变提供了珍贵的依据。随着成都新川创新科技园的建设，经过多年的抢救性考古发掘，发现了一大批战国至明代的古墓葬，出土了一大批重要文物，为探索古代四川的社会变迁和丝绸之路上中西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和历史信息。

盐源老龙头墓地出土的青铜枝晶(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供图)

此外，配合首都建设，在史前和历史的各个阶段都取得了许多重要的考古发现，如广汉联合遗址、西昌市羊儿坡遗址、平武县秦台薛家墓地、成都东华门遗址、成都双源村东周墓地、简阳新城铁门口墓地等

待续

最初发表于《中国文物报》，第9版，2022年10月11日。

作者|何振华邵

编辑|杨义臣

审核|王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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