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骨考古 5000多年中华文明考古展示

5月27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深化中华文明探索工程进行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我们运用生物学、分子生物学、化学、地学、物理学等前沿学科的最新技术，分析了中国古代遗迹，为中华文明探索提供了坚实的科技分析基础，拓展了我们对中国五千多年文明史的认识。”同时，习近平总书记也强调要“坚持多学科、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紧密攻关考古与历史、人文与自然科学的联合问题”。这些重要讲话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考古事业的关心和对考古发展趋势的预见。

考古学自诞生以来就是一门多学科交叉的学科，深刻地实现了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交融。科技考古学作为充分体现这种交融的分支学科，已经从考古学中的一个“小众”成为新时期考古学发展的主流。

人骨是考古工作中最常见的非文化遗存之一，因为它包含了大量关于文化创造主体——“人”的客观信息，自中国考古学诞生以来，已成为考古工作中不可忽视的研究资料。专门研究出土人骨遗存的考古学的一个分支叫做人骨考古学(以下简称“人骨考古学”)。人骨考古学是科技考古学大类中的一门学科，由考古学、医学、生物学和统计学交叉而成。随着我国考古学的不断发展和出土人骨资料的积累，越来越多的成果涌现出来，人骨考古为探索中华文明的源头和中华文明的可持续发展进程做出了贡献。

探索中华文明的源头和传承，就要考察中华民族的起源和发展。历史上的中国大地长期处于多民族共存的状态。无论是在漫长岁月中逐渐演变消失的古老民族，还是从先秦形成一直延续到汉代的汉民族，都是中国古代文明建构的重要成员，也是今天多元统一的中华民族形成的源头。人类骨骼考古学家借用体质人类学中的人种志研究方法，构建了“古人种志”方法，用以总结古人类的体质特征，研究不同群体体质特征的差异。经过三代人骨考古学家的努力，我国学术界建立了古种型体系，主要包括古华北型、古中原型、古东北型、古西北型、古华南型和古蒙古高原型，并对新石器时代至商周时期的人骨进行了多次对比分析。这一体系继承了苏老师提出的“考古学区类型”理论，充分反映了新石器时代考古文化与创造这些文化的人之间的关系，可以作为研究古代人种的坐标系，探讨我国各地区先秦与后世居民之间的关系。对秦汉以后历史上存在的匈奴、东胡、鲜卑、漠洪等民族进行民族志考察，有助于我们拨开历史迷雾，在人骨客观事实的基础上分析这些民族的构成、来源和流向。中国学者还从古民族学的角度对汉族的起源和发展进行了考察，发现从仰韶时期到龙山时期、夏商周时期，乃至汉代，居住在黄河中下游的华夏民族及其直系后裔北方汉族

近年来，随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几个重点项目的开展，人类学家也将目光投向了出土人骨较多的重要遗址，如辽宁朝阳牛河梁、山西襄汾陶寺、陕西神木世茂、河南荥阳官庄、巩义槐花、邓州八里岗、江苏兴化姜庄等与早期中华文明起源密切相关的遗址。其中，古病理学和古人口学是近年来在中国蓬勃发展起来的人骨考古学的分支。前者可以研究人类的健康、疾病以及过去人们治疗疾病的方式，后者可以研究人类过去的人口结构、预期寿命和人口增长。基于分子生物学、医学影像学、三维成像技术等自然科学技术在人骨考古中的应用，古病理学发展迅速，已成为人骨考古研究中不可或缺的环节。古代人口学的发展依赖于人口统计学和数学建模方法在考古学中的应用，而考古学刚刚兴起。

文明的起源与人类定居和人口的迅速增加有关，两者相辅相成，而后两者是城市和国家起源的重要因素。人口密度的增加，人与人之间交流的增多，也造成了传染病的传播。近年来，我们发现了汉代的结核病和唐代的密螺旋体的证据，大大推进了这些疾病在中国的历史，不仅暗示了这些传染病和文明的共存，也暗示了古代不同文明之间交流的可能性。而内蒙古哈敏芒哈史前遗址的鼠疫研究，则反映了鼠疫对文明影响的古今变化。

对人类群体健康水平的考察更能反映文明发展的进程，人骨考古善于以小见大。以龋齿为代表的牙病研究可以反映人类的饮食结构，进而考察农业的起源和发展。以农业经济为主的人群龋齿患病率最高，随着时代的发展还会进一步增加。古代以畜牧业或渔猎为生的人群龋齿患病率较低，这在北方农耕-游牧文明交错区的人骨研究中得到充分体现。2018年，由中国学者牵头的“全球健康史计划亚洲模块”启动研究。这一项目将对亚洲地区近一万年来发现的人骨遗骸进行调查，考察多种重要的健康指标，运用古流行病学和古人口统计学的方法，研究亚洲地区人类健康水平的发展过程。最后可以找出从一万年前中华文化开始到五千年前中华文明开始，健康所反映的生产力发展情况，以及这五千年来生产力的发展情况。

自2014年中国考古学会人骨考古专业委员会成立以来，中国人骨考古翻开了新的一页。在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中，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特别强调了考古与自然科学技术相结合的必要性，这对整个科技考古范畴都是一个鼓舞和鞭策。因此，中国人骨考古应迈上新台阶，提高理论水平，创新研究方法，增强问题意识，以更加积极的行动参与中华文明溯源工程，为探索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发展做出更多贡献。

(作者单位：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作者：侯侃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阶段及成果预研(2001-2003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以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1600年的中原地区为工作的时空范围。设置了9个专题，包括与夏商有关的古代传说和文献、上古时期的礼制、考古文化谱系的断代、聚落形态反映的社会结构、古代环境、早期金属冶炼和铸造技术、文字和铭文、古代天象和历法、中外古代文明起源的比较研究等。在预研阶段，除上述课题的研究外，主要成果是探索出一条多学科结合研究文明起源的技术路线和实施方法，为探源工程提出了较为可行的实施方案。经过第一阶段(2004-2005年)的初步研究，2004年夏，“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1500年中原地区文明形态研究”，即“中华文明寻源计划(一)”启动。探源工程一期的目标是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地研究中原文明形成和早期发展的过程，初步探索其背景、原因、道路和特点。除了考古学，还涉及到很多学科，比如文学史、古文字学、人类学、天文学、科技史等等。运用了放射性碳14同位素测年、古植物、古动物、古环境、古人类饮食习惯分析、化学成分分析、物理结构分析、遥感、遗址物理探测等大量自然科学技术。通过项目承担者和相关学科学者的共同努力，中华文明溯源项目第一阶段取得了积极成果：1 .文化谱系与断代：结合中原考古文化谱系的整理与分期，对山西襄汾陶寺、河南登封王成刚、河南新密新寨、河南偃师二里头等中心遗址出土的系列标本进行了准确的断代，为探讨中原社会文明进程中的各种问题奠定了基础。2.自然环境变化专题：研究结果表明，公元前2500-2100年期间，中原地区气候温暖湿润，适宜农业的发展。公元前2000年前后，黄河中游出现了异常气候，主要表现在气温的变化，尤其是降雨量的不平衡。这一研究结果与尧舜禹时期古代传说中气候异常、灾害频发的记载不谋而合。3.经济技术发展主题：运用自然科学与考古学相结合的方法，通过对陕西陶寺、河南王成刚、辛寨、二里头等四个重点遗址出土的动植物遗存、人工遗迹及相关遗物的研究，揭示了在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1500年这一特定时期，中原地区人类社会的基本经济生产部门————农业(包括农耕和畜牧)，以及加工业(包括青铜器制作、陶器制作、玉器加工等)的发展状况。)，最能体现当时的技术水平，都表现出显著的变化和进步，尤其是在龙山时代到二里头文化的演变过程中。具体来说，公元前2500年以后，农业生产在维持以粟类作物为代表的原始农耕生产和以家猪为代表的家畜养殖业的基础上，开始逐渐种植水稻，饲养牲畜。与此同时，原产于西亚的小麦和绵羊也被传入中原，从而逐渐建立起多种作物种植和牲畜饲养方法。这一时期已经掌握了铸造青铜容器的技术，制陶和玉器加工技术也有了很大发展。研究表明，科技和经济的发展确实是推动中原文明形成的重要动力之一。

4.聚落形态反映的社会结构：通过对陶寺、新寨、二里头等这一时期中原地区几处都会遗址的考古钻探和发掘，对遗址的建造、使用和废弃年代、布局和功能分区，以及所反映的社会组织结构和王权发展程度有了新的认识。根据古代传说，山西南部是姚的活动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襄汾陶寺遗址发现了一座大型城址。考古发现表明，公元前2300年左右，一座长约1000米、宽约580米、面积58万平方米的城市首先在此建成。到公元前2100年左右，一座长1800米、宽1500米、面积280万平方米的巨大城址被扩建。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在大墓附近发现了一件特别的遗物，有一个很大的半圆形平面。修复研究表明，从半圆中心外半圆夯土墙故意留下的缝隙向东看，正是太阳在春分、秋分、夏至、冬至从遗址东侧猫儿山升起的位置。发掘者和天文学家一致认为，这一遗迹很可能是与观察太阳位置以确定春分、秋分、夏至、冬至等重要节气的活动有关的观测天象和举行祭祀的场所，这很容易使人想起《尚书尧典》年姚的“观象授时”记录。陶寺城址庞大，城内功能分区明显。说明当时社会存在严重的阶级分化，城市中的统治集团掌握了军事指挥权和祭祀权，成为凌驾于社会之上的主人，有了“王”的雏形。有理由认为，该地区最迟在陶寺遗址作为大城市时，就已经进入早期国家阶段。(2)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是夏朝晚期的都城。自1959年发现以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几代学者在这里做了大量的考古工作，先后发现了大型建筑地基、贵族墓葬和铸铜作坊。但是，对首都的整体布局一直缺乏了解。自探源工程立项以来，对这座夏末都城的考古发掘终于有了突破：都城的中部可以确认为宫殿集中的区域，四周有宽10-20米的道路；路上还有最早的车辙(两轮距离1米，应该不是马车)。正殿大多坐北朝南，东西两侧的厢房对称。可见中轴线的概念在当时就已经成型了。这一发现要追溯到3700多年前的夏朝晚期，中国出现了古代宫殿建筑的特征。同时，课题组成员还对这些中心城市周边的聚落分布进行了“全覆盖”调查。新发现174处，是此前已知数量(48处)的3.6倍。聚落分布调查的结果，使我们能够将这些中心城市与周围的中小遗址联系起来，考虑当时的社会结构。这些成果证明，以有计划的考古发掘和中心城市遗址的区域调查为重点，是研究文明起源、形成和早期发展的有效途径。5.综合总结课题的主要工作有：整合各学科的研究成果；回顾和分析了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历史。本文对国外学术界关于文明起源研究的理论和实践进行了分析和评述；讨论了文明与文化、文明与国家、文明形成的标志、文明形态和发展阶段等一系列与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相关的理论问题。在此基础上，制定“十一五”期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全面发展实施方案。第二阶段(2006-2008年)在此基础上

“探源工程(二期)”的技术路线与一期相同，即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地开展中华文明起源研究。但在第一阶段的基础上，研究的时空范围有了很大的拓展。研究的年代上限延长到公元前3500年，空间范围从中原地区扩大到文明起步较早、资料丰富的黄河上中下游、长江中下游和西辽河流域。在全体成员的共同努力下，项目进展顺利，于2009年3月竣工。第二阶段的源探索项目得出以下结论：1 .公元前2000年左右，中国大地上的文化发展和社会进步分为两个阶段。公元前2000年以前，辽西、海岱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文化各有渊源和传统，虽然彼此有交流，但一般都是独立进化的。各地区的文化发展和社会进步呈现出百花齐放、相互竞争、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局面。中原各地区先进文化因素的汇聚，也促进了中原的文化发展和社会进步。这种趋势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逐渐形成了中原中华文明鹤立鸡群的局面。中原地区的夏商文化向周边地区辐射，各地的文化社会发展逐渐被纳入以中原王朝为中心的轨道，融入中华文明的大熔炉。2.公元前2000年左右导致文化格局大变革的物质文明社会的诞生，必须具备物质、精神和社会条件，但最根本的是要有稳定、可持续的经济基础作为支撑。通过对技术、经济和环境的研究，我们发现中原地区的经济基础与周边地区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异，自然环境的特点和变化也对各个地区产生了不同的影响。中原地区地形地貌类型多样。在这种多样的景观环境中，从公元前2500年开始，人们发展了包括粟、黍、稻、豆、麦在内的“五谷农业”，牲畜的种类有猪、牛、羊。当时人们的活动区域主要在黄土台地上。高原不易受灾害影响，为农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相对便利的交通条件也有利于文化融合。辽西位于农业经济区的北部边缘。这里农作物单一，以谷子为主，夏家店有三种牲畜。在温暖湿润的气候条件下，农业生产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气候变得干燥凉爽后，农业生产会更加困难，这也是该地区农牧业反复转型的重要原因。长江中下游也差不多，农业以水稻为主，牲畜以猪为主，但饲养规模相对有限。水稻种植需要严格的水条件。为了追求适合水稻种植的地方，人们往往选择地势低洼的江河湖泊生活生产。因此，气候波动导致的干旱或洪水对文化或社会的影响可能比预期的更大。3.文明的不同途径公元前2500年左右，以中原的陶寺古城、长江下游的良渚古城和长江中游的石家河古城的出现为标志，这些地区的史前社会发展普遍达到了相当的高度。这些大型工程需要有效调动和组织大量的人力物力，可见这些古城控制着大量的人口。考虑到社会成员明显的等级分化、为贵族服务的手工业、考古资料反映的暴力和战争，这些地区可能已经进入早期文明社会，建立了当时的早期国家。因此，说中国文明有悠久的历史是有根据的

比较研究初步揭示，各地文化达到最辉煌成就的时间是不均衡的，各自的文明内容也是不同的，这暗示着各自在文明化过程中的方式、机制和动机可能是不同的，表明中华文明的形成是一个远为复杂而深刻的问题。“中华文明溯源工程及相关文物保护技术研究”第三期(2011-2015年)启动会于2011年5月6日在北京召开。这也标志着中华文明探索工程第三期正式启动。项目将重点开展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现代科技在中华文明溯源工程中的应用与支撑研究、文物保护与展示关键技术研究。

中华文明寻源计划第一阶段概述中华文明寻源计划是继九五科技攻关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之后，国家支持的又一项全面研究中国历史和古文化的重大科研项目。该项目于2004年启动，正式命名为“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研究”。其目标是全方位、多角度、多层次地研究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的过程、背景、原因、特点和机制。探源工程第一阶段由科技部、文化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教育部组织实施，以科技部为第一组织单位。考虑到这一项目涉及时空范围广，涉及学科和单位多，组织实施难度大，科技部决定分阶段开展。第一阶段实施于2004年至2005年，工作范围放在中华文明的核心区域中原，重点探索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1500年(即文献记载和姚舜禹、夏朝时期)的中原文明形态。同时提出了下一阶段全面开展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实施方案。在项目的第一阶段，中国社会科学院是第一个项目实施单位，北京大学、北京科技大学、郑州大学、河南省和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也在参与项目。项目第一期设置了五个课题，分别是“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1500年中原地区的文化谱系及其时代”；《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1500年中原自然环境变迁研究》；《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1500年中原地区经济技术发展研究》；“以中心城市为核心的聚落形态所反映的社会结构研究”；《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1500年中原地区文明形态综合研究》。项目第一阶段对中原地区的环境背景、经济技术发展及其在文明形成中的作用、各大都市遗址的年代关系、中原文明形成中聚落形态所反映的社会结构、中原早期文明形态等进行了探讨和初步回答，并为“十一五”综合勘探项目制定了实施方案。该项目对这一时期中原地区的几处大都遗址进行了有计划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对这些遗址出土的遗存进行了综合研究，包括科学断代、古植物、古动物、古环境、冶金史、化学成分分析、古人类饮食分析等。工科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多学科的结合。参与该项目的学者包括考古学、历史学、年代学、环境科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地质学、植物学、动物学、冶金学、生物学、体质人类学等十余个学科。这些学科的学者各有所长，优势互补，密切合作，共同研究。在项目获批之前，我们会一起讨论项目建议书，研究技术路线，决定工作计划。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我们经常沟通协商，及时解决项目中的各种问题。该项目的另一个特点是，它不仅关注文明要素的溯源，而且关注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的过程，探索其背景、成因和机制。也就是说，我们不仅要研究中华文明是如何起源、形成和发展的，还要探讨它为什么要经历这样一个过程，是什么因素导致它经历这样一个过程，以及每个因素在其中起了什么作用。采购项目成立以来，在各参与单位学者的共同努力下，项目取得了可喜的成果。经过近两年的工作，各项工程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特别是t

二里头遗址中心再探位于中原文明腹地，————洛阳盆地偃师二里头遗址，是著名的青铜时代都城遗址。遗址主要文化遗存属于二里头文化，距今约3800年至3500年，相当于中国历史上的夏商时期。这个繁荣了约300年的都城，是当时中国乃至东亚最大的城市。以二里头遗址为典型遗存的二里头文化，在中国早期国家和文明形成的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也是探索夏文化的重要对象。这里发现的中国最早的大型宫殿建筑群、最早的青铜礼器和最早的铸铜作坊，早已为学术界所知。被称为“中华第一都”的二里头遗址，是迄今所能确认的中国最早的王朝都城遗址。同时，二里头遗址位于古代文献记载的夏朝中心地区，二里头文化的时代大体在夏朝范围内。因此，二里头遗址自然成为探索夏文化与夏商分界的关键遗址。二里头遗址作为中国古代文明和早期国家形成的大型都市遗迹，其重要的学术地位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可。新世纪初，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将二里头遗址中心区的发掘作为野外工作的重点项目之一，投入了人力物力。2001年以来，二里头团队对二里头遗址中心区域进行了系统的钻探和发掘，田野考古取得了较大进展。遗址范围的重新勘探，遗址总体布局的重新探索，中轴线规划宫殿建筑群的确认，二里头文化末期一些重要遗存的发现，把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工作推向了一个新的台阶。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近期考古发现中的几个“中国之最”————最早的宫城、最早的城市道路网、最早的车辙印、最早的绿松石器皿制造作坊、最早的龙像宝————劳动量最大、制作精美的大型绿松石龙形器皿。这些新的考古成果为人们研究二里头遗址和二里头文化、夏商文化、中国早期城市和宫殿体系、中国早期文明和国家的形成提供了广阔的空间。2004年起，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正式列入“中华文明寻源工程”。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我院考古所二里头队积极开展考古发掘，从聚落考古的角度对遗址进行了深入的勘探和发掘。2004~2005年挖掘面积近4000平方米。这些发掘紧紧围绕二里头遗址中心区的规划布局这一重要学术课题，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学术成果。先确认宫城的西墙，最后弄清宫城的范围、结构和时代。根据钻探和勘探的线索，在可能的区域进行追踪和试掘，最终确定了恭城西墙。恭城西墙残长150余米，基槽宽约2.4米。至此，宫城的轮廓完全显露出来。宫城平面略呈长方形，城墙沿四条探明道路的内侧而建，宫城使用时期的道路形成于宫城外的早期道路上。东、西墙的修复长度分别约为378米和359米，南、北墙的修复长度分别约为295米和292米，宫城总面积约为10.8万平方米。根据层与出土文物的关系，可以确定宫城城墙的修建日期在二里头文化二期与三期之交，一直沿用到二里头文化四期晚期或稍晚一点。二是发现了宫外地区的第四条道路，证实了中心地区道路网的存在。在探索恭城西墙的过程中，在恭城西墙外发现了另一条南北向的道路，机智

根据解剖和发掘，上述大路线从二里头文化早期一直延续到晚期。三是宫城西南7号、8号夯土基址等重要建筑遗存全部暴露。在恭城南墙西段和西墙南段发现了与夯墙同向的夯土基址，横跨城墙建筑轴线，与城墙相连。其中，七号基址位于宫殿的南墙上，就在一号基址南门的前面。8号基址建在恭城西墙，位于1号基址西南。从层位关系和相对位置来看，两处夯土基址的建造和使用年代与宫城城墙相同。根据以上新发现，二里头遗址中心区域有纵横交错的道路网，宫殿区四周有方形、规则的城墙；宫城、大型建筑、道路都有明确的方向性，宫城至少有两组中轴线明确的大型建筑基址。这是一个大规模的大都市，规划周密，布局严谨。二里头的规划标识对探索中华文明的起源具有重要意义。4.宫城县南部新发现一处大型圈地设施。这个大型封闭设施的墙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5号墙，东墙北段、东北角、北墙大部分已确认。东墙位于恭城东墙南延线上。已知东墙长80余米，继续向南延伸。北墙距离宫城南墙11米多，大体与之平行。据了解，北墙的长度将近200米。5号墙宽约1米，建于二里头文化二期，至少东段一直沿用到二里头文化四期或稍晚。第二部分是墙3。该墙位于上述5号北墙以南约7米处，大致与之平行，方向为88度。像宫城城墙，墙宽在2米左右，有相对较宽较深的基槽，夯筑质量高于宫城城墙。确认长度超过200米。创建于二里头文化第四期，较晚。这堵墙应该是围墙设施北墙的加固加建部分。宫城南面新发现的夯土围墙，里面是绿松石制造作坊，南面不远处是大型青铜冶炼铸造作坊。有理由推断，这个被围墙围起来的封闭区域极有可能属于官方的手工业作坊区域。这些发现为探索遗址中心区的功能分区提供了重要线索。5.新发现的绿松石制品作坊遗址。2004年春天，我们在宫城南部发现了一个绿松石的废坑，出土了上千块绿松石，相当一部分有切割和琢磨的痕迹。据初步观察，有些石头还是可以做原料的。坑时代属于二里头文化第四期，相对较晚。在后期的工作中，根据这一线索进行了系统的钻探，一般在30余米见方的范围内就发现了绿松石废料。经过小规模试掘，确认该地区存在范围不小于1000平方米的绿松石工厂遗址，使用上限至少可以追溯到二里头文化三期。6.确认宫城东北二里头文化末期大型建筑遗址群的存在。在二号宫殿遗址北墙外，发现了另一个大型建筑遗址群。其中，6号基址已全部暴露，面积达2500多平方米。它始建于二里头文化第四期晚期。基址由正殿、西墙、东、南墙和围合院落组成，其东墙为恭城东墙。发掘区内发现的遗存包括一座大型夯土台基、若干柱基和夯土墙，西部南北排列的柱基一般

该物件总长超过70厘米，2000多块形状各异的微小绿松石粘在有机物上，形成龙身和图案。每块绿松石的大小只有0.2厘米~0.9厘米，厚度也只有0.1厘米左右。绿松石龙长大状，巨人卷尾，身段生动传神。龙头略呈浅浮雕，扁圆头，鼻眼处充满白玉绿松石。这条绿松石龙的发现弥足珍贵。其劳动之巨大、工艺之精湛、体积之大，在我国早期龙像文物中十分罕见，具有极高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作为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已知点，二里头遗址其实还有很多未解之谜。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谜团本身就是解开中华文明形成之谜的钥匙。关于遗址的调查、发掘和研究，还有很多课题需要通过考古工作者的不懈努力和多学科的合作来完成，任重而道远。我们相信，随着以聚落形态研究为核心的田野考古工作和包括自然科学手段在内的相关研究的深入，二里头遗址在探索中华文化起源、中国早期文明和国家形成等方面的意义将进一步展现，展现新的辉煌。(徐红)新寨遗址聚落布局探索新进展新寨遗址位于河南省新密市(原密县)刘寨乡新寨村，郑州市东北32.3公里。该遗址以龙山文化向二里头文化过渡时期丰富的“新寨”遗迹而闻名。中华文明探秘工程新寨启动后，一、首战告捷：2002年彻查重要线索2002年春，从遗址中心部分向周边进行了放射状钻探。经过初步钻探，普遍确认该遗址总面积约70万平方米。考古人员对遗址各区进行了试掘，了解到遗址内各区大体同步，经历了王湾文化三期、新宅期前期、新宅期后期三个连续的阶段，这表明新宅遗址的四个区可能曾与一个大型聚落遗址相连。在梁家台东北高原进行网格钻探，发现大面积(南北约15米，东西约50米)基本没有灰坑。钻出来的土壤很硬，含的东西很少，这很可能是重要遗迹的所在地。梁家台村东北高原进行了大规模发掘，发现了一座大型建筑。该建筑为浅洞穴型。当年经追查，该建筑南北宽14.5米，东西长50余米。2.重大发现：护城河和城墙发现于2003年。2003年上半年，通过钻探和试掘，发现了一条新的护城河。护城河的平面基本上是一个圆角矩形，包围了整个网站。护城河的宽度通常在25 ~30米左右，部分地段宽度超过60米，深度5 ~7米。在西护城河中间，发现了一个宽30多米的缺口，作为通往聚落内部的门道。2003年下半年，在海沟以北约200米处发现了一条东西走向的海沟。在现场的西南方向发现了围绕A区的内部沟渠。2003年下半年，对魏碑沟进行了解剖，确认了内沟原来“黄泥填”的部分其实是城墙夯土，灰土填的部分是沟填。新寨城垣的发现是新寨聚落布局探索的一大成果。三、扩大成果：2004年，大面积大型建筑和城墙西北角暴露。2004年上半年，曾尝试同心圆和火线钻探遗址西北，即B区及其西北高地，寻找墓地，但未果。2004年下半年，A区大面积大型建筑及城墙西北角被发掘。两个结果都取得了圆满成功。通过对一座大型建筑的发掘，它进一步

城墙西北角的发掘证实了钻探的正确性。城墙拐角处的平面是史前城址中常见的弧形拐角，地层关系、土壤结构和形状也与北城墙解剖壕沟中发现的一致，初步表明新城墙和壕沟确实存在。4.初步结论：2005年，大型建筑和城市西北角完全暴露。通过对大型建筑的全面曝光和重点解剖，发现大型建筑呈刀柄状，总面积1000多平方米。在原有东西向道路的基础上，向道路的南北两侧延伸。先挖一个比当时活动地面低的大型浅基坑，然后在基坑外围墙上贴上泥条和一系列“窄墙”。在基坑内相应铺设数层厚约5cm ~ 10cm的垫层土，形成台阶面。这个大型活动场所的基坑周围及其圈定的范围内没有柱洞，说明很可能是一个大型露天活动场所。至于其作用，可能与古籍中记载的“坎”等祭祀遗物有关。当然也不排除是大型公共露天活动场所的可能。通过对西北角城墙的重点解剖，找到了城墙在新时期被二里头海沟所破的地层关系。这种地层关系在东、北、西三面的墙和沟的解剖沟中随处可见，这显然说明新的墙和沟是有计划统一建设的结果。这种环绕整个遗址的遗迹，只能是人工修建的城墙及其护城河，而不会是自然河流的遗留物。新寨遗址聚落布局的探索虽然取得了很大进展，但仍有许多难题有待解决。我们期待更多的人继续关注和研究新的课题，以期在短时间内取得更大、更多的收获。(河南新寨队)山西襄汾陶寺遗址考古取得重大进展。继200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临汾市文物局发现总面积约280万平方米的陶寺文化中期城址后，2002年至2005年，陶寺作为重点聚落被列入“中华文明溯源工程”中“聚落反映社会组织”子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汾市文物局合作，对陶寺遗址布局进行了发掘。共发掘3000多平方米，确定了陶寺早期城镇、大贵族宫殿区、东部大仓储区、中部城镇大贵族墓地、祭祀区天文观测建筑基址。陶寺文化早期遗址(约公元前2300年~公元前2100年)位于陶寺遗址东北部，南北长约1000m，东西宽约560m至中梁沟东岸)，面积约56万m2。方向角为315。陶寺城址早中期宫殿区位于早期城址的中南部，面积约5万平方米。陶寺宫区位于中南早期小城和中大城的东北部。在清理宫殿区的过程中，发现在大量建筑垃圾堆积中出土了一大块装饰印章和一大块颜色为蓝色的白灰色墙体。同时也清理了一些普通居民区的稀世之物，就是宫廷垃圾。如陶俑、猫头鹰盆俑、玉饰、陶鼓碎片、绿松石片、红漆器、建筑材料、陶板碎片(瓦)、尊形芦苇、圆炉等。这些奢华的遗迹证明，就连这里的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的质量，都在陶寺城的遗址里。我们在中部陶寺镇西北角钻了一个陶寺文化中晚期的墓地，面积约一万平方米。有大、中、小墓，分布密集。陶寺晚期(约公元前2000年~公元前1900年)，只有小型墓葬。中期的M22墓坑

在令人不安的坑底，有五个被丢弃的人的头骨，而墓主人的头骨仍然留在棺材内衬的尸体床上。在扰坑底部的西坡上，有一块被拉起的棺椁盖板，伴随着棺椁中的玉簪、玉簪渣、玉饰、绿松石镶嵌等20余件随葬品。IIM22棺椁为整木出土的船形棺椁，长约2.7m，宽1.2m，残高0.16m ~ 0.3m，厚0.03m.墓中棺材周围的随葬品没有令人不安的痕迹。出土随葬品72件(套)，其中彩陶8件，玉器18套，骨钹8组，漆木25件(不包括玉钹漆木柄6件)，红彩稻草2件，猪10只，公猪颌1只。墓周围清理了6座墓，都是陶寺中期。中型墓4座，小型墓2座。所谓中型墓，长约3米，宽1.6至2米，深2至4米。小墓长约1.9米，宽0.5米，深0.2米。陶寺晚期所有墓葬均有不同程度的损坏，尤其是中型墓葬有独立的扰坑，几乎全部被扰。中型墓IIM26，陶寺后期被盗两次，墓底残留部分棺地板灰和残缺人骨，并伴有部分绿松石珠子。一组彩陶和一个骨器留在北墙壁龛。陶器有小口叠肩罐2、双耳罐2和盆1。还有一根动物肋骨。陶寺中期小城大型天文观测建筑基址IIFJT1以陶寺中期大城南墙Q6为基础，东南面连接一座大型半圆形建筑。建筑由半圆形外环道路和半圆形桥台建筑组成。建筑遗址由夯土台基础和生土台芯组成，包括直径约60米的外环路，总面积约1740平方米。桥台直径约40米，总面积约1001平方米。三层桥台的生土芯直径约28米，面积323平方米。Q6墙、环线、第二层夯土台基础采用小板块错缝法夯实。环形道路呈半圆形，环绕桥台。由桥台东侧的路沟和桥台南侧、西侧的路基组成。环城路的西段与城墙Q6相连。在东面，一条道路沟渠穿过Q6墙的缺口。夯土桥台大约有三层。第一层桥台呈帽檐状，连接桥台东侧。它可能主要充当从东门和东南角门到站台的坡道。土坯平台属于一层平台，面向正东，大概与东方祭祀有关。二层桥台呈半圆形，东西两端连墙Q6，基坑深6米。第三桥台主要是观察柱结合部，在桥台的东面和西南面与第二桥台连成一体。桥台核心主体由纯黄壤构成，也是以城墙Q6为基准的半圆形。第三层夯土墙内侧的十一根夯土柱和十个接头，发现是根据特殊需要，在弧形夯土墙基础面上人工开挖的，残留深度为6 cm ~10 cm。基础墙深约2.6米，止于第三层平台南侧，此处无日出观测意义。夏至联柱楼基础设置在二层桥台基础上。所有12个观测关节都可以站在一个观测点上向外看，看到对面冯冲(俗称塔尔山)上的一个点，这个点的日出可以用来制定一个太阳年的“地平历”(或定点历)。经过我们团队近一年的野外模拟观测，可以看到冬至、春分、秋分等陶寺文化所用的20个重要节日的日出。在平台的西南和西北没有发现观察日落的夯土柱和接头的遗迹。最重要的发现是陶寺观测点的夯土标志，位于中间

陶寺观象台的考古发现引发了国内天文史学界的研究热情，在国际天文学界已引起了热切关注，英国《自然》 杂志2005年11月10日第438期、德国天文学杂志《AstronomieHeute》 2006年1~2月期及时报道了陶寺观象台考古发现的消息。中国科学院天文史学家席泽宗院士称陶寺观象台的发现是中国考古天文学的真正开端。（何驽）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考古发现与夏文化研究王城岗遗址位于河南省嵩山南麓的登封市告成镇西部。这里是颍河流经的登封中部的低平谷地，海拔270米左右。遗址在颍河与五渡河交汇的台地上，东部为五渡河，南部为颍河，遗址南眺伏牛山余脉的箕山和大、小熊山，西靠八方村，西望中岳嵩山之少室山，北依嵩山之太室山前的王岭尖，地理位置十分重要。王城岗遗址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曾经进行过发掘，发现了东西并列，总面积在一万平方米的两座小城。当时，发掘者提出，该城可能是文献记载“禹都阳城”的所在。但是，由于城的面积过小，没有得到学术界的认可。2002年~2003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登封王城岗遗址周围龙山文化遗址的调查”专题组，2004年~2005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王城岗遗址的年代、布局及周围地区的聚落形态”专题组在告成八方王城岗遗址展开调查、钻探和发掘工作，取得了重大突破：在原来发现的小城以西，发现一座带护城壕的龙山文化晚期大型城址。这座大城北城墙残长约350米，残高0.5米~1.2米，复原长600米；西城墙复原长度为580米；东城墙和南城墙的长度复原后分别为580米和600米。大城的北城壕保存较好，长约620米，宽约10米，深约3米；西城壕仅保存西北角，残长约135米，宽约10米，残深1.5米~2米，复原长600米；大城的东、南两侧利用了自然河道作为城壕。复原后的大城总面积可达34.8万平方米，是目前为止在河南发现的龙山文化晚期规模最大的城址。在大城内，发现大面积的夯土遗迹和龙山文化晚期的祭祀坑、玉石琮、白陶器等重要遗存。关于王城岗大城与原来发现的小城的关系，小城位于大城的东北部，大城的北城壕打破小城西城的西北拐角处的夯土城墙，可知大城的年代晚于小城。从对两者的包含物比较后可以初步认为，小城的使用年代是王城岗龙山文化第二至第四期，大城的使用年代属于王城岗龙山文化第三、四期。从王城岗小城与大城的位置看，当时人对王城岗城的修建可能是有规划的，即先建小城，后扩建大城。大城和小城是否有功能上的区分或不同，是我们应在以后的研究中加以注意的。考古资料显示，这一时期先后有两座小城和一座大城存在并可能被同时使用过。联系到历史上夏的鲧、禹、启的传说多集中在这一带，遗址附近曾出土战国时期的“阳城”陶文，可知该地区战国时期称为“阳城”。小址开始被使用的时期为河南龙山文化第二期的年代略早于公元前2000年，我们认为，它有可能是禹的父亲鲧“作城”有关，而兴建年代略晚于小城的大城有可能与“禹都阳城”有关。在夏文化研究中，虽然还存在许多问题，但已取得了不少共识和获得了重要进展，如：历史上的夏代是信史，夏代的物质文化遗存应该到考古学文化中的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和二里头文化中去寻找，夏商周断代工程推定夏代存在于公元前2070年~公元前1600年，即公元前21世纪~公元前17世纪等，使夏文化的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在上述考古发掘和夏文化研究的过程中，对王城岗遗址考古新发现与夏文化研究的重要意义和价值应有足够的认识和估计。

新发现的王城岗大城，已引起学界的高度关注和重视。随着此项考古研究工作的继续，王城岗城址的“禹都阳城”说将会得到新材料的更加有力的支持，同时对王城岗城址的性质和其在中华文明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和地位的认识会不断深化，它必将为中华文明探源研究提供难得的重要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