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学生考古 北大考古博士调查

“既然选择了考古，就要一路走下去，一定要走得精彩。”被誉为“沉睡三千年，醒世”的三星堆遗址，和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星堆考古所所长冉红林一起，是年轻人心目中的“网络名人”。

长期以来，考古一直被认为是一个冷门的职业，是一个辛苦的工作。但在冉宏林看来，“跪拜田野是你无怨无悔的选择，新一代考古学家正在用青春的力量探索中华文明的宝藏”。回忆起三星堆遗址发掘期间generate的“创新火花”，冉宏林觉得这和他在北大的学习经历有很大关系。

在三星堆祭祀遗址新一轮的田野考古发掘中，北京大学考古队负责八号坑的发掘。俯在悬挂的控制台上，定位坐标，拍摄和记录.考古文博学院考古专业博士生何小戈是唯一一位参加北京大学八号坑野外工作的学生。她说，“在田野中探索中国历史的发展是我们向往的生活”。

考古学是通过实物资料研究人类历史的学科，最重要的研究途径是通过田野考古发掘和调查获得文物和文化遗存，这是考古工作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也是许多重大考古发现的基础。

早在1957年，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就在河北邯郸独立开展田野考古教学实践，形成了包括两个半月的田野发掘、半个月的调查、一个月的室内整理和编写实践报告的“北京大学模式”，现已成为国内高校广泛采用的田野考古教学模式。

60多年来，北京大学田野考古教学先后赴河南洛阳王湾遗址、陕西宝鸡周元遗址、山西曲沃天马-曲村遗址、北京房山刘立河遗址、宁夏盐池张家场遗址、山东长岛北庄遗址、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河南邓州八里岗遗址、山东临淄桐林遗址，

从登山到使用无人机、遥感测绘等技术手段，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沈眼里，虽然考古工作方式日新月异，但北大考古工作者对田野的热爱依然炽热。“一代代北大考古学家行走在田间地头，新一代90后也在用自己的方式传递北大精神。”

在考古发掘中，你不会每天都遇到很多“宝藏”。破碎的陶器碎片是常客。

说到考古，你会想到什么？也许很多人会被带有“可可与爱情”的三星堆青铜器所吸引，对纪录片中神秘的考古遗址感到好奇，对博物馆展览中摆放的精美展品感到震惊，但真正的考古工作是什么样的呢？

今年9月，北京大学一批考古师生来到位于山东临淄的田野考古教学实习基地，考古专业本科生吴安坤是其中之一。“在田野考古工作中发现未知，发现新事物，能带来强烈的获得感。”他对第一次野外考古实践仍然记忆犹新，兴奋不已，迫不及待地想去他的“守护者”勘探现场进行发掘工作。

在发掘期间，这支野外考古实践队的主要工作是在各自的勘探区域内不断地刮擦地表，寻找和判断一级单位，然后对文物进行清理、绘图和记录，最后以勘探日记的形式记录发掘过程。

这份工作并不简单，很快吴安坤就遇到了最具挑战性的事情。“刮毛的时候，往往很难分辨土的颜色。无论你刮多少次，你都无法清楚地找到不同单元之间的界限。那时候你很迷茫，不知道自己努力的意义是什么。”

何晓鸽也遇到了类似的困惑。有一次，为了寻找一座古城墙，她跟着钻探队在野外探险了半个多月，每天早起，却一无所获。考古学是一项长期的工作。也许我们寻找的是别人眼中的荒原，但推动科研的精神信仰一直支撑着我们前行。每次我都怀疑自己，作为回报，考古队扩大了勘探范围，直到我沿着线索找到了古城墙。

对于吴安坤来说，他要一次次刮脸，一次次寻找边界。“这是一个静下心来寻找考古工作意义的过程。”

在考古发掘中，你不会每天都遇到很多“宝藏”。破碎的陶器碎片是常客。一件陶器，一块瓷砖，每一块都需要清洗干净，正确的拼起来，也许能拼成功，也许是孤立的，零散的.

“在田间地头，我们看地层，亲手触摸器物，刮面画线，历史一点一点在我们手中呈现。”何，20岁，是前往山东临淄的考古学家之一。对于她来说，面对未知和不确定，考古发掘看似是一件枯燥单调的工作，却让她很享受历史从手中经过的感觉。

曾几何时，冉宏林还担心年轻人对精掘的工作方法有想法，希望能迅速发现能进入博物馆珍宝区的“大宝贝”。后来，看到弟弟妹妹们工作认真负责，经常讨论钻研发掘中遇到的问题，冉宏林仿佛看到了曾经参加过田野考古实践的自己。“考古工作的价值在于探索未知，揭示源头，保持踏实平和是北大的传统，也是中国考古学的强项。”

“年轻的考古学家要有耐心，还原一个全面、真实、生动的中华文明。”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秦玲看来，考古发掘是一个不可逆的科学研究过程。考古学家只有最大限度地提取和保留属于这个遗址的各种历史信息，才能把历史文化价值解释清楚。“这个过程更容易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也许每个人都只是考古过程中的一小步，但日复一日聚集的力量却能推动学科的发展。"

“只有真正喜欢了，才会选择，才会坚持。”

“培养中华遗产的保护者、中华文明的诠释者、中华文化的传播者”是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教育目标。在考古学家用手触摸历史的实践中，保护文物的紧迫感和历史责任感也被唤醒。

有人说考古太枯燥，有人说考古太辛苦。你为什么选择考古？“田野考古可以实地考察，在田野里挖掘，很有意思。”对何来说，田野考古就像是一次解开历史密码的探索。“我们是一群简单而浪漫的人”。

古今交融，将生活融入历史的长河，对文物与博物馆学专业的硕士生薛亚丽也有着巨大的吸引力。薛亚丽的家乡是宁夏固原，丝绸之路上的重镇。她从小就喜欢参观博物馆。她对中华文明的起源和中华民族取得的成就非常感兴趣。“纵观历史脉络，每个人都是沧海一粟，但通过考古和历史，我们可以知道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前段时间，在临淄桐林遗址实习的考古队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北京大学考古系1961级校友王明达。早在1965年，还在参加毕业实习的王明达和他的老师、著名考古学家邹衡就发现了这个遗址。在过去的几十年里，00后的新生代考古学家们听着老前辈们讲述着这片土地上的往事。

“同学们翻开泛黄的考古笔记，一页页字迹记录的不仅是历史，更是信仰和传承。”秦岭说。

长期以来，很多人对考古工作的印象是风餐露宿，而我

“在田野里探索中华文明的日子早已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取出文物是一项精细的工作，往往需要考古人员在架子上工作很长时间。何小哥因为长时间不停跪着，导致一条腿完全无法弯曲，膝盖受伤。为了继续坚守考古一线，她还自创了一套“指南针式站姿”，以一条腿为中心，另一条不灵活的腿旋转带动身体站起来.

然而，这在何晓鸽眼里根本不算什么。“这对考古学家来说是很正常的事情。我的老师连膝盖软骨都磨坏了，还坚持考古。”

何晓鸽记得有人说过，田野考古就像一个分水岭。青年学生只有经过长时间的田野实践，才能找到是否坚定选择考古这条路的答案。幸运的是，何晓鸽在田野考古实践中找到了自己内心的“内核”。“只有真正喜欢考古，才能成为一个坚持到底的人。”

“这些年轻人能坐冷板凳挺好的”是冉宏林对新生代考古学家的评价。在他看来，北大考古学家传承的不仅仅是方法和理念，更是一种踏实平和的态度和执着探索文明奥秘的精神。

每个考古学家的终极目标都是做好科学研究。如今考古发掘现场的环境和生活条件与前几年相比有了很大的变化。在秦岭看来，与考古带来的历史意义相比，一切客观条件的艰辛都显得微不足道。“考古不是墨守成规，而是创新。只有真正热爱，不断思考，不断创新，才能发展这门学科，阐释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

“实地感受中国，责任感成为永恒的课程。”

“田野考古是一个集体项目。除了基本的教学任务，更重要的是让学生学会如何完成集体作业。”曾赴临淄进行田野考古实践的带队老师张海发现，校园生活中以班级为整体的活动不多，导致部分学生对班级和集体的概念模糊不清。“在野外考古实践中，学生们重新团结成一个真实有效的集体”。

成立现场管理组、仓储组、物流组、餐饮组、材料组.在考古现场，学生们加入不同的“战线”，共同维护整个团队的运转。

在考古现场，有一个由——名工人组成的特殊小组，他们负责挖掘。他们往往是在农闲时加入考古队打零工的当地村民。对于年轻的考古学家来说，学会和自己勘探区域的发掘者打交道，是一门“大学问”。

“发掘者很容易被忽视，但正是他们和考古学家一起，汇聚考古力量，揭开了一段尘封的历史。”在秦岭看来，田野考古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给学生提供了一个接触中国社会的机会。“考古遗址就像是社会生活的缩影，学生在实践中学习如何接触基层民众”。

幕间休息时，学生们会走访老乡家，帮助当地老人网购，体验农村生活的变化，了解国家政策的执行情况.慢慢地，实践团队和村民之间出现了一种自然的联系。

“以青年的视角向大众传播正确全面的考古知识”。在北京大学的野外考古实习中，学生还承担一项公共考古任务。考古学家将到当地小学讲解考古和文化遗产保护，在当地社区组织考古艺术创作活动，考古队的学生负责每月的现场参观活动.

这段时间，吴安坤承担了带领小学生参观考古遗址的任务。什么是勘探，什么是灰坑.吴安坤把自己的一点一滴的考古生活分享给当地的孩子们，“让考古不再是一个陌生的名词，也是考古学生的另一份责任”。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了解考古工作，我们也看到了考古工作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近年来，秦岭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很多村民从无知甚至抵触变成了理解、包容、参与。“青年学生带动村民和孩子们感受考古工作与中国历史和传统优秀文化的结合，这是一个共同成长的过程。”

从教室到挖掘现场，从工地到村庄，从实习队到中小学校园.学生通过考古现场了解真实的中国，也承担了普及和发展中国考古知识的责任。张海认为田野考古实践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培养学生的责任感。不是每个学生都要成为考古学家，但无论选择哪个岗位，培养他们的社会责任感都是永恒的成长话题。

“场间教学，实践育人。”在沈看来，随着考古的逐渐“升温”，高校毕业生的就业面已经非常广泛。有的人选择坚持，有的人选择转行。但是，田野考古实践对每一个学生的成长都有着重要的意义。“田野考古尤其需要团队精神和拼搏精神，这将成为每一个年轻人成长的最重要动力。”

中青报王忠清记者许歌徐子崴来源：中国青年报

原标题：北京大学青年考古队：在田野中探寻中华文明

来源：中国青年报

中华文明寻源计划第一阶段概述中华文明寻源计划是继九五科技攻关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之后，国家支持的又一项全面研究中国历史和古文化的重大科研项目。该项目于2004年启动，正式命名为“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研究”。其目标是全方位、多角度、多层次地研究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的过程、背景、原因、特点和机制。探源工程第一阶段由科技部、文化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教育部组织实施，以科技部为第一组织单位。考虑到这一项目涉及时空范围广，涉及学科和单位多，组织实施难度大，科技部决定分阶段开展。第一阶段实施于2004年至2005年，工作范围放在中华文明的核心区域中原，重点探索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1500年(即文献记载和姚舜禹、夏朝时期)的中原文明形态。同时提出了下一阶段全面开展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实施方案。在项目的第一阶段，中国社会科学院是第一个项目实施单位，北京大学、北京科技大学、郑州大学、河南省和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也在参与项目。项目第一期设置了五个课题，分别是“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1500年中原地区的文化谱系及其时代”；《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1500年中原自然环境变迁研究》；《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1500年中原地区经济技术发展研究》；“以中心城市为核心的聚落形态所反映的社会结构研究”；《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1500年中原地区文明形态综合研究》。项目第一阶段对中原地区的环境背景、经济技术发展及其在文明形成中的作用、各大都市遗址的年代关系、中原文明形成中聚落形态所反映的社会结构、中原早期文明形态等进行了探讨和初步回答，并为“十一五”综合勘探项目制定了实施方案。该项目对这一时期中原地区的几处大都遗址进行了有计划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对这些遗址出土的遗存进行了综合研究，包括科学断代、古植物、古动物、古环境、冶金史、化学成分分析、古人类饮食分析等。工科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多学科的结合。参与该项目的学者包括考古学、历史学、年代学、环境科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地质学、植物学、动物学、冶金学、生物学、体质人类学等十余个学科。这些学科的学者各有所长，优势互补，密切合作，共同研究。在项目获批之前，我们会一起讨论项目建议书，研究技术路线，决定工作计划。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我们经常沟通协商，及时解决项目中的各种问题。该项目的另一个特点是，它不仅关注文明要素的溯源，而且关注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的过程，探索其背景、成因和机制。也就是说，我们不仅要研究中华文明是如何起源、形成和发展的，还要探讨它为什么要经历这样一个过程，是什么因素导致它经历这样一个过程，以及每个因素在其中起了什么作用。采购项目成立以来，在各参与单位学者的共同努力下，项目取得了可喜的成果。经过近两年的工作，各项工程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特别是t

二里头遗址中心再探位于中原文明腹地，————洛阳盆地偃师二里头遗址，是著名的青铜时代都城遗址。遗址主要文化遗存属于二里头文化，距今约3800年至3500年，相当于中国历史上的夏商时期。这个繁荣了约300年的都城，是当时中国乃至东亚最大的城市。以二里头遗址为典型遗存的二里头文化，在中国早期国家和文明形成的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也是探索夏文化的重要对象。这里发现的中国最早的大型宫殿建筑群、最早的青铜礼器和最早的铸铜作坊，早已为学术界所知。被称为“中华第一都”的二里头遗址，是迄今所能确认的中国最早的王朝都城遗址。同时，二里头遗址位于古代文献记载的夏朝中心地区，二里头文化的时代大体在夏朝范围内。因此，二里头遗址自然成为探索夏文化与夏商分界的关键遗址。二里头遗址作为中国古代文明和早期国家形成的大型都市遗迹，其重要的学术地位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可。新世纪初，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将二里头遗址中心区的发掘作为野外工作的重点项目之一，投入了人力物力。2001年以来，二里头团队对二里头遗址中心区域进行了系统的钻探和发掘，田野考古取得了较大进展。遗址范围的重新勘探，遗址总体布局的重新探索，中轴线规划宫殿建筑群的确认，二里头文化末期一些重要遗存的发现，把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工作推向了一个新的台阶。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近期考古发现中的几个“中国之最”————最早的宫城、最早的城市道路网、最早的车辙印、最早的绿松石器皿制造作坊、最早的龙像宝————劳动量最大、制作精美的大型绿松石龙形器皿。这些新的考古成果为人们研究二里头遗址和二里头文化、夏商文化、中国早期城市和宫殿体系、中国早期文明和国家的形成提供了广阔的空间。2004年起，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正式列入“中华文明寻源工程”。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我院考古所二里头队积极开展考古发掘，从聚落考古的角度对遗址进行了深入的勘探和发掘。2004~2005年挖掘面积近4000平方米。这些发掘紧紧围绕二里头遗址中心区的规划布局这一重要学术课题，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学术成果。先确认宫城的西墙，最后弄清宫城的范围、结构和时代。根据钻探和勘探的线索，在可能的区域进行追踪和试掘，最终确定了恭城西墙。恭城西墙残长150余米，基槽宽约2.4米。至此，宫城的轮廓完全显露出来。宫城平面略呈长方形，城墙沿四条探明道路的内侧而建，宫城使用时期的道路形成于宫城外的早期道路上。东、西墙的修复长度分别约为378米和359米，南、北墙的修复长度分别约为295米和292米，宫城总面积约为10.8万平方米。根据层与出土文物的关系，可以确定宫城城墙的修建日期在二里头文化二期与三期之交，一直沿用到二里头文化四期晚期或稍晚一点。二是发现了宫外地区的第四条道路，证实了中心地区道路网的存在。在探索恭城西墙的过程中，在恭城西墙外发现了另一条南北向的道路，机智

根据解剖和发掘，上述大路线从二里头文化早期一直延续到晚期。三是宫城西南7号、8号夯土基址等重要建筑遗存全部暴露。在恭城南墙西段和西墙南段发现了与夯墙同向的夯土基址，横跨城墙建筑轴线，与城墙相连。其中，七号基址位于宫殿的南墙上，就在一号基址南门的前面。8号基址建在恭城西墙，位于1号基址西南。从层位关系和相对位置来看，两处夯土基址的建造和使用年代与宫城城墙相同。根据以上新发现，二里头遗址中心区域有纵横交错的道路网，宫殿区四周有方形、规则的城墙；宫城、大型建筑、道路都有明确的方向性，宫城至少有两组中轴线明确的大型建筑基址。这是一个大规模的大都市，规划周密，布局严谨。二里头的规划标识对探索中华文明的起源具有重要意义。4.宫城县南部新发现一处大型圈地设施。这个大型封闭设施的墙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5号墙，东墙北段、东北角、北墙大部分已确认。东墙位于恭城东墙南延线上。已知东墙长80余米，继续向南延伸。北墙距离宫城南墙11米多，大体与之平行。据了解，北墙的长度将近200米。5号墙宽约1米，建于二里头文化二期，至少东段一直沿用到二里头文化四期或稍晚。第二部分是墙3。该墙位于上述5号北墙以南约7米处，大致与之平行，方向为88度。像宫城城墙，墙宽在2米左右，有相对较宽较深的基槽，夯筑质量高于宫城城墙。确认长度超过200米。创建于二里头文化第四期，较晚。这堵墙应该是围墙设施北墙的加固加建部分。宫城南面新发现的夯土围墙，里面是绿松石制造作坊，南面不远处是大型青铜冶炼铸造作坊。有理由推断，这个被围墙围起来的封闭区域极有可能属于官方的手工业作坊区域。这些发现为探索遗址中心区的功能分区提供了重要线索。5.新发现的绿松石制品作坊遗址。2004年春天，我们在宫城南部发现了一个绿松石的废坑，出土了上千块绿松石，相当一部分有切割和琢磨的痕迹。据初步观察，有些石头还是可以做原料的。坑时代属于二里头文化第四期，相对较晚。在后期的工作中，根据这一线索进行了系统的钻探，一般在30余米见方的范围内就发现了绿松石废料。经过小规模试掘，确认该地区存在范围不小于1000平方米的绿松石工厂遗址，使用上限至少可以追溯到二里头文化三期。6.确认宫城东北二里头文化末期大型建筑遗址群的存在。在二号宫殿遗址北墙外，发现了另一个大型建筑遗址群。其中，6号基址已全部暴露，面积达2500多平方米。它始建于二里头文化第四期晚期。基址由正殿、西墙、东、南墙和围合院落组成，其东墙为恭城东墙。发掘区内发现的遗存包括一座大型夯土台基、若干柱基和夯土墙，西部南北排列的柱基一般

该物件总长超过70厘米，2000多块形状各异的微小绿松石粘在有机物上，形成龙身和图案。每块绿松石的大小只有0.2厘米~0.9厘米，厚度也只有0.1厘米左右。绿松石龙长大状，巨人卷尾，身段生动传神。龙头略呈浅浮雕，扁圆头，鼻眼处充满白玉绿松石。这条绿松石龙的发现弥足珍贵。其劳动之巨大、工艺之精湛、体积之大，在我国早期龙像文物中十分罕见，具有极高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作为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已知点，二里头遗址其实还有很多未解之谜。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谜团本身就是解开中华文明形成之谜的钥匙。关于遗址的调查、发掘和研究，还有很多课题需要通过考古工作者的不懈努力和多学科的合作来完成，任重而道远。我们相信，随着以聚落形态研究为核心的田野考古工作和包括自然科学手段在内的相关研究的深入，二里头遗址在探索中华文化起源、中国早期文明和国家形成等方面的意义将进一步展现，展现新的辉煌。(徐红)新寨遗址聚落布局探索新进展新寨遗址位于河南省新密市(原密县)刘寨乡新寨村，郑州市东北32.3公里。该遗址以龙山文化向二里头文化过渡时期丰富的“新寨”遗迹而闻名。中华文明探秘工程新寨启动后，一、首战告捷：2002年彻查重要线索2002年春，从遗址中心部分向周边进行了放射状钻探。经过初步钻探，普遍确认该遗址总面积约70万平方米。考古人员对遗址各区进行了试掘，了解到遗址内各区大体同步，经历了王湾文化三期、新宅期前期、新宅期后期三个连续的阶段，这表明新宅遗址的四个区可能曾与一个大型聚落遗址相连。在梁家台东北高原进行网格钻探，发现大面积(南北约15米，东西约50米)基本没有灰坑。钻出来的土壤很硬，含的东西很少，这很可能是重要遗迹的所在地。梁家台村东北高原进行了大规模发掘，发现了一座大型建筑。该建筑为浅洞穴型。当年经追查，该建筑南北宽14.5米，东西长50余米。2.重大发现：护城河和城墙发现于2003年。2003年上半年，通过钻探和试掘，发现了一条新的护城河。护城河的平面基本上是一个圆角矩形，包围了整个网站。护城河的宽度通常在25 ~30米左右，部分地段宽度超过60米，深度5 ~7米。在西护城河中间，发现了一个宽30多米的缺口，作为通往聚落内部的门道。2003年下半年，在海沟以北约200米处发现了一条东西走向的海沟。在现场的西南方向发现了围绕A区的内部沟渠。2003年下半年，对魏碑沟进行了解剖，确认了内沟原来“黄泥填”的部分其实是城墙夯土，灰土填的部分是沟填。新寨城垣的发现是新寨聚落布局探索的一大成果。三、扩大成果：2004年，大面积大型建筑和城墙西北角暴露。2004年上半年，曾尝试同心圆和火线钻探遗址西北，即B区及其西北高地，寻找墓地，但未果。2004年下半年，A区大面积大型建筑及城墙西北角被发掘。两个结果都取得了圆满成功。通过对一座大型建筑的发掘，它进一步

城墙西北角的发掘证实了钻探的正确性。城墙拐角处的平面是史前城址中常见的弧形拐角，地层关系、土壤结构和形状也与北城墙解剖壕沟中发现的一致，初步表明新城墙和壕沟确实存在。4.初步结论：2005年，大型建筑和城市西北角完全暴露。通过对大型建筑的全面曝光和重点解剖，发现大型建筑呈刀柄状，总面积1000多平方米。在原有东西向道路的基础上，向道路的南北两侧延伸。先挖一个比当时活动地面低的大型浅基坑，然后在基坑外围墙上贴上泥条和一系列“窄墙”。在基坑内相应铺设数层厚约5cm ~ 10cm的垫层土，形成台阶面。这个大型活动场所的基坑周围及其圈定的范围内没有柱洞，说明很可能是一个大型露天活动场所。至于其作用，可能与古籍中记载的“坎”等祭祀遗物有关。当然也不排除是大型公共露天活动场所的可能。通过对西北角城墙的重点解剖，找到了城墙在新时期被二里头海沟所破的地层关系。这种地层关系在东、北、西三面的墙和沟的解剖沟中随处可见，这显然说明新的墙和沟是有计划统一建设的结果。这种环绕整个遗址的遗迹，只能是人工修建的城墙及其护城河，而不会是自然河流的遗留物。新寨遗址聚落布局的探索虽然取得了很大进展，但仍有许多难题有待解决。我们期待更多的人继续关注和研究新的课题，以期在短时间内取得更大、更多的收获。(河南新寨队)山西襄汾陶寺遗址考古取得重大进展。继200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临汾市文物局发现总面积约280万平方米的陶寺文化中期城址后，2002年至2005年，陶寺作为重点聚落被列入“中华文明溯源工程”中“聚落反映社会组织”子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汾市文物局合作，对陶寺遗址布局进行了发掘。共发掘3000多平方米，确定了陶寺早期城镇、大贵族宫殿区、东部大仓储区、中部城镇大贵族墓地、祭祀区天文观测建筑基址。陶寺文化早期遗址(约公元前2300年~公元前2100年)位于陶寺遗址东北部，南北长约1000m，东西宽约560m至中梁沟东岸)，面积约56万m2。方向角为315。陶寺城址早中期宫殿区位于早期城址的中南部，面积约5万平方米。陶寺宫区位于中南早期小城和中大城的东北部。在清理宫殿区的过程中，发现在大量建筑垃圾堆积中出土了一大块装饰印章和一大块颜色为蓝色的白灰色墙体。同时也清理了一些普通居民区的稀世之物，就是宫廷垃圾。如陶俑、猫头鹰盆俑、玉饰、陶鼓碎片、绿松石片、红漆器、建筑材料、陶板碎片(瓦)、尊形芦苇、圆炉等。这些奢华的遗迹证明，就连这里的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的质量，都在陶寺城的遗址里。我们在中部陶寺镇西北角钻了一个陶寺文化中晚期的墓地，面积约一万平方米。有大、中、小墓，分布密集。陶寺晚期(约公元前2000年~公元前1900年)，只有小型墓葬。中期的M22墓坑

在令人不安的坑底，有五个被丢弃的人的头骨，而墓主人的头骨仍然留在棺材内衬的尸体床上。在扰坑底部的西坡上，有一块被拉起的棺椁盖板，伴随着棺椁中的玉簪、玉簪渣、玉饰、绿松石镶嵌等20余件随葬品。IIM22棺椁为整木出土的船形棺椁，长约2.7m，宽1.2m，残高0.16m ~ 0.3m，厚0.03m.墓中棺材周围的随葬品没有令人不安的痕迹。出土随葬品72件(套)，其中彩陶8件，玉器18套，骨钹8组，漆木25件(不包括玉钹漆木柄6件)，红彩稻草2件，猪10只，公猪颌1只。墓周围清理了6座墓，都是陶寺中期。中型墓4座，小型墓2座。所谓中型墓，长约3米，宽1.6至2米，深2至4米。小墓长约1.9米，宽0.5米，深0.2米。陶寺晚期所有墓葬均有不同程度的损坏，尤其是中型墓葬有独立的扰坑，几乎全部被扰。中型墓IIM26，陶寺后期被盗两次，墓底残留部分棺地板灰和残缺人骨，并伴有部分绿松石珠子。一组彩陶和一个骨器留在北墙壁龛。陶器有小口叠肩罐2、双耳罐2和盆1。还有一根动物肋骨。陶寺中期小城大型天文观测建筑基址IIFJT1以陶寺中期大城南墙Q6为基础，东南面连接一座大型半圆形建筑。建筑由半圆形外环道路和半圆形桥台建筑组成。建筑遗址由夯土台基础和生土台芯组成，包括直径约60米的外环路，总面积约1740平方米。桥台直径约40米，总面积约1001平方米。三层桥台的生土芯直径约28米，面积323平方米。Q6墙、环线、第二层夯土台基础采用小板块错缝法夯实。环形道路呈半圆形，环绕桥台。由桥台东侧的路沟和桥台南侧、西侧的路基组成。环城路的西段与城墙Q6相连。在东面，一条道路沟渠穿过Q6墙的缺口。夯土桥台大约有三层。第一层桥台呈帽檐状，连接桥台东侧。它可能主要充当从东门和东南角门到站台的坡道。土坯平台属于一层平台，面向正东，大概与东方祭祀有关。二层桥台呈半圆形，东西两端连墙Q6，基坑深6米。第三桥台主要是观察柱结合部，在桥台的东面和西南面与第二桥台连成一体。桥台核心主体由纯黄壤构成，也是以城墙Q6为基准的半圆形。第三层夯土墙内侧的11根夯土柱和10个接头，发现是根据特殊需要，在弧形夯土墙基础面上人工开挖的，残留深度为6 cm ~10 cm。基础墙深约2.6米，止于第三层平台南侧，此处无日出观测意义。夏至联柱楼基础设置在二层桥台基础上。所有12个观测关节都可以站在一个观测点上向外看，看到对面冯冲(俗称塔尔山)上的一个点，这个点的日出可以用来制定一个太阳年的“地平历”(或定点历)。经过我们团队近一年的野外模拟观测，可以看到冬至、春分、秋分等陶寺文化所用的20个重要节日的日出。在平台的西南和西北没有发现观察日落的夯土柱和接头的遗迹。最重要的发现是陶寺观测点的夯土标志，它位于t

陶寺天文台的考古发现引起了国内天文学家的研究热情，在国际天文学界也引起了强烈关注。英国杂志《自然》，第438期，2005年11月10日，德国天文杂志《AstronomieHeute》，2006年1-2月，及时报道了陶寺天文台的考古发现。中国科学院天文历史学家席院士说，陶寺天文台的发现是中国古天文学的真正开端。河南登封王成刚遗址的考古发现与夏文化研究。王成刚遗址位于河南省登封市告成镇西部，嵩山南麓。这是颍河经过的登封中部的低谷，海拔约270米。场地位于颍河与武都河交汇处的平台上，东临武都河，南临颍河。该遗址南临伏牛山余部的嵇山、大雄山、小雄山，西临八方村，西临中岳少室山，北至太室山前的王岭尖。它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对王成刚遗址进行了发掘，发现了两个总面积达10000平方米的小镇。当时挖掘者提出，这座城市可能是文献记载“杜愚羊城”的地方。但由于城市规模较小，没有得到学术界的认可。2002-2003年，“中华文明探源项目——前期研究——登封王成刚遗址周边龙山文化遗址调查”专项组和“中华文明探源项目—— ——周边地区的年代、布局和聚落形态”专项组于2004-2005年对藁城王成刚遗址进行了调查、钻探和发掘，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座大城北墙残长约350米，残高0.5米至1.2米，回收长度600米。西城墙修复长度580米；修复后的东城墙和南城墙长度分别为580米和600米。大城北护城河保存完好，长约620米，宽10米，深3米。西城号仅保存西北角，残长约135米，宽约10米，残深1.5米至2米，回收长度600米。大城市的东部和南部利用天然河流作为护城河。修复后的大城池总面积达34.8万平方米，是河南迄今发现的最大的龙山文化晚期城池遗址。大城市发现大型夯土遗存和龙山文化晚期的祭祀坑、玉牌、白陶等重要遗存。关于王成刚大城与最初发现的小城镇的关系，小城镇位于大城镇的东北部，大城镇的北护城河打破了小城镇西城西北角的夯土墙，说明大城镇的年代晚于小城镇。从两者的内容比较，可以初步认为小城镇的使用年代为王成刚龙山文化二至四期，大城市的使用年代属于王成刚龙山文化三、四期。从王成刚镇和大城市的位置来看，当时人们对王成刚镇的建设可能是有规划的，即先建小镇，再扩建大城市。大城市和小城市之间是否存在功能上的差异或差异，是我们在今后的研究中要注意的。考古资料显示，这一时期有两个小镇和一个大城市，它们可能同时被使用。历史上与夏天的枪、禹、齐有关的传说，大多集中在这一带。陶文，战国时期的“阳城”，在遗址附近出土，这表明这一地区在战国时期被称为“阳城”。最早使用小地址的时期是河南龙山文化二期，略早于公元前2000年。我们认为，它可能与余父亲的“作城”有关，而比小城稍晚建成的大城市可能与“羊城”有关。夏文化研究虽然还存在许多问题，但已达成许多共识，取得了重要进展。例如，th

新发现的伟大城市王成刚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关注。随着这一考古研究的继续，王成刚遗址“杜愚羊城”说将得到新材料的更有力支持，同时对王成刚遗址性质及其在中华文明进程中重要作用和地位的认识也将不断深化，这必将为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提供难得的重要信息。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名师名家一个学科是否真正的强大，还有赖人才的聚集。北大考古专业自建立以来，就注重教师队伍的培养，而今考古文博学院师资力量雄厚。50多年来，在考古专业已逐步形成了一支稳定的、老中青相结合的师资队伍。其中，60岁以上各研究方向的领头人，均属全国该研究方向的顶尖人物，他们分别担任了中国考古学会的理事、常务理事、副理事长和理事长；由他们主编的教材多年来也一直为其他高校所使用；由他们带出来的中青年教师，已逐渐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崭露头角，并形成了很好的梯次配备，阵容之强大，在全国高校中是仅有的。考古文博学院的学科分布比较齐全，这种情况在国内也不多见。考古文博学院已开出各类课程100多门，在全国高校相关专业中是最多的，其中许多课程是国内首开的新课，具有开创性。一些教材亦为全国各高校相关专业所采用。50多年来，考古文博学院充分利用北京大学综合性大学的优势，已为国家培养了数千名从事文物考古工作的中、高级专门人才，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建设了一支学有专长且梯次配备的教师队伍，其中有较深造诣的、国内外相关领域有一定知名度的专家教授就有20多名。这些专家长期在中国考古的第一线，不仅对中国的考古学做出了拓荒的巨大贡献，而且如今已经是桃李满天下了。苏秉琦、宿白、邹衡、严文明、李伯谦等五位老师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苏秉琦老师所创建的学科理论推动了全国各地的考古发现和研究。从1934年起，苏秉琦老师在陕西省的渭河流域从事田野调查，并参加了宝鸡斗鸡台墓地的发掘。在他所著的《斗鸡台沟东区墓葬》 （1948）报告中，就周秦文化的面貌进行了分析，并且提出了先周、先秦文化的问题。1950年，他参加了河南辉县战国墓的发掘和《辉县发掘报告》 的编写工作。1954年，他主持了洛阳中州路（西工段）沿线的发掘工作，这对认识洛阳地区的仰韶文化和商殷、两周、汉唐各时期的物质文化面貌及其发展的阶段性，是一项基础性的有意义的工作。在《洛阳中州路(西工段)》 （1959）报告的结语中，他运用地层学和类型学，对仰韶文化和商、周、汉、唐几种不同文化遗存的分期和性质进行了理论性探索。其中对东周墓葬的分期研究，为建立中原地区东周墓葬的断代标尺奠定了基础。19571960年间，他先后主持了河北省邯郸市涧沟和龟台龙山—商周遗址、陕西华县泉护村遗址和元君庙墓地以及洛阳王湾遗址的发掘，这些工作对揭示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面貌及其类型划分，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他发表的《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 、 《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 、 《考古类型学的新课题》 等学术论文，就一些考古学文化的渊源、特征、发展途径等问题作了尝试性分析，对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区域分布的格局、系统等问题，提出了创见，并对此赋予研究方法的意义，在考古学界有广泛影响[ ]。宿白老师是我国历史时期考古和佛教考古的开创者。曾多次主持北京大学石窟寺遗迹的考古实习，对国内主要石窟都作过测绘或部分测绘、记录和研究。1959年，还参加对西藏文物的调查。宿白老师运用类型学方法，对魏晋南北朝隋唐墓葬作过全面的分区分期研究，从而为研究这一时期墓葬制度的演变、等级制度和社会生活的变化奠定了基础。同时，他结合文献记载，对这个时期城市遗址作了系统的研究。对当时都城格局的发展、演变提出了创见。

宿白老师对宋元考古曾作过若干专题研究，其中《白沙宋墓》 （1957）一书，成功地运用了文献考据与考古实物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是宋元考古学的重要著作。在佛教考古方面，宿白老师开创性地用考古学的方法来研究中国石窟寺遗迹。宿白老师的主要学术论著还有： 《中国石窟寺研究》 （专著）、 《藏传佛教考古》 （专著）、 《唐宋时期的雕版印刷》 （专著）； 《北魏洛阳城与北邙陵墓》 、 《西安地区唐墓壁画的布局和内容》 、 《隋唐城址类型初探》 等，这些都成为历史时期考古的经典性著述。邹衡老师素有“商周考古第一人”之称，在国际学术界享有极高声誉。1952年，邹衡老师大学毕业后考入考古专业攻读副博士研究生，是新中国第一位考古学研究生。50多年来，他一直从事夏商周考古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对商周考古工作有开拓之功，在大量田野考古实践的基础上，创立了夏商周三代考古学的体系和基本框架，提出了一系列在世界考古界和史学界引起震动的学术观点。如提出二里头文化即夏文化、郑州商城即商汤毫都、先周文化为姬姜二姓文化的融合等论点。他最早提出并论证了河南二里头遗址1至4期均为夏文化，首次对殷墟进行了文化分期，发现了西周燕国与晋国的都城遗址，指导和参与过西周晋侯墓地等重要遗址的考古发掘。主要著作有《商周考古》 、 《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 、 《天马——曲村1980—1989》 等，并参与编写了由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 。其中《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 被学术界认为“在20世纪后半叶的夏商周研究中具有里程碑意义”。严文明老师是我国著名的新石器时代考古专家。从1958年起长期从事考古教学与研究，并且与田野考古紧密地结合起来。教学方面，他先后开设了新石器时代考古、中国考古学（上）、田野考古学、考古学导论和考古学理论与方法等8门课程，绝大部分为首次开设。培养了数十名硕士、博士、博士后研究人员和外国留学生，曾获北京市高校教学一等奖。田野考古方面，严文明老师主持或参与主持了河南洛阳王湾、邓州八里岗、山东长岛北庄和江西万年仙人洞等数十处考古发掘项目，发现了中国最早的陶器和稻作农业遗存，揭示了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多种类型的聚落遗址，为复原中国史前和早期历史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科研方面，首先提出了比较全面的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分期与分区方案，对农业发生、聚落形态演变、文明起源、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等主体文化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初步建立了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的比较完整的体系。对考古类型学和考古学文化等基础理论也有所充实和发展。先后发表的著作主要有《仰韶文化研究》 （1989）、 《远古时代》 （合著，1994）、 《走向21世纪的考古学》 （1997）、 《史前考古论集》 （1998）、 《农业发生与文明起源》 （2000）和《长江文明的曙光》 （2004）等。李伯谦老师自1961年以来，一直在北大讲授中国考古学课程，参与建立完善了中国考古学相关课程的教学体系，培养了30多位硕士、博士研究生。1993年，获得教育部颁发的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李伯谦老师参加和主持过河南偃师二里头、安阳小屯殷墟、山西曲沃晋侯墓地、江西吴城、湖北盘龙城、青海柳湾等遗址的发掘。30多年来，围绕教学开展科学研究，李伯谦老师累计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对夏文化、先商文化、西周晋文化、燕文化及中国北方与南方地区的青铜文化进行过深入研究。出版有专著《中国青铜器文化结构体系研究》 ，系统勾划出了以夏商周文化为中心的中国青铜文化网络体系，探讨了中国文明起源、发展的进程。1995年，李伯谦老师提出考古学研究的文化因素分析方法，得到学术界的重视和广泛应用。

同年出任国家“九五”国家科技攻关重大课题“夏商周断代工程”项目首席科学家、专家组副组长。2000年又参与主持国家“十五”科技攻关重大课题“中国文明探源工程：华夏文明的形成及其早期发展研究”项目的工作。2000年，出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主任。他们不仅为中国的考古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而且如今都已桃李满天下。北大考古文博学院不但拥有老一辈学者的高山仰止，而且如今中青年教师也已经在各个领域独领风骚或崭露头角。目前，考古文博学院有教授19人（其中博士生导师16人），副教授12人，讲师9人。另有客座教授2名，兼职教授2名。老一辈学者的学术传统在他们身上得到真实的再现。他们通过教学和科研又在实现着中国考古学学脉的传承。长期坚持在田野考古第一线的他们，涌现出不少感人事迹。刘绪、赵化成和王迅等三位教授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们尽管身体有恙，却始终坚持在考古工地指导学生，不仅保障教学工作的顺利进行，而且也屡有重大考古发现。刘绪教授自从1985年毕业留校任教以来负责田野考古实习的课程，累计野外工作时间有10多年。1997年，他主持的北京琉璃河燕国都城考古发掘获国家文物局优秀工地奖；1999年获北京教学成果一等奖。在2002年“北京大学十佳教师”选举活动中，他以216票高居榜首。2006年，赵化成教授更获得“中国十大教育英才”的至高荣誉。在田野考古的日子里，考古文博学院师生跟当地村民也结下了深情厚谊。2007年暑假期间，学院20余名师生在河北邢台市临城县临城镇补要村发掘。8月26日深夜，某村民家因电线橡胶燃烧而起火，学院师生在领队王迅教授的率领之下，迅速赶到火场，与村民一起分工提水、运水灭火，并数次冲进火海抢救财产。经两个多小时将大火扑灭，保全了该村民的大部分财产，参加救火的村民与师生毫无伤亡。次日，补要村村委会代表全村两千多户村民向考古文博学院考古队赠送一面写有“夜半民宅扑火，村民有口皆碑”的锦旗。临城县政府领导也前往补要村，对考古文博学院师生表示感谢，并为考古队送来了米面粮油等给养表示慰问。考古文博学院师生的行为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也得到北京大学的表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