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启中国水下考古新航程的感受 和我一起探索中国水下考古

沉船南海一号正射影像图(2018年底)。

图为南海一号沉的德化窑青花釉牡丹纹六面盖壶。

图为沉没南海一号的金项链。

图为沉没南海一号磁灶窑青釉菊花花瓣花嘴盘。

图为南海一号沉的龙泉窑蓝釉折花口盘。

历史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历史的血液。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和部署。新时代奋进，筑梦新征程，谱写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新篇章，是时代赋予我们的重大责任。

本版特别策划推出三篇文章，旨在从不同领域和视角回望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的历史，展现中国文化工作者的文化情怀和传承精神，展现遗产保护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的新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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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多年前，一艘满载货物的南宋商船消失在茫茫大海中。800多年后，完全从海底打捞上来。为了揭开它所承载的秘密，考古学家们乐此不疲，中国的水下考古也因为这艘船开始了新的航程。

目前保存最好的宋代远洋商船是实物。

1987年，一艘满载货物的古代沉船在广东台山被发现。30多年来，考古学家对这艘被命名为“南海一号”的沉船的考古工作一直在进行。截至2019年3月，水下考古人员已陆续从沉船中挖掘出各类船载文物14万余件，获得铜钱数万枚，沉船混凝土、铁器重约100吨。

南海一号沉船现有长度、最大宽度和剩余深度分别为22.1米、9.35米和3.3米。船没有上层建筑，甲板以上大部分零件缺失，但甲板以下船体基本完好，是宋代保存最完整的远洋商船。沉船整体造型宽大扁平，船头平头略翘，船侧略呈弧形。船舷上部与船体为三层板结构，各板之间用木榫或铁木铆钉连接固定，所以造船用木材种类繁多。综合外形结构、制造工艺、木材组合等特征，不难判断南海一号是中国古代三大船型之一。是目前发现的较早的“幸运船”，其船体结构(如船形、龙骨形状)、航行附件(如桅杆、舵、锚地等。)和建造手段(如壳板结构和船板固定方法等。)为研究南宋造船技术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南海一号”的陶瓷数量最多，基本上产于中国南方的各种窑口，如江西景德镇窑、浙江龙泉窑、福建德化窑、磁灶窑、义窑、洛东窑等。多为青瓷、青瓷，也有一定数量的青釉、黑釉、褐釉陶瓷制品。虽然大小不同，形状各异，但都是日常生活用具，具有盛放和收纳的功能。景德镇窑青花瓷常见于花嘴或芒口碗、花嘴盘、瓷盒。胎儿的白壁较薄，纹理、团花、婴戏等装饰图案非常漂亮。龙泉窑的青瓷在货物中占有较大的比重，器物简单，主要是葵花口或菊花花瓣纹的碗，以及一些盘子和茶碟等。通俗地用荷花、荷叶或箅子装饰，简洁生动；德化窑的青花瓷种类最丰富，有许多装饰性的印花图案。磁灶窑瓷器有酱釉、青釉、黑釉和黑釉

从“南海一号”的船体结构和货物中的瓷器分析，该船很有可能是从泉州港始发的。据《诸蕃志》 《岭外代答》等文献记载，南宋时期与泉州有贸易往来的海外国家和地区有50多个，遍及东南亚、南亚、西亚，甚至东非沿海。这些地区可能是“南海一号”的潜在目的地，研究沉船上那些奇异的金器的起源可能会为解开这一谜团提供重要线索。至于南海一号的沉没时间，根据有“兵字”日期的考古发现和最新的铜钱干道推测为南宋后期(公元1216年或以后)。宋代朱湘航海，为十一月、十二月，为北风。5-6月南风”，可见宋代海上商人有乘季风航行的习惯，推断沉没的具体时间可能是东北季风结束。

中国水下考古创新发掘保护的经典案例

“南海一号”沉船的发现是推动我国水下考古的重要原因之一。围绕它的调查、勘探、打捞和挖掘已经进行了30多年，对沉船和出水文物的保护今后还将继续。可以说，南海一号的沉没见证了中国水下考古的整个发展，也是中国水下考古不断创新的经典案例。

对于水下文化遗产，考古工作者往往根据保存情况和保护难度，选择不同的方式，如原地保护或原地发掘。由于海洋生产和非法捕捞等不利因素，不宜采用就地保护的方法。沉没海域几乎为零的能见度和复杂的海况，使得水下考古无法科学地进行原位发掘。面对这一问题，我国水下考古工作者创造性地提出了“整体打捞”的方案，将沉船、船上的文物和沉船周围的泥沙按原样固定在一个特定的钢箱内，将散落的、脆弱的文物吊入一个可以人为控制的新环境，供后期室内发掘和远程保护。

经过两年多的反复实验和多学科论证，一种从未尝试过的水下文物保护新思路——“整体打捞”方案得以实施。2007年4月，整体打捞工程正式启动，历时8个多月。先后完成了清理沉船周边散落文物、沉箱定位下沉、穿底搁栅、沉箱吊出水面、气囊拉入馆内等主要技术环节。至12月，装载“南海一号”的巨大钢沉箱被拉运至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存放，“整体打捞”工作圆满完成。南海一号沉船整体打捞迁移保护是我国海上打捞与水下考古技术相结合的重大创新实践，在水下考古领域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创新考古发掘和文物保护继续进行。2009年和2011年，考古学家对博物馆保存的南海一号进行了两次考古试验。在考察古代沉船及其文物保存状况，提取不同材质的文物标本研究文物出水保护技术的同时，针对博物馆沉船的特殊保存环境，还尝试了水下、干湿三种不同的考古方法。结合这些考古方法的优缺点，考古学家提出了结合野外考古和水下考古技术的“全水发掘”新思路。2013年11月，南海一号全面保护性发掘启动。考古工作以钢沉箱为依托，采用勘探与船体分舱相结合的方法，遵循“由外向内、自上而下逐层清理”的程序。

实践证明，“整体打捞”和“满水发掘”把沉船考古变成了可以长期进行的精细的“实验室”发掘，最大程度地保存了文物历史信息和空间关系的完整性和真实性。此外，“南海一号”考古项目采取的“发掘、保护、展示”策略，成为公众考古和博物馆服务的新尝试。借助考古发掘搭建的智能测绘平台，采用三维激光扫描和近景摄影测量的方式，全程采集2D和三维数据，探索了一条最大限度提取考古信息的新技术途径，开创了多学科、跨学科联合沉船保护的新模式。

船载文物背后有很多考古话题。

沉船的发现和大量精美的船载文物，慢慢揭开了南海一号的许多谜团。

“南海一号”沉船的船头和船尾都不完整。船体被14块横向舱壁板分成15个舱室，舱室宽度从0.6米到1.2米不等。大部分舱室被薄隔板沿平行于船体轴线的方向分成左、中、右三个小隔间。除了船头的船舱还没有发现货物，其他船舱都装载了大量货物。目前对这些商品的组合、产地、制作工艺的了解还比较初步。货物的包装和储存方法也是有趣的话题。考古发现表明，“南海一号”的货物具有一定的空间规律性。比如瓷货放在船舱里，铁器一般放在甲板上和部分船舱的上部，漆木、小金属片、钱币、朱砂等散落的空间，说明原来是装在木船的中后部或者船体的上层建筑。为了有效利用空间，保证货物安全，船舶货物的包装方式也很有讲究。如瓷碗多以10件或20件为一组，器皿每隔一段距离垫上草叶或稻草，再用薄木板、竹条、竹片捆扎；大的陶瓷容器里往往装着小物件，形成“大套小”的包装；5个或10个铁锅为一组，用竹竿、藤条垫成一圈，成组捆扎，倒置或横向叠放；根据钉子的长短，错开20或35个尖，再用竹签和藤条扎起来；漆器是由竹签，棕榈叶，竹稗草篮和其他装置。在“南海一号”沉船中后部发现用竹条编织的竹篮、竹笼、竹棚，内有瓷壶、银项圈、漆木等。

南海一号的考古成果为了解古代人的航海生活提供了重要资料。日用瓷器、砚台、木梳、铜镜、金属环可以探究古人的日常生活；人骨、木印章、陶瓷上的水墨书法、佛牌挂件等。能分析船上人员的家庭和身份；金银币和小秤的发现是研究南宋货币制度和计量的珍贵资料.

日前，根据这些详实的考古资料规划的《萍洲可谈》在广东省博物馆展出。400套“会说话”的文物，将南宋时期的海上贸易尽收眼底，从中可以看到当时海上丝绸之路的盛况。

(作者是广东省博物馆馆长)

制图：蔡华伟

《大海道——“南海号”与南宋海贸特展》(2019年07月06日08版)

中国水下考古取得重大突破。有哪些新发现？中国历史博物馆水下考古研究室会同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海南省博物馆、文昌县博物馆组成水下考古调查队，在海南省文昌县灵宝港进行调查，发现一艘清初沉船，船上有青铜饰品、铜锣、铁锅等生活用品，很可能是从广东运往海南时在灵宝港沉没的。船上发现了李咏的铜币，证明该船是一艘沉船

十大考古发现包含了古物的诸多领域，真的是令人叹为观止，博大精深。此次发现包括河南徐杨墓地、江苏涂山二号墓、吉林磨盘村山城遗址、贵州新区赵国栋遗址等。这些网站很有特色，很有吸引力。这些重大考古发现是由早期人类做出的。中国历史博物馆水下考古研究室聘请南海海洋研究所工作人员，在广东新会县官冲乡银洲湖岩附近海域，采用声纳探测、潜水勘探等手段，对河底进行调查。

结果在崖门堡水域发现了一处沉船遗址，并收集了一个船板。经14C测年，确认船板日期为690年前60年，与史料记载的海战日期大致相符。1999年，中国历史博物馆水下考古研究中心与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会博物馆合作，结合遥感物探、水下勘探和陆地调查，再次对以鄞州湖怪石为中心的地区进行了宋元时期崖门海战遗迹的全面调查。

这一考古发现意义重大，为人类发展留下了深远的意义。这次有一些比较典型的遗址，比如浙江余姚的井头山遗址，陕西少陵源的十六座墓。还有很多考古发掘单位，为我国考古做出了很大贡献。这些单位包括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贵州省文物研究所、赵国栋遗址研究所等研究机构。这些研究所很有代表性。这些研究所里有许多杰出的考古学家。这些专家有丰富的考古专业知识。这些知识很有意义。这些知识可能是课本上学不到的。这些知识大部分来自野外实践，有价值的信息是从实践中获得的。这些都是杰出的科学家。

中国有哪些重要的水下考古成果？我国水下考古工作虽然起步较晚，但发展非常迅速，20多年来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1988年，中国历史博物馆水下考古研究室和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联合组成小型水下考古调查队，在广东省吴川市沙角轩沉船遗址进行了第一次实地调查勘探，发现了沉船遗迹，并采集了部分构件。1990年，中国和澳大利亚联合举办的水下考古专业人员培训班在福建连江定海举办，并在该地区进行了水下调查。1995年，中澳水下考古学家再次在福建连江定海进行水下调查。本次水下调查发现了一批宋、元、明清时期的沉船遗址，对北宋的“白蕉一号”和明清的“白蕉二号”进行了水下调查和打捞。1990年，中国历史博物馆水下考古研究室会同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海南省博物馆、文昌县博物馆组成水下考古调查队，前往海南省文昌县凌豹港调查，发现一艘清初沉船。船上装满了铜饰品、铜锣、铁锅等日常用品，可能是从广东运到海南，在凌豹港沉没的。船上李咏鲍彤铜钱的发现，证实了该船为清初南明沉船。1991年至1992年，中国历史博物馆水下考古研究室聘请南海海洋研究所工作人员，采用声纳探测与潜水勘探相结合的方法，对广东新会县官冲乡银洲湖怪石附近水域进行河底调查。结果在崖门炮台水域发现一处沉船遗址，采集到一个船板。经14C测年，确认船板年龄为690 60年前，与史料记载的海战年代大致相符。1999年，中国历史博物馆水下考古研究中心与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会博物馆合作，结合遥感物探、水下勘探和陆地勘探，再次对以鄞州湖怪石为中心的区域进行了“崖门海战”遗迹的全面调查。1991年至1997年，中国历史博物馆水下考古研究室、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省青岛市文物局、福建省博物馆、厦门大学历史系等单位组成“国家绥中水下考古队”，对辽宁省绥中县三道岗元代沉船遗址进行了五次正式调查和发掘。发掘面积达148平方米，获得各类文物600余件。2001年，该遗址的发掘报告正式公布，—— 《人民日报》。时任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于教授在报告序言中评价说：“辽宁绥中县三道岗元代沉船的勘探发掘，是我国首次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实现正式的水下考古工作，历时6年。该书全面记录了这项工作，并详细介绍了这些发现。是中国第一份水下考古的官方报告。”这项水下考古工作被评为“1993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1996年，中国历史博物馆水下考古研究室、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汕头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对位于广东省汕头市达濠区广澳港港池内的清初沉船进行了水下勘探和遥感物探调查，推测为南明郑成功麾下的一艘战船。1996年、1998年、1999年和2007年，海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和水下考古

2007年12月22日，广东省文物部门会同其他有关部门，成功打捞出宋代南海一号沉船。同年12月28日，沉船“南海一号”被移至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水晶宫保存，并于2009年9月和2011年3月进行了两次试掘。2009年9月26日，由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遗产研究院国家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实施的“南澳一号”水下考古抢救发掘项目正式启动。2010年7月21日，出水文物水下考古发掘及遗址保护工作暂时告一段落，出水文物进入实验室保护阶段。“南澳一号”水下考古工作被评为“2010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2010年11月，中国国家文物局与肯尼亚国家遗产部签署了为期三年的“中肯拉穆群岛考古项目”，水下考古进入实施阶段。中国水下考古学家赴肯尼亚寻找郑和船队遗迹，迈出了走向世界的第一步。2011年11月，中国水下考古工作者再次前往拉穆群岛，进行了约两个月的第二阶段考古工作。2010年11月22日，国家文物局和国家海洋局在北京签署了《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合作框架协议》。中国的水下考古逐渐成为保护水下文化遗产的国家战略。我国20多年来卓有成效的水下考古工作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为我们带来了数百万份珍贵的水下历史文化资料。早在汉代就有海上丝绸之路的记载。当时中国船只从广东、广西、越南的港口出发，沿中南半岛东海岸航行，最后到达东南亚各国。唐宋以后，航海技术和造船技术显著提高，使得海上丝绸之路的路线更加遥远，贸易更加繁荣。不难理解，对于瓷器的运输来说，没有什么比水运更方便、更安全的了。鉴于海上丝绸之路运输的货物主要是陶瓷，人们称之为“陶瓷之路”似乎是合理的。目前我国水下考古打捞出的众多文物中，陶瓷文物的数量最为惊人，几乎占到90%以上。上述重大发现，如元代绥中三道岗沉船、华光礁一号、湾角一号、南海一号、南澳一号等，都伴随着大量的陶瓷。从原始的低温釉陶到精美的青瓷、青花瓷和各种彩瓷，不仅品种繁多，而且窑口众多，北至河北的丁瑶、磁州窑，南至福建的简瑶、德化窑，地域分布广泛。无比丰富的水下考古资源是我们的祖先留下的宝贵财富。中国水下考古工作者20多年的不懈努力，克服了无数困难，取得了如此辉煌的成果，为中国水下考古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相信随着科技手段的全方位介入，中国的水下考古一定会走在世界前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