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发掘报告是考古学的核心成果吗？考古发掘新闻报道

今年二三月份因为疫情不能出门，可以静下心来看看那些看似“无聊”的野外考古发掘报告。读着读着，不仅读了许多新的收获，还读了一篇又一篇的感叹。我记得我早年报考国家考古领军人物的时候，有一个基本条件，就是要提交至少一篇公开发表的考古报告。当时我还不太明白这个条件。后来我渐渐明白，田野发掘和报告的完成和发表，是一个考古学家最起码的入场券。我知道在学术界，近年来论文和专著似乎受到重视，而田野考古发掘报告被认为只是田野工作的整理，而不是重大的核心学术成果。其实这是考古最大的误区。为什么这么说？

第一，没有田野考古就没有现代考古学的诞生，田野考古发掘报告是记录和反映田野考古工作成果的唯一凭证。可以认为，考古发掘报告是考古学的基础资料、原始成果和经典文献，具有永久的学术价值，也是专题考古和文物、博物馆、文化遗产、古代史、艺术考古等许多专题史最重要的资料来源和工具书。

第二，考古学的现代方法和理论，包括科技考古学，都是以田野考古为基础的，考古报告是反映各种方法和理论的使用过程和结果的最基本、最集中的成果。

第三，田野考古过程中对遗址、遗迹、遗物、时代、性质、意义、文化关联性的判断，体现了考古学家最丰富、最艰巨的学术工作。只要是小规模的田野发掘项目，报告中所写的每一种材料和结论，几乎都经历了反复实地分析、综合比较、自我肯定与否定理解、反复质疑与“拷问”、考古学家之间的交流与集体讨论、相关文献的检索与介绍、从实践到理论的相互验证、跨学科同行的观察与讨论等等这样一个复杂的过程。

第四，考古报告的撰写过程涉及到对每一个勘探方、每一个地层，特别是每一件遗迹、遗物的命名、测量、拍照、观察和详细描述，对时代的判断，对起源和文化属性的认定，对共同生物之间的关系，以及涉及到当时人们可能的生产生活模式。这是一种重新体验、重新理解、重新补充、重新完善、重新质疑等等。这样的报告撰写过程，关系到田野考古经验和能力、知识储备状况、整体学术高度和广度、学术精细度和敏感度、田野发掘机构和个体学者的学科信息储备和相关学术信息供给、人脉和朋友圈、学术良心、团队合作能力等等。即考古报告的撰写是田野发掘的自然延伸，当然也是对田野工作水平和质量的最终检验。

第五，考古发掘报告是所有考古学家共同的研究基础，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所有考古学家的共同成果。无论是哪个国家或地区的考古报告，都在方法、理论、概念以及相当多的术语、通用命名法、计量单位、比例、方向、材料、技术、元素、年代、逻辑结构、学术规范等诸多方面具有共同性、共识性和共情性。它们是所有考古学家讨论问题、促进研究的基本信息来源，也是反映相关考古学术界整体研究水平的见证。

第六，考古报告是考古界向社会提供的现代“二十五史”，是可以传承到下一代的民族文化经典。不同遗存的考古发掘报告，提供了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人群、不同性质、不同文化、不同文明留下的宝贵文化财富。然而，这一文化财富是由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考古学家利用科学方法发现和记录的。作为历史的“双重”实证成果，它不会因为时代的变迁而失去其材料的真实性和独特性。因此，它可以被不同时代和不同学科的人反复阅读和观看。想研究考古涉及的历史文化问题，不能不看相关的考古发掘报告，否则只能在别人的观点中找章节、找句子，接触不到最原始的材料。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认为研究论文和论著价值巨大，但毕竟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而考古报告则坚守其科学性，真实、客观、细节、平和、中立、完整，这些才是考古报告不朽的根本原因。

第七，把考古报告分享给学术界甚至公众，成本并不高。一个大规模的考古发掘项目需要大量的综合投入，有的发掘项目会持续很多年，耗资数百万甚至上百万，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智力。最终官方公布的考古发掘报告，售价也不过几十、几百元。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考古学术水平是由其田野考古报告积累起来的，一个职业考古学家的根本成就也是由其撰写的考古报告体现出来的。为此，每当我高举田野考古发掘报告，无论是厚是薄，我都会对完成报告的人致以深深的敬意！我能从报道中读出他们的辛苦、智慧和汗水，甚至能感受到他们用手铲和笔墨传递的情感眼神和体温。(作者：何)

(来源：大众考古)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西北大学考古专业50年历史回顾：举世闻名的古都长安和三秦大地，有着非常深厚的历史积淀和丰富的文物古迹，为西北大学历史考古学科的建立和发展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西北大学考古学历史悠久。早在1938年西北联大南迁汉中城固时，历史系就成立了考古委员会。陆茂德教授等人对张骞墓、樊哙墓进行了调查和发掘，发现了“王波后印”印章、绿釉陶基座等一批珍贵文物，公布了《发掘张骞墓前石刻报告书》。1939年西北联合大学更名为国立西北大学，历史系设立考古室，组织师生对汉中地区的文物古迹进行调查。在此基础上，陆茂德教授等人先后发表了《汉中各县诸葛武侯遗迹考》、《汉中地区的史前文化》等论文，周发表了《勉县考古记实》等论文。这是西北大学最早的考古活动。1938年，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开拓者之一黄文璧成为西北大学历史系教授。1942年任历史系主任，开设考古学、史前学等课程，从事西北历史考古研究。1943年受西北大学委托，第三次考察新疆，重点考察教育、文化、古迹和古物(1927年至1930年、1933年参加瑞典学者斯文赫定发起的中瑞科学考察团，考察以新疆为重点的西北文物)。我在教学期间，写过《罗布淖尔考古记》，《张骞通西域路线考》，《吐鲁番古代之文化与宗教》等专著和论文。1940年秋，国民政府教育部组织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团长是王子云。对河南、陕西、甘肃等地的文物进行了调查，获得了大量信息。1945年4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将西北艺术文物调查团多年来获得的100多种文物、拓片、模型、石窟、绘画、照片等资料划拨给国立西北大学。西北艺术文物调查团与原历史系考古处合并，成立西北文物研究室，王子云任教授、西北文物研究室主任。此后，王子云等人积极进行有关资料的整理和调查，在安郊区发现了许多史前文化遗址，其中雨花寨遗址获得了一批陶器、石器和骨器。曾在《中国历代应用艺术图纲》、《西北史迹文物踏查纪实》、《汉唐陵墓图考》、《唐韦顼石椁发现记》、《古杜国考》上写过作品。此外，还举办了金石拓片和汉唐墓葬艺术专题展览，对历史教学和研究起到了积极作用。1947年5月，为了促进西北地区的文物研究，学历史和边疆政治的学生成立了考古学会。组织成员周日到郊区参观历史古迹，节假日到甘肃洮河流域参观石器时代遗址，并将考察成果提炼为三组照片进行展览。1948年暑假，边政系21名学生在甘肃、新疆等地的少数民族文化和文物中进行了4个多月的实习，实地考察了敦煌莫高窟、唐代焉耆古城、库车千佛洞等名胜古迹。此外，还邀请著名学者裴文中作《北京人》、《渭河、洮河流域古人类文化新发现》等学术报告。1951年，陈至先生在历史系开设了一门“普通考古学”课程。1954年，陈至被聘为文物陈列室主任。1955年，刚从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毕业的李被分配到该校任教，为考古教学增添了新的力量。在此期间，吴伯伦、刘世娥等组织历史系师生参加了麦积山石窟调查、文物普查工作

基于当时我国对文物考古人才的迫切需求，1956年，在郑振铎(时任文化部副部长兼文物管理局局长、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时任文物管理局副局长)、(时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的关心下夏鼐(时任中科院考古所副所长)等文物局和中科院考古所领导，历史系先从54级和55级历史专业中选了一部分学生。 后来建立了考古专学，考古专业正式成立。同年，成立了考古教研室，由马长寿任主任，陈至任副主任。老师有刘世娥和李。“从某种意义上说，西大考古学专业的设立，代表了陕西乃至中国考古学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史兴邦：《纪念西北大学考古专业成立40周年贺文》，《考古文物研究》第1页，三秦出版社，1996)。自1956年以来，考古学逐渐建立了一套较为系统的教学和人才培养体系。此外还有几位老师(马长寿、刘世娥、李、贾德耀、蔡二娇等。)我们学校还聘请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郭保军、石兴邦、金学善、杨红、郭毅夫、王伯宏、林守敬、马德志依次讲授石器时代考古学、商周考古学、秦汉考古学、隋唐考古学。时任校长的侯外庐还邀请了开罗大学考古学家艾米尔教授、东京大学考古学家原田教授、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陈教授作考古学术报告，在西北大学形成了一股考古热潮。除了系统的考古理论教育，我们还非常重视田野考古实践教学。从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考古专业的师生先后参与了Xi安唐兴庆宫和铜川耀州窑的发掘工作。1958年，考古班的学生在蔡二贵先生的带领下，参加了宝鸡北首岭遗址的第一次发掘。1960年，56级考古学生参与陕西宾县(今长武县)夏梦村遗址发掘，首次发现仰韶文化半坡型早于庙底沟型的地层学证据，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专业成立以来，曾琦、段浩然、黄、韩宝全、郭长江等先后留校任教，师资队伍不断壮大。1961年，考古专业更名为考古专业，但很快因为国家处于困难时期，精简专业，考古专业被迫停止招生。考古教学活动处于停滞状态。1972年，考古专业恢复招生，重建考古教研室，由任主任，刘任副主任。后来，王世和、戴同心、段联勤、孔、肖安顺等先后赴西北大学教授考古学，考古学的师资队伍得到重建。特别是具有丰富田野考古工作经验的戴同新、王世和老师的授课，进一步加强了西北大学田野考古发掘的教学和研究。1973年，刘、张舟和西北大学地质系共同发掘了韩城禹门口旧石器遗址。同年，刘世娥、王世和、段浩然、段连琴指导72级考古班学生参加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唐墓发掘。1974年，刘世娥等人带领74级考古班部分学生，与北京大学、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合作，对周元凤雏、陈钊建筑遗址、庄白青铜器窖藏、云堂制骨作坊进行了发掘。同年，王世和、孔等指导74考古班的学生参加了临潼姜寨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1975年，贾珍

后来，他们成为中国各地考古教学和研究的骨干和著名学者的优秀学生，在中国文化考古事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许多人做出了突出贡献。这一时期，考古学的科研也产生了一批新成果，促进了西北大学的文物研究。其中《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初的关中部族》由马长寿于20世纪60年代初撰写，充分利用碑刻文字材料，对关中古代部落的名称起源、地理分布、姓氏变迁、婚姻关系、部落民融合等问题进行了考证。陈至写过《关中秦汉陶录》，《秦汉瓦当概述》等作品。其中《秦汉瓦当概述》详细论述了秦汉时期瓦的写法和规格、断代分期、制作方法和窑址，对秦汉时期瓦的研究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1977年恢复高考后，随着我国教育改革的发展，考古学专业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教学和人才培养体系进一步完善，科学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为考古学专业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1980年开始，刘世鄂担任考古教研室主任，考古专业在专业和学科建设方面不断发展。1986年，他被授予考古学和博物馆学硕士学位。1988年，西北大学与陕西省文物局共建文博学院，增设博物馆学专业，成立文博教研室，王世和任主任。1989年增设文物保护技术专业。1991年至1994年，戴同新任考古教研室主任。1994年起，王建担任考古教研室新主任。2002年，考古专业被评为陕西省首批名牌。2003年，考古与博物馆学专业获得博士学位授予权。同年成立考古系(含考古学和文物保护技术两个本科专业)，王建为新主任。2004年，西北大学文化遗产与考古研究中心成立，与陕西省文物局共建文化遗产保护规划中心，成立考古技术与文物修复实验室，大大改善了教学科研条件。2005年，西北大学文化遗产与考古研究中心被批准为陕西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同年，与陕西省考古研究所、xi安文物保护修复中心共建的“砖石文物保护科研基地”通过专家组评估，成为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2006年，西北大学与陕西省文物局联合成立文化遗产学院，进一步加强了文化遗产保护、规划、考古的教学和研究。经过多年建设，逐步建立了本科和研究生(硕士、博士)培养体系，成为我国文物考古高级专业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重要基地之一。就教学而言，早在上世纪80年代，考古教研室就组织编写了一系列教材和参考目录，如《原始社会考古》、《商周考古》、《战国秦汉考古》等。并邀请苏、李雪芹、田边昭等著名学者来校讲学。1994年以来，考古学专业的课程体系进行了较大调整，开设了新的专业基础课《中国考古学通论》。旧石器考古、新石器考古、夏商周考古、秦汉考古、魏晋南北朝考古、隋唐考古、宋元明考古等7门传统课程成为定向特色课程。新课程体系

赵丛苍教授讲授的《隋唐考古》被列入国家精品课程(2005年)，张红彦教授讲授的《科技考古学概论》被列入陕西省精品课程，中国考古学通论、田野考古、新石器时代考古学、隋唐考古学等部分课程被列入西北大学重点课程建设项目。教材建设速度也进一步加快。由、钱教授主编的《史前考古学》、《科技考古学概论》、《中国史前考古学导论》教材已列入国家教材建设“十五”和“十一五”规划，《考古学概论》 (2003)和“十一五”教材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1993年9月，王世和教授主持的“考古专业视听辅助教学系统建设”获陕西省人民政府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1999年，钱等人获西北大学教学成果二等奖。2001年，钱教授获西北大学首届教学计划(新石器考古)展示与评估一等奖；2003年，钱教授荣获西北大学第二届教学质量奖二等奖。2004年，张红彦教授获西北大学第二届教学计划展评一等奖(中国考古学概论)，2004年西北大学优秀教学质量奖一等奖，2005年西北大学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陕西省普通高校优秀教材一等奖。在人才培养方面，考古学多年来始终坚持“宽口径、厚基础、高质量”的理念，强调“三讲”，即重视专业基础教学、拓宽知识视野、重视实践教学环节，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文物考古高级专门人才。从1977年到2006年，考古专业共招收本科生27人(含本科2人)，毕业571人。共有20名研究生入学，83人毕业并获得学位。自1985年以来，共招收了10届250名大学生，主修博物馆和文物。毕业生分布在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内蒙古、山西、河北、北京、天津、吉林、辽宁、黑龙江、山东、河南、西藏、广东、海南、湖南、湖北、安徽、江西、江苏、贵州、四川、重庆等20多个省区和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家。这些毕业生已在省市文物主管部门和文物单位担任领导职务，或成为国内外知名专家和各省区文化考古研究机构、高校的业务骨干。此外，多年来还承担了陕西省和国家文物局的培训工作，培训了数百名文物干部。特别是2003年、2005年和2006年，先后举办了三期省级文物考古所所长培训班，培训了73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的文物考古所所长。在科研方面，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考古专业充分利用陕西及西北地区丰富的文物资源，配合田野考古教学开展田野考古发掘，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文物考古研究，形成了多个稳定的研究方向，发表和出版了大量研究著作，取得了显著成绩。1980年，戴同新、张舟指导考古77班，主持了陕西滑县黎姿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在克胜庄发现了一处仰韶文化早期墓地和一处文化聚落遗址，出土了大量陶器、石器和骨器。1981年，戴同新、肖安顺带领78级学生参加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咸阳秦宫遗址发掘。1982年，王石和张红彦导演了79级拱门

1984-1987年、1991年和1993年，王世和、钱主持了陕西扶风案板遗址的发掘工作。发现了一大批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时代早期的遗存和遗迹。81、84、90考古班和双学位班、85文化班、陕西省有关县市文物干部、留学生等100余人参加了案板遗址考古发掘实习或培训，成为80年代培训学生最多的考古实习基地。1985年，刘世娥等人主持了Xi安老牛坡遗址(包括徐佳庙遗址)的发掘工作。到1989年，进行了6次发掘，发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和商代墓地、车马坑和建筑基址等一批非常重要的遗迹和遗物。曾有83级、86级考古班和部分研究生在此进行考古实习，实现了教学和科研并重。1985年，戴同新、张舟、王等82人考古队在陕西宝鸡进行了石咀头遗址发掘。发现了龙山时代的窑洞和大量的陶器、石器、玉器和骨器。1988年，戴同新、傅勇带领85级考古班对青海省化隆县斯更喀拉遗址进行了发掘，为研究卡约文化提供了新的资料。1990年，王世和、钱带领87级考古学员和日本留学生加藤孝哉参加了长安北苑(雷锋仪器厂)汉墓、北周墓、隋唐墓的发掘工作。同年，刘世娥、赵丛苍指导88级考古队对陕西城固宝山遗址进行了首次发掘。至2001年，对宝山遗址进行了三次发掘，发现了大量的商代烧烤炉、建筑遗址和墓葬，为探索汉中地区的巴蜀文化提供了新的重要信息。1991年，赵丛苍、张克平指导89级考古班部分学生，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市柴窝堡遗址和拜城县基齐尔墓地进行了发掘。1993年，戴同心、段浩然、冉万利带领部分学生在校园内首次发现了唐太平广场和实际的寺庙遗址。之后，积累了历年挖掘和收集的校园文物，在西北大学历史博物馆设立了校园考古陈列室，成为西北大学的一大特色和亮点。1994年、1995年，考古班、冉万利和91、92主任对河南渑池班村遗址、山西垣曲古城镇遗址进行了发掘，并与有关科研单位合作，对班村遗址进行了动植物考古、环境考古、人类学多学科综合研究，影响很大。1996年，王世和、王、冉万里、刘瑞军等93级考古班对西北大学桃园校区唐崇华坊遗址进行了发掘，出土了唐代的“台阶”、唐三彩等大量遗物。从1997年开始，考古专业开始承担国家基本建设的重大考古发掘和科研项目。1997年，陈洪海、刘瑞军主持了小浪底库区岩洞遗址的发掘工作。1997年至2004年，钱、冉万里、刘瑞军先后主持了重庆三峡库区万州中坝子、上中坝、于家河、白鹤沟遗址、巫溪和平遗址的发掘和研究工作。2006年，陈洪海、冉万利主持了河北涞水县西水背遗址和河南镇平县姚寨遗址的发掘工作。考古专业从2000年开始启动西北古代游牧民族文化调查研究计划。2000年至2002年，王建新、刘瑞军与新疆、甘肃两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对我国西北古代游牧民族文化遗存进行调查研究，并尝试发掘了甘肃安溪潘家庄遗址和敦煌西土沟遗址。2003年，王建新主持了国家文物局的重点项目

同年，赵丛苍带领2000级考古专业的部分学生对甘肃酒泉西河滩遗址进行了发掘，发现了青铜时代早期的聚落遗址，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2006年，由王建新主持，西北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的部分研究生参与，对巴里坤东河沟遗址进行了发掘，发现了祭祀台、居所、墓葬等一批重要遗迹，在古代游牧文化研究方面取得了一些显著的研究成果。2003年，在陕西省文物局的支持下，西北大学考古系与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合作，启动了“古土地考古研究”项目，钱等人对陕西省彬县、旬邑、淳化地区的古遗址进行了调查。2004年，陈洪海、刘瑞军和陈亮指导2001级考古班的学生对陕西旬邑下尾洛遗址进行发掘，发现了一批龙山时代的窑洞和陶窑，其中发现了一处可能专门烧制石灰的新窑址。2006年，钱、魏女指导2003级考古班学生，主持了陕西淳化枣树沟脑遗址的发掘工作，发现了周初的聚落和大量各具特色的蛇形陶器。为研究先周文化的形成及其与北方青铜时代文化的关系提供了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新材料。2004年，考古系师生参加了由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西北大学、国家博物馆联合实施的秦早期文化研究项目，对陇东礼县古遗址进行了调查。2005年，王建新、赵丛苍、陈亮老师主持发掘甘肃礼县西山遗址，指导2002级考古班学生，获得大量墓葬、祭祀遗存等秦早期文化考古资料。2005年，在汉水上游城固宝山遗址和城阳青铜器多年研究的基础上，西北大学、四川省考古研究所、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联合启动了汉水上游先秦文化调查研究项目，由赵丛苍主持前期调查工作。在上述考古发掘和调查的基础上，近十年来，考古学的学术研究保持了强劲的势头，在中国史前考古、夏商周考古、秦汉考古、隋唐考古、中外文化交流、中国古代文物研究等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承担国家、省、部级、局级科研项目40余项。在各级各类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300余篇。其中在《中国史前考古学导论》、《科技考古学概论》、《中国史前考古学导论》、《考古学报》、《民族研究》等国内外权威核心学术期刊上发表研究论文100余篇。发表学术著作25部，翻译著作2部。其中，刘教授的《考古》、王世和教授和教授的《文物》、教授的《中国史研究》和教授的《老牛坡》反映了近年来考古现场发掘和调查的重要成果。除教授《陕西扶风案板遗址发掘报告》、王教授《慈善寺与麟溪桥》、戴南海教授《城固宝山遗址发掘报告》、教授《东北亚的青铜器文化》、教授《中日古代都城与文物交流研究》、教授《文物鉴定秘要》、钱教授《中国青铜器真伪鉴别》以及在国内外权威核心学术期刊上发表的大量研究论文其中，王世和、的《秦封泥集》和钱的《中国古代玉器》获陕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中国的考古现状在本世纪的最后几年里，中国考古学在发现和研究两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这一时期发现和发掘了一批重要的古遗址和墓葬，为考古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开辟了新的领域。例如，位于长江和黄河分水岭两侧的陕西洛南盆地和石爻盆地的几十个新发现的旧石器时代遗址，为理解中国南方和北方旧石器文化的关系提出了耐人寻味的问题。中国最早的环形壕沟聚落(有墙)，在湖南澧县巴什当遗址发现的大量不同种类的稻作和伴随的农具，为研究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稻作农业和社会生活提供了重要资料。成都平原龙山时代古城遗址的发现和发掘，使人们认识了一种比三星堆文化更早的新的考古文化“宝墩村文化”，为探索三星堆文明的形成和长江流域早期文明的互动奠定了基础。河南省安阳市商代中期花园庄商城的发现和确认，弥补了商代早期郑州商城与商代晚期安阳殷墟之间联系的缺失，将商代历史的考古观察建立在更加可靠的基础上。西汉初年广州南越宫遗址、北魏都城平城碧雍和唐明遗址、元大都元上都宫殿遗址的发掘，在中国城市建筑史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浙江四龙口越窑的发掘，提供了其从唐代发展到南宋初期的地层证据，纠正了陶瓷史研究中的一些错误，是越窑考古的重大突破。此外，自1997年以来，实施了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考古发掘项目“三峡水库淹没区及搬迁区地下文物抢救保护工程”，几乎所有来自全国考古研究机构和高校的考古人员都聚集在三峡库区，年发掘面积超过10万平方米。先后发掘的重要遗址有重庆丰都县烟墩堡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丰都县玉溪仰韶时代遗址、忠县邵棚嘴仰韶时代至龙山时代遗址、瓦扎地和杨梓嫣(中坝)周代工业遗址、忠县半边街(崖脚)、云阳李家坝等战国墓地。这些都为研究三峡地区古代人类的活动、古文化的发展过程、巴基斯坦的历史及其与楚蜀的关系、先秦时期陶器的制盐及相关产业、历史时期的政治地理等保存了大量珍贵资料。笼罩在三峡地区古代史上空的迷雾正逐渐被揭开。第二，“九五”期间出版了一批重要的考古报告。这些考古报告不仅是发掘者和报告整理者对一件考古材料进行初步研究的结果，也为更多研究者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在这些新的考古报告中，有些是发掘多年，至今才整理出来的重要考古资料，如新公布的《中国史前城址与文明起源研究》大汶口文化报告。再如河南偃师县二里头遗址，这可能是中国第一个中央王朝早期都城遗址。该遗址50年代末至70年代末的官方考古发掘报告《陕西扶风案板遗址发掘报告》也是在此期间发表的。更多的是近十年考古新发现，如《中国史前城址与文明起源研究》、《慈善寺与麟溪桥》、《东北亚系青铜剑分类研究》、《城固宝山》等。新石器时代《兖州王因》和《偃师二里头》夏商时期的中原。北方的《舞阳贾湖》，《肖家屋脊》，《宝墩遗址》，南方的《岱海考古》等。以及西周的《垣曲商城》、《郑州商代铜器窖藏》和《大嘴子》。在东周，《大甸子》，《朱开沟》，07

这些考古报告不仅揭示了一些新的考古学文化(如宝墩村文化、朱开沟文化、曲公文化等)的特征。)并弥补了区域考古文化的不足，同时也促进了稻作农业的传播与发展，城邦社会向中心都城的转化，夏商历史的考古观察，周代贵族墓葬制度，青铜文化及其在中国地区的文明地位，古代金属矿冶的技术与组织，中国古代都城的研究。一些重要的考古报告一发表就在学术界产生了强烈的反响。三星堆祭祀坑报告发表后，不久又召开了两次国际学术研讨会，反映这一领域研究成果的系列书籍也将于近期出版，这是其中之一。第三，出现了大量新的考古著作，其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比以前有了很大的提高。综合考古研究方面，北京大学考古系九五期间承担的国家优秀社科项目多卷本《新干商代大墓》现已接近完成。本书全面分析了本世纪中国的考古资料，构建了中国考古学的基本框架，为用实物资料重构中国古代史，更全面地了解秦汉以后的中国历史奠定了基础。《三星堆祭祀坑》由欧美学者集体编撰，采用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两种不同的研究途径，不打折扣，其考古研究部分反映了西方中国考古学家对中华文明起源到秦统一的文明进程的认识和研究水平。在区域考古研究领域，《良渚文化研究》《洛阳北窑周人墓葬》和《天马曲村（19801989）》的藏品几乎涵盖了良渚文化研究的主要领域，代表了目前国内外该领域的研究水平；从0755年到79000年，从多个角度论述了辽河流域古代文化的变迁和各个阶段的代表性遗存，对这一地区的文明起源及其对日本的影响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在专题考古研究方面，九五期间有《张家坡西周墓地》、《三门峡虢国墓》、《铜绿山古矿冶遗址》、《厝墓战国中山国国王之墓》等。此外，还有很多博士论文已经发表。这些考古专著扩大了研究范围，有些研究课题过去从未涉及或很少涉及。第四，新的自然科学方法在考古学中更加多样化。在田野考古记录方面，我国许多考古教学和科研单位都开发了自己的田野考古数据计算机管理系统或数据库，并使用GIS和GPS数据采集器记录和保存考古数据，使用电子全站仪对考古遗存进行勘测和记录。考古记录开始进入数字化的门槛。在考古材料的测年技术上，除了继续沿用以前的常规C14、热释光等测年技术外，还建立或改进了C14、热释光、不平衡铀系法、加速器质谱电子自旋共振法等测年设备，测年方法更加多样，测年数据更加准确。考古学家在分析遗迹的性质时，不仅注重通过筛选、浮选、花粉取样等传统手段获取更多的信息，还利用遗迹的微量元素分析和成分分析。考古机构与基因研究机构合作，开始尝试从古人类骨骼中提取DNA来研究古代族群。在考古研究方法上，区域考古更受重视，出现了许多对一个自然地理区域进行综合研究的著作(部)。吉林大学和山东大学的考古系也与国外大学的同行合作，开展小流域的区域性考古研究。“九五”期间备受关注的夏商周断代工程虽然是一项国家级科研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