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万佛寺石雕艺术 成都万佛寺石雕艺术

成都万佛寺石雕是中国南方题材丰富的一组造像，在中国佛教雕塑艺术发展中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些雕像数量众多，保存完好，年代清晰，雕刻精美，题材丰富，其重要的学术价值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认可。但这些造像自清末(1644-1911年)开始出土，出土后几经辗转，给我们今天的研究带来了诸多不便。前人对这些造像的出土和流传状况进行了梳理。如清代王的《天壤阁笔记》一书最早记载了该遗址造像的出土状况，冯先生也简要介绍了以往造像的出土和流传状况。但仍有相当多的造像出土流传。2011年以来，在四川博物馆的大力支持下，笔者会同相关人员，对成都万佛寺遗址出土石刻中的佛教造像进行了系统整理，梳理了南朝造像的出土和流传情况，并公布了详细资料。在此基础上，结合相关资料，补充唐代造像的出土和流传状况，以飨读者。

图1“元嘉二年”造像碑拓片

成都万佛寺遗址位于成都市一环路二段与白马寺街交叉口北。相传此寺建于东汉颜夕时期(158-167)，是成都著名的古刹。从南朝(420-589)到明朝(1368-164)，香火延续了一千多年。根据文献和出土造像上的铭文，这座寺庙在南朝时被命名为安普寺，在唐代被命名为景忠寺，在宋代(960-1279年)被命名为寺，在明代被命名为寺、赤库林吉寺、万佛寺和万福寺，在明末被张的战争所毁。自清光绪八年(1882年)以来，该遗址已多次出土佛教造像200余尊。如今，四川博物馆(原四川省博物馆)的藏品最多，共有63件，其中包括41件南朝造像。在这41尊佛像中，有16尊立佛、1尊坐佛、10尊佛首、2尊菩萨像、6尊背屏像、3座造像碑、2座造像基座，还有一座仅流传至今的“元嘉二年”造像碑。唐代造像22尊，包括1尊、1尊、1尊、3尊、1尊、4尊、1尊、1尊、1尊、1尊力士、1尊弟子像、1尊经学像、3尊艺妓像、2尊佛手像、1个石雕桶、1根石柱、1尊天王像。此外，北京故宫博物院和中国历史博物馆也收藏万佛寺出土的石刻。在一些碑刻中也有万佛寺出土南朝造像的记载。现将有关情况整理如下：

第一，清光绪八年，成都万佛寺造像首次出土。

清光绪八年。在王《天壤阁杂记》年，当地农民在挖地时，“成都西关万佛寺旧址，忽有残石佛像，大者有房屋高，小者滚石。没有头，或者有首无，谁也没完.每一百。但我拿起字残像三：一元甲，超大，皇帝一开，无纪元，残碑不成文.一定记得很清楚，也不知道怎么从海船北上，重量太重。不幸的是，这次出土的大部分雕像都流散到了国外。

王记载的三尊有文字造像中，造像和无年代造像缺失。所谓元嘉造像，就是——年的“元嘉二年”造像，被认为是当今最早的南朝造像。据说这尊雕像的实物是王的后人卖给法国人的，现在流传的只有拓片。

梁大统七年，夷未归，十三日，武陵王，孝悌，为亡父母建弥勒佛身，供养兴国寺。对于皇帝陛下来说，土地是康宁的，战争灾难将永远持续下去。愿七世父母出六尘，生佛国，早日登净。现在，家人之间常常和睦相处，众生皆有盐福。

本尊收录于龙显昭所写《四川历代碑刻》。如果这是正确的，那么1902年，成都万佛寺出土了南朝的造像。而且根据誓约，在南梁时期(502-557)，成都万佛寺还被命名为兴国寺。我很遗憾原来的雕像不见了。

图2南朝佛像

三、20世纪30年代成都万佛寺遗址第三次出土的造像。

1937年，万佛寺遗址再次出土佛教造像。当地农民在耕作时，挖出了12个26个头的石像，大小都和真人差不多。这些雕像大部分被当时的四川大学博物馆收藏，1950年进入四川博物馆。在整理的过程中，根据相关档案，可以确定本次出土的石雕有18件(其中南朝造像16件，唐代造像2件，有日期的造像5件)，其中立佛9件(图2)，佛头3件，背屏4件(图3)，天王1件，托罗尼1件。它的集合和描述如下表所示(见表1)。

图3南朝造像龛

注：刘文指刘知远、刘廷弼《巴蜀佛教碑文集成》，中国古典艺术出版社，1958年；指冯《成都万佛寺石刻艺术》，1954年《成都万佛寺石刻造像》号；文渊指的是袁曙光《文物参考数据》，《四川省博物馆藏万佛寺石刻造像整理简报》，2001年10号。袁标指袁曙光：《文物》，《四川省博物馆藏万佛寺石刻造像整理简报》，2001年第10号，第38页附表。下表相同。

四、成都万佛寺遗址上世纪40年代出土的第四尊雕塑。

1945年到1946年，原四川理工大学在这里建校舍时，据说出土了很多佛像，但都被破坏或埋在了大楼地基下。具体情况不得而知。

图4南朝佛像

五、20世纪50年代成都万佛寺遗址第五次出土造像。

1953年至1954年，中铁二局和中铁二勘察设计院在此进行基建工程时，共挖掘出200多尊雕像。当时，四川省博物馆收藏组和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派专人从现场清理并取回雕像，放入四川博物馆。冯老师随后写了一篇文章，公布了这些雕像的基本情况。根据相关档案资料，可以确定此次出土的石雕有41件(南朝21件，唐代20件，有日期的4件)，其中立佛6件(图4)，坐佛2件(图5)，佛像5件(图6)，弟子像1件，阿育王像2件，阿育王像1件(图7)。其集合和描述列表(见表2)。此外，四川博物馆还有万佛寺出土的其他四尊石雕，包括一尊佛头、一尊阿育王头和一尊造像碑。这三尊造像的出土和藏年不详，基本信息如下(见表3)。

图5南朝佛像

图6南朝佛像头像

图7南朝阿育王头像

图8南朝造像

表3出土入藏日期不详的万佛寺石刻基本情况

表3万佛寺石刻基本信息未探入藏

除了四川博物馆的藏家，成都万佛寺遗址出土的佛像也不在少数，如中国国家博物馆、北京故宫博物院等。中国国家博物馆有一尊唐朝国王像，高108厘米，出土日期不详。

此外，我们还在成都万佛寺收集了另外两尊南朝造像，这些造像只有碑文记载。T

梁于丁酉(527)年十六岁。十二月初八，佛门弟子陈庆之做了一尊观音铜像，铜像上的父母都出生在同一个佛国。

根据现有资料，万佛寺遗址出土的南朝造像均为石刻。如果高的说法是正确的，那么该雕像是目前该遗址出土的唯一金铜雕像。

另一件是大同元年的母子像。据高文《文物》介绍，该雕像高37米，宽23厘米，出土日期不详。出土后属大观唐少坡。其誓言如下：

一切成就此功德，身在七世，神的净土，众家人永不苦，母子共赴西天，早成佛果。大同元年，游静和他的母亲成功了。

综上所述，从1882年到1954年，成都万佛寺遗址共出土了五次石雕。1882年出土的大多数雕像已经流散到国外。虽然这次可以确定出土的是所谓最早的南朝造像——“元嘉二年”，但造像的年代还是要慎重。1902年(541年)出土的梁大同背屏像已消失，具体情况有待进一步调查。四川博物馆有18尊1937年出土的雕像。1945 ~ 1946年出土的雕像已经看不到了。四川博物馆1953 ~ 1954年共出土41尊造像。此外，四川博物馆还收藏有西藏出土的四尊不为人知的南朝造像。此外，中国国家博物馆中的唐朝国王雕像据报道源自万佛寺。还有十六年的田健和大同元年的雕像，只在铭文中有。出土日期不详，也可能来自万佛寺。

来源：考古学

四川博物馆“四川博物馆”的古董资料。目前馆藏文物30万件，居全国前列。其中最具特色的是巴蜀青铜器、张大千绘画、四川汉代画像砖和陶塑、字画、佛像、民族文物、民俗文物和近代革命文物，都具有很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四川省博物馆的藏品是通过几代古人的辛勤劳动积累起来的。1941年，原馆长冯教授主持发掘了原蜀永陵，开创了四川省博物馆收藏文物的先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四川的考古工作有了很大的发展。当时在四川承担主要考古任务的我馆，在几十年的野外工作中，获得了大量的文物，丰富了各个历史时期的文化遗产。1951年在紫阳黄鳝溪发现“紫阳人”头骨化石，后来在铜梁县富林、紫阳鲤鱼桥、西廓水库发现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址和遗物。四川各地已发现300多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其中以公元前4400年至公元前3300年的巫山大溪遗址最具代表性。该遗址首次发掘于1955年，之后经历了两次发掘。从200多个墓葬中出土了1250多件石器、陶器、骨头和其他物品。它的发现命名了以红陶为主、彩陶为辅的长江中游区域文化，为了解两湖新石器时代文化奠定了基础。商周、春秋、战国时期考古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出土实物证明巴蜀地区是一个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区域，与中原及周边地区有着广泛的文化联系。1956年，我馆考古人员发现了新繁水观音商周遗址，出土了三角援矛、空心斧等青铜器，是研究早期巴蜀文化与战国巴蜀文化传承关系的重要物证，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在1957年和1959年的两次试掘中，出土了陶器、豆形器皿、碗、平底壶、纺车和青铜宝塔，为研究早期蜀文化提供了重要实物。1959年和1980年，在彭州市勐养镇瓦瓦街，先后两次发现西周早期青铜器，出土青铜器40余件，其中兽面、羊头、牛耳等青铜器不仅器型巨大，而且器型和纹饰精美，堪称重器。它的形状和颜色都和北方的不同，应该是模仿中原制作的。两只铜排的内底分别刻有“福琴簋”和“木付正记”，字体与中原出土的青铜器铭文相同，应该是中原传入的。盘龙盖的形制和纹饰与1973年辽宁喀左出土的一件商周青铜瓮基本一致，应该也是中原文化之物。1965年，成都百花潭战国墓出土的“镶宴攻纹铜壶”为金属材质，上下四层，第一层为“射采桑”，第二层为“射射”。第三层是“水陆并进”；第四层是“狩猎”和装饰图案，已成为战国时期战争和生产的全景，具有很高的文物和艺术价值。1972年，郫县独树出土了一件具有代表性的虎纹青铜戈，上面铸有一组铭文。在巴蜀的其他青铜器上也发现了类似的符号。这种未读符号被称为“巴蜀象形文字”，可能是甲骨文和铭文之外的一种流行于巴蜀地区的文字符号。1954年，广元市宝轮镇出土战国时期船棺9具，出土青铜器、陶器、漆器29件。巴什剑上有“巴蜀於菟”，其年代与拉棺墓相同

上面还有细密的金交错纹，竹笋上有巴族常见的符号，文化内涵带有一些楚文化的因素。它应该是两种文化相互作用的产物。1980年，新都县马家乡战国郭牧墓腰坑出土了188件青铜器。礼器的形状和装饰与楚器相似，表明了蜀与楚的文化交流。九件或五件武器和工具被分组并铸有类似于家徽的符号。从铜印上的九器组合和都铎所象征的王权来看，明显带有中原的影响。说明战国中期，蜀文化与其他文化的融合加剧。1955年，成都172号战国墓出土了鼎、壶、甑、陶等青铜器50余件，其中有相当数量的金银器，青铜器中也有“巴蜀话”。从工艺上看，既受中原影响，又有浓厚的地域文化特色。秦汉时期，秦与巴蜀合并后，四川经济文化迅速发展，自然条件优越，水利工程先进，形成了以成都平原为中心，自流灌溉，千里良田的“富庶之地”。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巴蜀地区已发掘出2000多座汉墓，大量出土文物成为我们研究汉代人们精神世界、思想观念、信仰习俗的重要资料。四川汉代画像砖、画像石(石棺)、陶俑以种类繁多、分布广泛、题材丰富多彩、雕塑精美著称，是继三星堆青铜器群之后，四川美术发展史上的又一高峰。1974年，在都江堰外江闸附近发现了一座2.9米高的李冰石像，其历史可追溯到公元168年。四川省汉代崖墓众多，出土的画像石棺占全国画像石棺的90%以上。我馆1974年在郫县新胜乡发掘的《宴百戏》石棺，四面环抱，前后档为双阙、伏羲、女娲，左右各为宴、舞、杂技，另一面为漫、角抵、水戏。1974年，新胜乡出土龙虎戏墙石棺盖。画面中高傲的龙虎很有动感，牛郎织女雕刻在龙虎之上，似乎是中国最早的牛郎织女图。四川汉代石棺以其杰出的雕刻艺术成为古代雕塑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与画像砖、画像石、石阙并称为四川汉代艺术的三大高峰。以地域分布广、时间延续性强、艺术形式多样而著称。我馆从彭州、新都、大邑、彭山县、德阳、什邡市等地发掘、收藏了数百种各种题材的画像砖，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它的思想和质朴。它反映了汉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最有价值的是把劳动人民的生产活动表现为美好的事物，从而形成了汉代漫长的社会风俗画。四川汉代画像砖夸张的造型、力度、动作构成了古拙的审美特征，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结合的典范，是人类艺术史上的瑰宝，汉代有灰陶、红陶、釉陶，多为模压、捏塑或兼而有之。其题材广泛，包括说唱、烹饪、乐舞、侍者、劳动、三部曲、车马、建筑、动物等。四川的东汉陶俑，有着古朴质朴之美，不求细节描写，更多的是用夸张的手法追求形似。南北朝最重要的考古成果是，1953年在成都西郊万佛寺遗址建成200多座石雕，年代从梁到唐。虽然许多雕像不完整，但它们仍然是研究佛像和四川圣坛发展史的重要材料

唐宋时期最重要的文物发现是的永陵，它是冯教授于1942年发掘的。有玉帛丧书、陪葬珍品、玉带和部分银器，有王简石像和棺床上雕刻的24尊音乐像，是这一时期雕塑艺术的杰作，也是音乐史研究的重要资料。1971年清理后的束河陵(孟志祥与夫人福清长公主合葬)；1974年清理金惠墓；1977年张墓被清理，出土了一定数量的文物，为研究两蜀历史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证据。1959年，德阳孝泉镇地窖出土银器32件，万县唐冉蔡畅墓发现青瓷100余件。蜀瓷遗存的发掘也是这一时期考古工作的一大特色。唐宋时期，四川瓷窑星罗棋布，烧造区域极广。1953年广元瓷窑打下古窑，1976年彭州瓷峰窑、邛崃窑、成都刘力窑都体现了宋代四川制瓷的发展水平。元代文化遗存包括1956年成都保和镇元墓。在清理的四座墓葬中，出土了30多件陶俑和香炉瓶。1974年，简阳市东溪园袁墓出土青釉、影釉、白釉、黑釉等瓷器525件，其中青铜器60余件，砚台17件。从各地生产的瓷器，可以看出四川与外地之间的商贸活动。明清考古成果主要包括1955年成都白马寺6号明墓出土的82件随葬俑、20余件瓷器和部分金银饰品。1970年，蜀王长子朱墓在成都北郊凤凰山被发掘。墓中出土了500多个彩色俑，看起来像一个仪式方阵。1974年，平武县古城乡王茜家族墓被发掘，出土金器129件，银器49件。其中，从王罕的妻子朱墓雕刻的数字是金发碧眼，分为三层，亭台楼阁和音乐和舞蹈表演，由40多人。做工精致，层次分明。此外，成都及其附近还发掘了许多明代宦官的墓葬，出土了大量的陶器和瓷器。四川是一个多民族社区，有14个少数民族。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了灿烂的文明，留下了许多珍贵的文化遗产，这也是我收藏的一大特色。馆藏彝、藏、羌文物6000余件。彝族漆器集绘画、雕刻、镶嵌、堆漆等技法于一身，造型、色彩极具民族特色。西藏的金银器皿、木刻经书、镀金藏戏脸谱，是西藏文化宝库中的奇葩。我馆收藏的金铜佛像和唐卡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上乘，其中《四川历代碑刻》在国内较为罕见。1978年，我馆在毛文城关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出土各类文物1400余件，为研究羌族的文化渊源提供了依据。此外，羌绣和羌笛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载体。四川省博物馆收藏的历代书法名画居全国前列，有宋徽宗的《四川历代碑刻》、刘松年的《乐书》、唐棣的《格萨尔王画传》、文徵明的《腊梅双禽图》、唐寅的《秋山行旅图》、八大山人、石涛的巨幅山水。此外，四川省博物馆的近现代文物、历代钱币、民间文物也很有特色。本书选取的文物只是藏品中很小的一部分，但它已经显示了四川历史文化的丰富和博大。回首过去，我们应该向为繁荣四川文化文化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的几代考古工作者致以崇高的敬意。四川省博物馆原址在人民南路四段

该项目是四川省重点文化工程，也是四川文化在新世界的形象工程。巴蜀文化博大精深，历史悠久。在某种程度上，新川博博物馆将成为研究巴蜀历史、传统和文化，感知和把握未来的文化中心。本段新馆展览编辑总结目前，四川省博物馆馆藏文物26万余件，其中国家一级文物1399余件，将依次在馆内展出。3000多件文物首次在新博物馆展出。展览中心共15个展厅，除4个临时展厅(与兄弟馆短期交流展览)外，其余均为主题展厅。一楼五个展厅，除了三个临时展厅，《携琴远眺图》占了两个展厅，分为三个部分：粗犷古朴的石雕艺术、五彩斑斓的陶瓷雕塑艺术、形态生动、风情万种的画像砖艺术。展出了200多件文物。二楼：青铜器博物馆、大丰殿、精品书画、瓷器博物馆。四川省博物馆的藏品从清华路上的博物馆正门上去，刚进展览中心二楼。巴蜀青铜器馆：分为竹瓦烟云、马家御魂、花之余香、涪陵韵味、羊之余晖五个部分。共展出271件(套)西周至战国时期的文物。大风堂：“大风堂”是张大千作品的专门展厅。省博物馆是中国收藏张大千作品最多的博物馆。展厅分为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大写意、大千版画三个部分，展出文物90余件。中国书画精品馆：展示省博物馆收藏的历代书画精品，分唐、宋、元、明、清、近代四个部分，共113件(套)文物，其中《高人名园图》，刘松年《虚阁晚凉图》，唐寅《蜀风汉韵——四川汉代陶石艺术展》，石涛巨幅山水。瓷器博物馆：该博物馆以“泥与火的艺术”为主题，将展示历年出土的蜀国瓷器。分泥成陶，巧拙结合；简单自然，韵味十足；有三个部分：群美和瓷园聚会。从新石器时代到清末，时间跨度上千年，充分展示了四川各个历史时期出土的陶瓷珍品和一些代代相传的精品。三楼：三楼楼梯，如藏佛之光，万佛寺石雕，从南面进入。位于左后侧的室外平台将建成咖啡厅，供游客休闲使用。藏传佛教之光：分为藏传佛教金铜像、藏传佛教寺庙、藏传佛教绘画艺术、古籍四个部分。展出200多件文物，其中大部分是首次公开展出。万佛寺石刻馆：分为南北朝造像、唐代造像、五代造像和四川其他地区石刻四个部分。共展出南北朝至五代石刻65件，主要在万佛寺。古风雅韵——工艺美术博物馆：精品工艺美术藏品分为玉器、金银、竹木、牛角、漆器、皮影、鼻烟壶、蜀绣、古琴等十一大类，共展出文物252件。时间跨度早至商代，晚至清末民初。它们不仅是精美的手工艺品，也是生活中实用的东西。它们是造型独特、色彩绚丽、雕刻华丽的艺术瑰宝。山的回声：博物馆是四川各少数民族文物的专题博物馆，分为山中彝族、羌族、高原藏族、丛中苗族四个部分。展出的200多件展品是从博物馆中挑选出来的

四川省博物馆四川省博物馆成立于1941年，位于成都市浣花溪历史文化风景区。它是中国西南地区最大的综合性博物馆，在国家公共博物馆中占有重要地位。2009年，随着新馆的落成，被四川博物馆更名。目前，四川博物馆拥有文物26万余件，其中珍贵文物5万余件。四川博物馆有专职和兼职研究人员30余人，先后出版了《腊梅双禽图》755-7900《秋山行旅图》等学术著作。2011年，“提升四川博物馆修复能力”项目被国家文物局确立为全国两个试点项目之一。永久展览张大千书画博物馆四川博物馆收藏了大量张大千的画作，尤其是临摹敦煌壁画。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200多幅，四川博物馆收藏183幅。张大千老师在敦煌的时间有限，大部分未完成。他把临摹的画带回四川后，折叠起来，装箱存放在昭觉寺、沙河村等地。1963年，张大千先生的家人正式将这批文物捐赠给四川省博物馆收藏。巴蜀青铜器博物馆四川馆收藏有20世纪50年代以来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中出土的大量精美青铜器，如新繁水观音、巴县东孙坝、赵华宝轮园、彭州竹瓦街、成都阳子山、成都百花潭、重庆涪陵小天池、新都家乡、广汉三星堆、成都金沙、茂县、宣汉县等。巴蜀最具特色、发展最广泛的青铜器是各种青铜边卫，包括武器和工具。此外，巴蜀青铜器上还有许多特殊文字的铭文，并铸有手心、花蒂、虎鸟等形状的符号。巴蜀地区也有一些青铜器与周边诸侯国风格相似。如新都九连墩墓出土的礼器，在形制和纹饰上都与楚器相似。万佛寺石刻馆万佛寺位于成都西门外的金童桥。据说它建于东汉的颜夕(公元158-167年)。它是成都著名的古刹。从南朝到明朝，香火延续了一千多年。据文献和出土造像铭文记载，万佛寺南朝时名安普寺，唐代名精忠寺，宋代改名静音寺，明代名万佛寺，明末毁于兵。万佛寺遗址自清光绪八年(公元1882年)出土以来，先后四次出土大量石雕，约200件。其中，两次出土的造像大部分被四川博物馆收藏，包括佛像、菩萨像、造像碑、造像龛、艺妓像和各种建筑构件。其出土的南梁造像(公元420-589年)刻有明确的年代，是研究早期佛教艺术的重要资料，万佛寺的石雕在四川乃至全国占有重要地位。题材丰富，布局复杂完整，雕刻精美绝伦。其多件精品多次参加国内外展览，并被列入各类画册。汉代陶石艺术博物馆在四川盆地发展较早。秦统一巴蜀后，中原先进的文化和生产技术迅速传播，汉代四川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水平有了很大提高。文翁的兴学使四川文化得到了迅速发展。稳定富饶的四川，自然成为陶石艺术流行的重要地区。从西汉中后期开始，盛行于东汉，最迟至蜀汉初年。不仅数量多，种类多，而且其画像风格具有地方特色。生动形象地展现了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无论是在塑造技艺还是雕刻技法上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它不仅在汉代社会生活、精神信仰和道德观念的研究中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而且在中国美术史上写下了辉煌的篇章。巴蜀陶瓷的发展是一个陶瓷博物馆

特别是琼瑶的彩点、点画、彩绘，拓展了陶瓷装饰艺术的新天地，久负盛名的省油灯堪称一项非常有意义的发明。四川的书画艺术有着深厚的传统。自唐代以来，京都等地的一些画家追随玄宗和唐僖宗以避乱，为四川的书画艺术带来了繁荣。《虚阁晚凉图》中提到“蜀道偏僻，画师独比方”。从0755年到79000年，记载了从唐(公元758年)到宋乾德(公元967年)和从清初到民国(公元1736-1946年)两个历史时期，四川本土及外国书画名人达1100余人，在四川留下了无数的书法名画。抗战时期，四川作为大后方，汇聚了来自四面八方的文化名人和艺术家，再次掀起了现代艺术的浪潮。四川国家文物博物馆收藏了7000多件民族文物，展出的所有民族文物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包括彝族、藏族、羌族、苗族、回族、蒙古族、土家族等14个少数民族的工艺品、宗教用品、服饰、日用品、工具、乐器和武器，串起了各民族的文化、习俗和礼仪，凝聚了深厚的民族文化藏传佛教文物博物馆四川是中国第二大藏区。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四川博物馆收藏了丰富的藏传佛教文物。这些文物全面反映了1000多年来佛教文化在藏区的传播和发展。藏传佛教对藏族人民的影响是广泛而深刻的。已经渗透到它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习俗等各个方面，成为藏族广泛信仰的宗教。经过长期的民族文化交流，传入蒙古族、土族、裕固族、珞巴族、门巴族、纳西族、普米族，在西藏、四川、云南、甘肃、青海、新疆等地。作为辛亥革命的导火索，民国轻川护路运动被载入中国史册，在中国历史尤其是四川历史上竖起了一座丰碑。在纪念四川铁路保护运动一百周年之际，四川博物馆举办了展览《四川博物院藏〈格萨尔〉唐卡研究》。举办此次展览，是为了缅怀百年前辛亥先驱们振兴中华、爱国为民、追求民主共和的革命精神和业绩，展现开创民国的革命风范，再现护路运动“全川悲壮、世界变色”的动人场景。工艺美术博物馆展示了四川博物馆收藏的精美工艺品，包括玉器、金银器、竹木角器、漆器、皮影戏、鼻烟壶和刺绣。时间跨度早至商代，晚至清末民初。它们不仅是精美的手工艺品，也是生活中实用的东西。其独特的造型，绚丽的色彩和华丽的雕刻已经成为艺术瑰宝和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临时展览四川省博物馆成立以来举办了一系列展览，包括：《四川出土南朝佛教造像研究》755-7900《馆藏书画精品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益州书画名人录》《希望之路共和之光纪念辛亥四川保路运动100周年》0《四川省历史文物陈列》00755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