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早期文字探讨中国精神文明史的 是中国精神的发展史

【专题《文明传统与经典一代》】

作者：赵敏丽(首都师范大学教授)

中华民族早期的文字，包括文字和图像符号，不仅仅是物质文明史的简单记录，更是在此基础上产生的人类早期文化记忆，是对生命的认识，对宇宙的观察，是对中华文化知识谱系的构建。

近百年来的考古发现用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从旧石器时代的元谋猿人遗址、陕西蓝田猿人遗址、新石器时代的北京猿人遗址到裴李岗遗址、新乐遗址、仰韶文化、马家浜文化、河姆渡文化、大溪文化、红山文化、三星堆文化、良渚文化、屈家岭文化、马家角文化、龙山文化、齐家文化、陶寺遗址等。特别是在这些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石器、玉器和陶器，发现了早期的房屋、广场、宫殿、城墙和大型墓葬，证明了当时中华民族的物质文明所能达到的高度，一部更加可信的中国物质文明古代史呼之欲出。

通过物质考古的发现，我们也知道了人类早期的精神文明。比如根据早期岩画的发现，我们知道人类很早就掌握了绘画的能力；根据穴居人尸骨旁的贝类饰物，我们知道当时的人已经有了审美意识；根据早期人类遗址、玉琮等礼器的发现，知道当时有相关的宗教活动；我们还可以根据早期人类的不同住所、墓葬的大小和随葬物品的数量来推断中国何时进入阶级社会，他何时可能有部落首领，墓主人生前的社会地位。随着这些考古文物的发掘，其上沉积的精神文明也让我们浮想联翩。比如仰韶文化的彩陶，红山文化的玉龙，良渚文化的玉琮，三星堆文化的面具，这些都包含了当时人们的文化观念。这说明中华民族精神文明的发展史和物质文明的发展史一样长。

然而面对那些不会说话的冰冷文物，我们虽然可以驰骋想象力，却很难窥见祖先丰富的内心世界，了解他们的所知所想。所以我们不满足于了解古人的生活，还想了解他们的内心。人类不仅需要物质考古，更需要精神考古。而这些恰恰存在于人类早期的文字中(包括文字和图像符号)。它们是中华民族精神成长的历史遗存，是我们精神考古最有价值的资料。按照他们的说法，人类精神考古的意义不亚于物质考古。

当然，要进行人类精神考古，必须以物质考古为前提。幸运的是，丰富的物质考古成果正在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考古提供强有力的支持。近百年来，从旧新石器时代到夏商周时期的一系列考古发掘，基本理清了中华文明从原始村落到城市，从部落到国家，从石器的使用到铁的铸造，从原始的灰陶到精美的青铜器，从早期的描绘符号到文字的成熟，从财产的共有到阶级的出现，从原始的信仰到大规模的宗教活动，等等的发展过程。仔细对比就会发现，这种由考古构建的中华文明史链条，与中国早期著述中勾勒的从五帝到夏商的历史进程基本一致。如二里头文化大体对应夏文化和商早期文化，陶寺遗址与传说中的杜尧有关，从考古遗址、出土文物和年代学角度基本可以证明。《史记》记载了商代以前的诸侯王的名字，与甲骨文记载的基本一致，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可以说，是现在的物理考古让我们再次认识到早期文字的巨大价值。因此，借鉴当代考古学的丰富成果，将中国早期文明研究推向新的高度，实现从物质考古到精神考古的深度。这一切都离不开对中华文明早期文字的研究。

我们知道，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所以，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们有悠久的写作传统。中国人很早就发明了文字，设立了历史学家，有意识地记录了中国早期的精神文明。据考古发掘，早在20世纪60年代，Xi安半坡仰韶文化遗址就发现了100多个陶器符号，距今约7000 ~ 5000年。此后，我们又陆续发现了青海乐都刘湾遗址的彩绘符号、湖北杨家湾出土的陶器雕刻符号、安徽蚌埠双墩遗址出土的雕刻符号、大汶口文化的陶文、良渚龙山时代的雕刻文字，其中有些甚至可以解释成句子。特别是河南舞阳裴李岗贾湖遗址1984 ~ 1987年出土的龟甲铭文，最早可追溯到距今7500 ~ 8500年。这说明远在商代甲骨文之前，中国就有了相对成熟的文字。虽然我们还没有发现殷商以前系统的文字遗迹，但先秦典籍中有很多相关的记载。《左传召公十二年》:“左氏倚古，王曰：‘好史！儿子擅长这个。是的，你可以读《三坟》《五典》755-7900《八索》。”孔英达《九丘》引孔安国《正义》:“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尚书序》，亦为言之道。少昊、颛顼、唐、郁的书叫《三坟》，也就是常说的。”“八卦说，称之为《五典》，求其意。九州之志叫《八索》。”“楚左氏倚相，可阅《九丘》《三坟》755-79000《五典》755-79000。也就是说末代皇帝的遗书也是。" 《八索》:《三皇五帝之书》，贾逵云：" 《九丘》，《黄三之书》。《周礼春官宗伯》，五帝代码。《三坟》，八王之法。《五典》，九州亡国之戒。“郑玄注《八索》也认为《九丘》 《左传》是三皇五帝之书。当然，这些说法带有后人猜测的性质，但可以肯定的是，到了春秋时期，这些文献仍有少量保存下来。应该是用商周以前的古文字写的，所以很少有人看得懂。看先秦文献，我们知道那个时代的人经常“引经据典”，比如《三坟》 《五典》 《左传》被引用多达20次。这些足以说明中国的早期文字产生的早。《国语》记载对殷商遗民的训诫：“只有你知道，只有殷的祖先，有书有典，还有的。“这说明在商代，除了用于占卜的甲骨文和刻在青铜器上的铭文之外，还有大量的经典书籍。这些文献是商朝遗民所熟知的，周公可以用这个事实来训诫他们。由此可见，中国早期的文字有着悠久的历史。

人类为什么要发明文字(包括文字和早期的图像符号)？它是以物质文明为载体，通过有效的手段记录人类的历史、经验和智慧，用以回顾过去，指导未来。六经(《墨子》755-7900《夏书》755-79000《尚书多士》《诗》《书》00)作为中国早期文字最重要的成果流传至今。仔细分析就会发现，中国早期文字的主要目的并不是记录历史。六经中只有《礼》年记载历史，最晚产生。其实即使是0755年到79000年，记录的历史事件也是极其简单的，更重要的是通过历史事件记录孔子对这些事件的评价。其余五经记载了先民的诗词乐舞，治国经验，日常生活的规范和国家制度，以及关于宇宙人生的思考和智慧，等等。总之，中华民族的早期文字，虽然建立在物质文明的历史基础上，但并不是对这一历史过程的简单记录，而是在此基础上产生的人类早期文化记忆，是对生命的认识，对宇宙的观察，是人类精神成长的过程，是中华文化知识谱系的构建。

之所以提出“早期文字”的概念，是为了更好地开展精神考古，通过追根溯源，探索中华民族早期精神文明是如何形成的，知识谱系是如何建立的。“写作”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概念，有着巨大的阐释空间。它由“书”和“写作”两个同义词组成。其本义是指写作的行为，后引申为写作的内容、表达的感情、寄托的思想。而今天，我们把“写作”作为一种以精神生产为目的的人类主体活动，对其进行综合研究，包括其目的、写作方法、写作价值、写作内容等各个方面，并最终落实到人类精神文明建设中。因此，我们有可能充分利用当代考古学的丰富成果和出土文献，搞清楚中华民族早期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关系，中国早期的“经典”是如何产生的，中华民族的古代史是如何确立的，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是如何形成的。

近百年来的考古成就，为我们描述了一条可信的中国物质文明发展史线索，为我们探索中国精神文明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精神考古与中国早期写作应成为新世纪中国学术发展的重要方向。写作学不同于文史哲学，不同于传统的经学或史学，也不同于目前比较流行的所谓“文本”学。它把它作为人类特有的精神活动来研究。应该从人类为什么要写作这个基点出发，对现有的知识谱系作出新的解释，探讨中华民族的思想、情感、价值观、行为准则、历史意识、天人哲学以及一切与中国文化发生相关的根本问题，构建一部与社会文明史相呼应的中国精神文明史。它是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乐》(2021年11月1日第13版)

来源：光明网-《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