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董燕生海岱地区史前文明进程研究的历史回顾

一.前言

东部地区以现在的山东省为中心，以渤海、黄海、泰山(戴)和淮河下游(旧路)为界，主要包括胶东丘陵区、鲁中南部丘陵区及其周围的山前平原。考古学家称之为海岱文化区1、太乙文化区2、东夷文化区3、齐鲁文化区或黄河下游文化区。不难看出，这些术语是从不同角度对这一历史文化区域的表述，但“东夷”群体(族群)根据其定位和族群分类，源于夏商周的话语霸权，与史前考古文化的对应关系，显然是一个颇有争议的复杂问题；但齐国和鲁国只是西周时期东方的两个大国，并不能完全代表东方早期的政治文化发展格局。此外，先秦大部分时期，黄河主要从天津、河北或淮河入海。所以，把这个区域叫做海岱文化区似乎更合适。在整个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早期，海岱区的文化基本上是独立发展的，是中国六大文化区之一。几十年的考古和研究表明，海岱文化区作为华夏文明的多元起源之一，以其对华夏文明形成和发展的独特贡献日益凸显，成为研究中国早期文明起源不可回避的重要区域。

总的来说，海岱区文明起源的考古探索主要有两个高潮。第一次高潮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末。以大汶口墓群不同、随葬品丰富的墓地信息的公布，以及对陵阳河图像和文字的解读为契机，学术界对大汶口文化的社会性和民族性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其中以唐兰关于大汶口文化已进入文明社会、中国有五六千年文明史的观点最为著名。但由于当时海岱区史前文化的谱系和年表没有建立，文明起源的讨论也没有积累足够的数据和理论方法，热潮在两三年后迅速降温。第二次高潮是90年代以后。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在苏老师植物区系类型理论的指导下，海岱地区已经基本确立了新时代中期至青铜时代早期的北新-大汶口-龙山-岳石文化的文化发展序列和谱系。因此，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寿光边边王、章丘城子崖、邹平丁公、临淄桐林等龙山文化遗址(壕沟)的发现，以及丁公陶文的发掘，自然引起了考古界对这些与文明进程密切相关的考古资料的思考。特别是90年代初，自苏先生提出中国考古学要转向史前史和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以来，6。在中华文明起源研究掀起热潮、各种文明起源学说层出不穷的新形势下，海岱地区文明进程研究也进入了新一轮高潮。

本文拟对海岱地区文明进程的研究过程进行历史回顾，分析评价的重点是学者的研究取向，主要包括研究中涉及的内容、角度、思路和理论(历史)依据。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海岱地区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历史文化发展，其文明进程涉及到以中原为中心的商周文明的发生、发展、中断和最终融入的全过程，实际上涵盖了整个先秦时期(包括史前、原始历史和历史时期)。为便于讨论，本文将研究时间限定在青铜时代早期以前。

二，海岱地区的文化发展框架

20世纪初，史学界普遍认为商族起源于东方，主要在山东。为了探寻殷墟文化的源头，20世纪30年代初，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对济南龙山子牙遗址进行了发掘，鉴定出以黑陶为特征的龙山文化，认为龙山文化与殷墟文化关系密切。为了进一步了解龙山文化的分布和特点，考古人员在海岱等地区做了大量的考古调查，还发掘了日照两镇等遗址。在当时以及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学术界对龙山文化与仰韶文化、小屯文化的关系以及族群对应等问题都花费了相当大的精力和时间。直到1959年，泰安大汶口(宁阳堡头)清理出133座史前墓葬。出土的遗存既不同于龙山文化，也不同于仰韶文化，如墓葬单一，随葬品丰富，墓葬等级分明。这和仰韶文化有很大的不同，仰韶文化主要是二次合葬多人和稀有的随葬品。震惊了考古界，建立了大汶口文化，认识到它更早。学术界在对大汶口文化的社会性质争论不休的同时，也对大汶口文化的内容、分期和来源，以及龙山文化的走向进行了积极的思考，促使许多地方做了大量的基础工作，包括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和年代学研究，如王印兖州、邹城叶店、泰安大汶口遗址、滕州北辛、莒县陵阳河和大竹村、穆平赵哥庄等许多重要遗址。到20世纪80年代初，考古界基本构建了公元前5300年至公元前1500年北新-大汶口-龙山-岳石文化的文化发展序列，并在90年代前后发现了早于北新文化的后李遗存，使海岱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提前了数千年。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一些学者开始意识到山东和苏北应该是一个独立的文化区域，是中国早期文化发展的三个中心之一。海岱区是苏根据植物区系类型学理论划分的史前“六大文化圈”之一。至此，以山东省为中心的海岱地区是一个独立文化区的观点迅速得到考古界的认同。此前，史学界通过对古代文献的梳理和对历史传说的考证，曾提出海岱族或东夷族是中国三大古代民族或部落群之一，表明该地区具有独特的文化。现在已经被考古资料证实了，这是一种“耦合”。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从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初，考古界主要集中在对各种文化的年代学、地域类型、文化特征以及与周边文化的关系的基础研究上，基本弄清了海岱地区作为一个文化区的形成和发展过程。这些基础研究成果为未来探索海岱地区的文明进程搭建了坚实的平台。

在开展这项工作的同时，我们还发现了大量与社会分化有关的遗存，主要集中在大汶口、龙山文化墓葬和聚落。其中，大汶口遗址已发现大汶口文化早期大型墓葬等大汶口文化墓葬，说明这一时期社会已开始分化；叶店遗址发现了一批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的大型墓葬。在信宜华亭墓地，发现了10座面积独立的大型墓葬，其中烈士8座，最多5人，随葬品159件，还出土了丰富的良渚文化玉器和石器。在大汶口文化晚期的墓葬中，如陵阳河、大竹村、莒县航头等，上层贵族墓葬都是单独区域埋葬的。该墓规模庞大，包括薄胎、厚胎、高柄杯等数十甚至数百件陶器，大型陶罐和过滤器，以及数量惊人的猪下颌骨、精美的玉器和刻有图像和文字的陶臼(目前该地区已出土20多件陶臼)在聚落方面，滕州西康刘遗址发现了与建筑有关的夯土桥台。五莲丹徒遗址发现了大汶口文化晚期的壕沟和夯土墙，丹徒还出土了数量惊人的大汶口文化晚期大型玉牌、丛。安徽蒙城尉迟寺也发现了壕沟，出土了一些刻有图像和文字的陶臼，大部分与莒县的基本相同，这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新现象。

龙山文化墓葬材料中，高级墓葬主要来自泗水尹家城和临朐西朱峰，均有棺椁葬具，后者也有器物箱。西珠峰、长乐袁家墓地出土了精美的玉钹、大玉刀、冠饰，丹徒、两镇的超大型玉刀、玄寂、刻有兽面的玉簪也可能出自墓葬。临淄桐林遗址出土的“猎鼎”、“猎盆”等大型陶器也引起了广泛关注，邹平丁公遗址出土的11字单刻陶文是首次大发现。此外，在一些遗址中还出土了小块的青铜器。聚落方面，药王城、桐林遗址两镇等超大型聚落面积达数十万平方米，防御壕也已普遍。城子崖、丁公、桐林和阳谷景阳冈也发现了城墙。岳石文化也有一些重要发现，如殷家城遗址出土的青铜刀、镘、环，桓台史家发现的木架、刻字甲骨文的大水井，城子崖清理出的夯土墙等。这些重要发现构成了研究海岱地区文明进程的又一重要依据。

第三，早期探索

早在城子崖遗址发掘和龙山文化确认之时，李记、梁思永等学者就从陶器、甲骨、夯土、墓葬等方面论证了龙山文化是殷墟文明的主要来源。后来，尹达老师做了进一步的阐述。13日以后，河南发现并鉴定了比殷墟(小屯)文化更早的二里岗文化和二里头文化。这样，由于龙山文化和小屯文化之间还有近千年的时间差距，大陆考古学家一般不再谈龙山文化和殷墟文化的关系，而台湾省的考古学家写了大量论文论证两者的关系，认为殷商文化的根基是山东龙山文化。甚至在七八十年代，邹衡的考古研究已经基本解决了夏商文化的起源问题。然而，美国学者张广智仍坚持认为商代上层起源于东方，认为殷商文化与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有一些重要的共同因素，包括重葬制度、木棺葬具、二层台的设置、用其随葬龟甲的习俗，以及一些陶器形制、白陶、骨刀、骨骸等。后来，他进一步指出，豫东的一种岳石文化应发展为先商文化和早商文化，并试图通过那里的田野考古工作加以证明。可见，这一观点的历史依据是夏代商人起源于东西方的学说；从某种角度来说，这实际上是把海岱地区的文明进程捆绑在中华文明在中原发展的框架内，把海岱地区视为中华文明进程的一部分。这种观点一直影响着欧美考古界，导致他们在讨论史前墓葬、聚落、城址乃至考古文化时，都把黄河中下游放在同一层面上。这种忽视海岱和中原地区基础考古研究成果的做法，实际上忽视了海岱地区文明进程的特殊性。

当然，由于地理上的接近，海岱与中原的历史文化联系一直比较紧密，人员往来频繁，导致两大文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邹衡老师认为夏文化的陶质礼器，如仪、爵、封杯、仪(鸡)、瓦足器等，应该来自东方或与东方有密切关系，据此推测其上层建筑的礼制可能来自东方。李老师进一步论证了二里头文化的貘、貘、貘、豆、单耳杯、三足盘来自山东龙山文化，认为二里头文化应该是后羿(来自东方)取代夏文化后的夏文化。此后，有学者从制陶、制玉、镶嵌、夯筑、龟灵占卜、狗祭、原始文字等方面论述了海岱文明对中原文明的影响，认为后者的某些文明因素构成了后者的直接源头，在思想意识和社会制度上为夏商文明的诞生做了准备。可见，海岱文化区对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独特的贡献，这应该是海岱区文明化进程的显著特征，是其他文明区无法比拟的。至于中原对海岱文化的影响，目前看来主要是在庙底沟文化、庙底沟二期文化时期和龙山文化末期，尤其是龙山文化末期，来自中原的影响可能改变了海岱文明进程的方向。商代中期以后，来自中原和西方的商周文明主导了海岱的文明发展格局。

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探索

将海岱地区作为一个独立的区域来考察其文明起源，应该从20世纪70年代末唐兰老师发起的关于大汶口文化性质的大讨论开始。他根据大汶口等墓地的随葬陶器、猪下颌骨、木棺、随葬器具的不同，认为私有制已经出现，贫富两极分化、阶级也已经出现，女葬男的现象表明了女性社会地位的下降。另外出现了图像和文字，大汶口文化的分布相当于一个大国的面积。因此，他大胆提出，大汶口文化已经作为一个国家出现，进入文明阶段。他还认为黄河下游淮河与淮河之间的地区应该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发祥地，并进一步认为中国的奴隶制社会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前期为大汶口文化时期，后期为夏商周时期。虽然当时有学者指出，他把不同时期的大汶口文化遗存混为一谈，而现在看来，他所使用的具有时代特征的术语似乎与现在有些疏远，但唐兰先生一方面继承了摩尔根和恩格斯关于家庭、私有制和文明起源的理论，另一方面又有一些理论创新它们比同时期的学者们更简单地适用于贫富分化、私有制、双重家庭、一夫一妻制家庭和。 因此，他的先见之明可以被后来的考古发现所证实或补充，其理论基础和分析方法也以不同的形式体现在后世学者的论述中。

从国家的角度来看，当时考古学家普遍认识到仰韶文化墓葬主要是二次同性别多人合葬，有的以女性为中心，有的埋葬较重。从墓穴、葬具和随葬品上看不出贫富分化，应该反映典型的母系氏族社会，但反映父系氏族社会和军事民主的墓葬材料不足。通过海岱地区的这一讨论，加上在属于大汶口文化早期的王印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的同性多民，因此一般认为，大汶口文化早期是发达的母系社会，中期出现贫富分化，由母系向父系过渡，晚期出现父系(权力)制，原始社会开始解体；根据社会发展理论推测，龙山文化应该属于军事民主阶段，开始走向文明的门槛。这从考古学上构建了一部完整的、典型的社会进化史，并“诠释和验证”了摩尔根和恩格斯的原始社会理论，因此在当时国内考古界影响很大。与此相关，这种理论思维模式和叙事范式作为海岱地区(甚至全国)考古界的主流，一直延续到90年代初，自然成为海岱地区(包括其他地区)文明进程研究的主要话语之一。当然，至于何时进入(属于)母系、父系、军系民主，由于研究的深入和新资料的发现与公布(如大汶口文化大墩子、叶店、陵阳河、大竹村、三里河及龙山文化、尹家城、三里河墓地及龙山时期城址)，上述认识不断得到修正和补充，如提出后李文华时期为母系社会。目前，越来越多的学者在反思母系、父系、父系和军事民主术语与考古资料的对应关系，怀疑这些社会制度是否一定存在于古代社会并统一进化。可见学者们开始谨慎地使用这些术语。

自20世纪50年代和90年代以来的探索。

随着各地区特别是海岱地区考古文化基本框架体系的初步建立，全国各地涌现出许多重大考古发现，如河南登封王成刚龙山文化城址、淮阳平凉台和寿光边王、特大型龙山文化遗址(城址)和襄汾陶寺贵族墓、红山文化的堆石墓、坛庙、良渚文化随葬的特大型玉琮和玉璧等。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特别是90年代以来，苏先生在植物区系类型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华文明起源的三个形态和三部曲理论，以及三种类型的发展模式理论。严文明老师提出，中国文明的起源和早期发展经历了一条从大体平等的多元一体，到以中原为核心的多元一体，再到多元一体的道路。与此同时，一些从国外借用的理论术语也被运用到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中，如文明要素、酋邦理论、世界体系等。此外，随着中华文明溯源工程的启动和各地文明进程研究的推进，海岱的文明进程研究也从90年代开始汇入这股洪流。

在这种文明起源研究热潮的背景下，文化谱系类型的基础研究和海岱地区文物普查基本完成，特别是90年代以来城子崖、丁公、桐林、景阳岗等龙山文化遗址的确认，陶文的发现，青铜器的发掘，无论从文明元素的积累和出现，还是从城址的普及及其与五帝时期多国文献记载的对应(对应)来看，以及大汶口文化晚期属于军事民主的单线演化论，进一步推测考古界都一致认为国家出现在龙山文化时期，进入文明阶段27，但这个文明不同于夏商周文明。

在这种新的学术背景下，张学海的研究是海岱地区文明进程讨论中最系统的。根据恩格斯对国家的定义，他提出国家的出现是文明诞生的根本标志，所以要论证文明的诞生，就必须找到一些国家实体，具体地说就是从现有的聚落群体(构筑物)的形式中。这里，它的基本理论出发点是：聚落群是指集中在一个地理群落中的五六个以上的同时期聚落，其中心聚落规模较大，文化内涵丰富，能够反映当时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在群内聚落中具有主导作用；当典型的聚落群具有“都、城、聚”的金字塔形等级结构时，出现了原始的城市，城乡分离，出现了乡村。为此，他还提出了具体的研究和田野考古操作方法，并建议将这一理念应用于其他地区的研究实践。他本人从这个角度构建了海岱地区的文明发展历程，即在6500-6200年前，白石寨文化时期的聚落群首先出现在半岛地区，出现了中心聚落，其发展水平高于北新文化；此后，当内陆地区与北新文化统一时，意味着海岱文化区的形成，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大汶口文化遍布海岱地区，有大量的聚落群和中心聚落，群内等级森严，还有城市和原始城市；龙山文化在聚落、聚落群、中心聚落、城市、原始城市、聚落分异等方面发展迅速，达到史前阶段的顶峰；岳石文化时期，聚落数量锐减，未见大型聚落群，大型聚落和城市也很少见。在此基础上，他对这一具有明显阶段性的完整发展过程作了进一步的定性判断，即在5700年前后的大汶口文化早期和晚期，海岱地区的社会开始分化，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并存

栾石丰先生也从聚落群体的角度，通过对聚落、区域聚落群体、墓地结构与布局、墓级分化等诸多案例的分析，深入探讨了大汶口文化的社会经济、社会组织结构和社会阶层分化，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他认为，大汶口文化前后期出现了以家族为中心的“宗族-家族-父系家族”三级社会组织结构，社会开始分化；认为此时的生产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即出现了一种新型的关系————宗法家庭，这应该是大汶口文化迅速崛起的原因。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已经形成了大、中、小聚落的等级结构。贫富分化的加剧和社会分层的发展导致了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出现，形成了大小隶属关系。大汶口、陵阳河、叶店、何雪流域等居民区已进入早期国家，进入文明时代。29

何德良老师从墓葬中的生产力发展、社会分化和阶级生成与对立，以金属、文字、城市面貌等文明起源的标志为标准，详细论证了海岱地区大汶口文化和社会文明的发展过程。他认为大汶口文化中后期接近文明时代的门槛，国家出现在龙山文化时期，进入文明时代。30

至于月氏文化的社会性质，讨论相对较少。一般认为这一时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海岱文化的发展方向发生了转折，如常见的传统烹饪锅碗瓢盆减少，酒器(如杯、高柄杯、杯、杯)消失，流行于中原等地区的玉钹、玉刀等。此时的聚落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积淀普遍单薄，文化内涵不丰富，聚落和聚落群体数量减少，给人一种衰落的感觉。但也有学者分析了城址的夯筑技术、青铜器的发掘、岳石文化的向外扩张及其对二里头文化的影响，认为此时的社会应该比前期有了显著的进步，普遍出现了统治多个古国的“方国”。31

从这些讨论中不难看出，很多学者在讨论城墙的产生、礼仪、社会分化(包括聚落和墓葬分化)以及国家和文明的诞生时，似乎缺乏理论预设。对此，杜先生曾提出了新的观点。他认为古代中国人对“大同”和“小康”两个异质阶段(《礼记礼运》)的认识和划分标准值得关注，即“天下为家，各家为亲，各子为己”，“大人常礼”，“城市为礼”。这个观点也是颇有新意的。

第六，外国学者的探索

在大陆学者讨论大汶口和龙山文化墓葬所反映的社会分化的同时，国外(海外)学者也从不同角度对大汶口和龙山文化墓葬所反映的社会性质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如理查德珀森(Richard Person)和安妮安德希尔(Anne Underhill)分析了大汶口文化墓地墓葬的形制大小、埋葬方式、空间分布、随葬品数量和质量等方面的差异，认为当时社会分化程度较高。克里斯托弗冯(Christopher Fung)运用后过程学派的丧葬理论，论述了遗民在丧葬礼仪中的活动和作用，并对墓葬中的食器、饮器、饮器、猪头、猪下颌骨等随葬品的产生背景、象征意义和用途进行了探讨，分析了不同时期随葬品的变化。这些都是大陆学者没有关注的问题。此外，金还讨论了墓葬中埋葬的猪骨和下颌骨的社会象征意义。35

刘力认为，龙山文化是史前社会从相对平等发展到阶级社会的时期。她以过程和后过程学派的丧葬理论为基础，研究了海岱地区龙山文化墓葬的分类、墓地和墓葬的空间分布规律及时代变迁(包括墓地中不同等级墓葬的分布位置)、墓葬与其他遗物(如房屋、灰坑等)的布局关系，以及这些遗物与宗教礼仪活动的关系。她认为龙山文化时期社会阶层已经明显分化，社会地位是世袭的。贵族用品交换网络在权力分配中发挥着积极作用，宗教仪式活动(祖先崇拜和萨满教)在这一社会转型时期发挥着重要作用，而所有这些变化都是在社会群体仍然被血缘关系牢牢束缚的条件下进行的。36

最近，文德安详细写了中国北方(黄河中下游)史前和青铜时代早期手工业的生产和社会变迁。作者写海岱地区的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最多，分析也最透彻。她运用文化人类学、民族学和历史文献，论述了食器、饮器等随葬器具的意义和作用，认为这些食器、饮器应用于丧宴和死者的随葬品。作者对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的产生、发展过程和社会分化原因的分析最为精辟，对考古资料的运用巧妙严谨，新意迭出，令人信服。她认为，正是人与人之间为获得或控制贵重物品的生产、消费和分配而进行的竞争导致了社会分化。具体来说，大汶口文化早期和晚期墓葬的差异应该与年代有关。从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到龙山文化早期，人们的社会地位发生了变化。到了中期龙山文化发生变化，社会地位和身份才基本稳定，只有少数家族能够积累财富，获得声望产品，举办大型公宴以获得政治支持。第一次出现专门为举办宴会而制作的大型陶器(桐林大陶)，预示着权力更大的家族的出现，等等。

此外，他们在讨论社会复杂的过程时，还运用了土司理论来考察龙山文化时代的社会性质。比如，刘莉根据塞夫斯的酋长国理论，认为聚落考古中社会组织内部决策机构的层级数与区域内聚落层级数之间应该有一定的对应关系。比如一个简单的酋长国社会，有一级决策机构，相当于两级定居级别；复杂的酋长国社会有两级决策机构，即三级定居；早期国家应该有三个以上的决策机构，也就是四个以上的结算层级。她根据遗址的大小将山东龙山文化聚落分为三个等级，认为山东龙山文化聚落群可分为日照、临沂、鲁南、鲁北、鲁西五个群，鲁北又分为五个亚群，鲁西又分为两个亚群。前者如日照、临沂等为单中心聚落模式，代表统一的酋长国组织，后者如鲁北、鲁西等为多中心聚落模式。如果是这样的话，山东有两种类型的土司。在此基础上，她进一步认为，原来认为早期国家是由苦苦挣扎的酋长国发展而来的理论并不适合中国，因为像鲁西、鲁北这样苦苦挣扎的酋长国并没有发展成国家，这是中国的特点之一。她还指出了蛋壳陶器作为礼器在稳定政局方面的作用和重要性，因为它是贵族之间交换社会地位的象征，是用来建立和巩固地方贵族之间的联盟或隶属关系网络的中介。38

虽然文德安也认为可以用“酋邦”一词来概括龙山时代政治组织形式的特点，但他也认为海岱地区史前酋邦制度产生和发展的机制与其他地区并不完全相同。她认为，蛋壳陶杯不适合远程交换，其用途也不仅限于贵族阶层。她还论证了龙山文化时代的特权阶级主要控制着精美的陶器，但尚未实现对青铜器生产的有效控制。39.青铜器对龙山文化时代复杂的社会变迁过程没有实际意义。她分析了黄河中下游的龙山文化城址，包括海岱地区。通过对城址规模、建筑类型、手工业遗存、人工制品质量和多样性的比较研究，她认为相对较大的夯城应该是各地区等级聚落的权力中心，因此将其视为城镇比视为城市更为恰当。她还建议对龙山文化时期的城市遗址进行区域性系统调查，以确认不同时期聚落等级的存在和区域社会政治组织的变化。

当然，国内也有学者认同酋长国说，但具体理解不同。比如张学海老师怀疑酋长是否适合山东，认为即使有也是大汶口文化早中期出现的，而不是龙山文化时期；陈春老师认为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属于酋长社会。国外有些学者怀疑酋邦理论是否适合中国，认为应该考虑中国的历史现实。比如龙山文化时代的城市，其实应该代表古代文学中的“国”。四十二个

七。问题和前景

以上是对海岱地区文明进程研究过程的简要回顾。经过几十年的研究和讨论，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术界达成的共识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这也可以看作是海岱地区文明进程的几个特点：

(1)与其他地区相比，海岱地区的社会分化起步并不早，但与中原地区的大起大落不同，海岱地区基本上是持续稳定发展的，人口逐渐增多并集中，聚落内和聚落间的社会成员分化也逐渐积累；

(2)文明进程后来转向衰落。当东北和长江中下游的文明进程分别在大汶口文化晚期前后衰落(中断和转折)时，海岱的转折时间晚于岳石文化。

(3)聚落遗址和城址使用时间较长，大部分城墙在使用期间都进行了扩建甚至数次扩建，说明社会内部矛盾控制得较为缓和；

(4)城址广场平面布局出现较晚，落后中原半步44分。建城的主要方法是打桩，城墙与壕沟距离过小，容易坍塌，所以虽然有自己的特点，但有些原始；

(5)墓地规模由大变小，反映了社会群体逐渐分化(分离)和社会基本单位逐渐变小的过程，这似乎是包括江浙在内的大东方社会发展的特点；

(6)大汶口、龙山文化墓葬往往随葬有大量器物，但以陶器炊具、食器、酒器为主，酒器的比重随着时代的发展越来越重，说明精美的陶器等世俗产品象征着社会地位，这也是海岱文化区的特色；

(7)海岱的史前社会也是最具特色的。社会顶层和底层人数不太多，社会分层结构呈橄榄型；

(8)海岱区域文化在中原文明的形成和发展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但客观地说，作为中华文明起源的“多元论”中的“一元论”，这种形式的许多细节和特点是不可避免的

一方面，海岱地区的基础研究在文明进程的研究中没有得到充分体现。海岱地区的环境、文化传统、发展进程并不一致。在考古文化谱系的研究中，划分了很多地域类型，不同时期有各自的文化中心，说明各地的文化发展趋势不是一成不变的，所以各地的文明进程也应该是不同的。然而，这个问题在海岱地区文明进程的研究中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反映。

另一方面与现有考古资料不丰富有关，如后李、北新、岳石文化墓葬资料缺失，使得海岱地区史前墓葬习俗或制度的演变过程不完整；一些大汶口、龙山文化遗址是否有城墙还存在问题。有些想法只有骨架没有血肉，还需要大量扎实的考古资料来支撑；目前一些中心聚居地只知道线索，无法确定。他们仍然不太了解重要的中心聚落的布局和每个聚落的主要功能，以及中心聚落与一般聚落在经济、技术、社会组织、宗教和管理上的关系。仍然需要大量的实地调查和研究工作。

另一方面，在具体考古材料的使用和分析中，由于缺乏科学证明，分析的准确性打了折扣。比如在判断聚落的规模和等级时，比较随意，根据不可靠的聚落面积进行简单的等级划分。根据地面遗迹分布确定聚落规模，聚落等级由聚落规模决定的假设是否成立，不仅需要理论论证，还需要大量的考古实地工作来证实。最近，对日照龙山文化遗址的系统考古调查结果和最近对桐林聚落群布局的探索，推翻了原先假定的聚落模式(结构)。

此外，在海岱地区文明化进程的研究中，还存在着重研究文明化的标准、要素或概念，而忽视区域经济、社区组织、聚落功能等社会分化的具体内容的现象。这导致一些话语缺乏理论预设，一些研究注重列举材料而非分析，注重定性研究而非过程研究。比如在墓葬制度的研究中，墓葬的规模和随葬品的数量简单对应社会阶层，而在墓葬结构、布局和等级分化的分析中，大多忽略了墓葬的埋葬顺序、埋葬过程、器物的作用、随葬品的来源和形成过程。此外，对海岱地区文明产生、发展和演变的动力，特别是岳石文化时期的大变革背景和原因，也没有实质性的论述。这些都限制了学术界对海岱文明进程的整体把握，影响了对海岱在中国文明进程中的作用和地位的准确判断。

严文明老师曾建议，要以考古学为基础，全面研究古代文明，对每个“单元”(地域)、每个文化区的文明进程进行个案研究，包括它们各自的兴衰、各自的特点以及这些特点的传播与衰落。而赵辉老师则从考古史的角度反思了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研究的现状，对现有的理论取向和方法表示不满，提出要在植物区系类型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研究中国文明起源的历史进程。他强调，探讨中华文明的形成，既要把这个过程看作一个普遍的进化过程，又要强调它是一个复杂多元的历史过程。我们不仅要描述这个过程，还要针对每种文化的具体情况做出具体的解释。虽然已经有了对某一地区文明进程的案例研究，对不同地方的城市遗址等文明符号产生的具体原因的研究，对某一地区的聚落的研究

综上所述，对海岱地区文明进程的研究虽然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只是初步的。在植物区系类型研究的基础上，在文明起源理论的指导下，经过长时间的田野考古和系统研究，对海岱地区的文明进程会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资料来源：《东方考古》第1集，科学出版社，2004年。

1高和邵：《中华文明发祥地之一——海岱历史文化区》，《史前研究》，1984年第1期。

2郑小妹：《论泰沂文化区》，《海岱考古》第一辑，山东大学出版社，1989年。

严文明：《东夷文化探索》，《文物》，1989年9号；栾石丰：《东夷考古》，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张学海：《论东夷文明的诞生与发展》，《古代文明》第一册，文物出版社，2002年。

辩论情况请见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大汶口文化讨论文集》，齐鲁书店，1981年。

五个人：《山东地区史前文化发展序列及相关问题》，《文物》，10号，1982。

苏：《重建中国古史的远古时代》，《史学史研究》 1991年3号；苏：12号，1991，《关于重建中国史前史的思考》，《考古》；苏：《重建中的“中国史前史”》，《百科知识》 1992年5号；苏：《中国文明起源新探》，香港商务印书馆，1997年。

7比如王国维：《说自契至于成汤八迁》，《观堂集林》，中华书局，1959年影印；徐中书：《再论小屯与仰韶》，《安阳发掘报告》三号，1931；傅斯年的《易夏冬Xi说》(见傅斯年：《夷夏东西说》，《庆祝蔡元培老师六十五岁论文集》，第二卷，中央研究院历史与语言研究丛书第一版，1935年)出版得稍晚，但主要思想形成于30年代前后。

傅斯年、李记、董作斌、吴金鼎等。《城子崖——山东历城龙山镇之黑陶文化遗址》，中央研究院历史与语言研究所，1934年。

山东省文物管理处，济南博物馆：《大汶口——新石器时代墓葬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74年。

10孟：《古史甄微》，商务印书馆，1933年；许：《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1943年第一版，1961年由科学出版社更新。

11汝鸾石丰：《海岱地区考古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张学海：《张学海考古论集》，科学出版社，1999年；高：《海岱地区先秦考古概论》，科学出版社，2000年。

李记：《城子崖发掘报告序》，《城子崖——山东历城龙山镇之黑陶文化遗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4；梁思永：《龙山文化——中国文明的史前期之一》(英语)，1939。译文见《考古学报》卷七。

13尹达：《中国新石器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5年。

14例如，李记：《黑陶文化在中国上古史中所占的地位》，《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刊》，1963年第21和22期；《中国文明的开始》(英文)，1957年，中译本，台湾省商务印书馆，1970年；李记：《踏入文明的过程——中国史前文化的鸟瞰》，中国科学院历史与语言研究所《中国古代史》编辑委员会：《中国上古史（待定稿）》《第一部史前史》，1972年。

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

张广智：《殷商文明起源研究上的一个关键问题》，《沈刚伯老师八秩荣庆论文集》(1976)；《从夏商周三代考古论三代关系与中国古代国家的形成》, 《屈万里老师七秩荣庆论文集》 (1981);《商城与商王朝的起源及早期文化》 (1933)，参阅《中国青铜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

17张长寿、张广智：《河南商丘地区殷商文明调查发掘初步报告》，《考古》，1997年4号；张长寿：《张光直和中美在商丘的合作发掘》，《四海为家——追念考古学家张光直》，生活读书知识三联书店，2002年。

邹衡：《试论夏文化》，《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

李：《二里头类型的文化性质与族属问题》，《文物》，1986年第6期。

20高和等写或联名：《中华文明发祥地之一——海岱历史文化区》，《史前研究》，1984年第1期；《中国史前时代的龟灵与犬牲》，《中国考古学研究》编委：《中国考古学研究——夏鼐老师考古五十年纪念文集》(一)，文物出版社，1986年；《海岱文化对中华古代文明形成的贡献》，《山东龙山文化研究论文集》，齐鲁书店，1992；《海岱系古玉略说》，《中国考古学论丛——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建所40周年纪念》，科学出版社，1993；《岳石文化的社会成就与历史地位》，参见《海岱区先秦考古论集》，科学出版社，2000年。

21唐兰：《从大汶口文化的陶器文字看我国最早文化的年代》，《光明日报》 1977年7月14日；《再论大汶口文化的社会性质和大汶口陶器文字——兼答彭邦炯同志》，《光明日报》 1978年2月23日；《中国有六千多年的文明史——论大汶口文化是少昊文化》, 《大公报在港复刊三十周年纪念文集》, 1978;《中国奴隶制社会的上限远在五六千年前——论新发现的大汶口文化与其陶器文字，批判孔丘的反动历史观》 。见《大汶口文化讨论文集》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编，齐鲁书店，1981年。

高：《大汶口文化的社会性质与时代——兼与唐兰老师商榷》，《光明日报》 1978年4月27日。

23 如张忠培： 《大汶口文化刘林期遗存试析》 ， 《吉林大学学报》 1979年第1期； 《中国父系氏族制发展阶段的考古学观察——对含男性居本位的合葬墓的墓地的若干分析》 ，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1987年第1、2期，又见《中国北方考古文集》 ，文物出版社，1990年。王树明： 《陵阳河墓地刍议》 ， 《史前研究》 1987年第3期。郑笑梅： 《东方文明的历史进程》 ， 《纪念城子崖发掘六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 ，齐鲁书社，1993年。张学海： 《海岱地区史前考古若干问题思考的提纲》 ， 《中国考古学会第九次年会论文集》 （1993年），文物出版社，1997年。

24 汪宁生： 《仰韶文化葬俗和社会组织的研究——对仰韶文化母系社会说及其方法论的商榷》 ， 《文物》 1987年第4期；杜正胜： 《考古学与中国古代史研究》 ， 《考古》 1992年第4期。

25 苏秉琦： 《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兼谈当前田野考古工作的重点或大课题》 ， 《文物》 1986年第8期，及总结性著作《中国文明起源新探》 ，香港商务印书馆，1997年。

26 严文明： 《农业发生与文明起源》 ，科学出版社，2000年。

27 张学海： 《城子崖与中国文明》 ，郑少梅： 《东方文明的历史进程》 ，见《纪念城子崖遗址发掘六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 ，齐鲁书社，1993年；张学海： 《论山东地区的龙山文化城》 ， 《文物》 1996年第12期；张学海： 《山东邹平丁公遗址第四、五次发掘简报》 ， 《专家笔谈丁公遗址出土陶文》 ， 《考古》 1993年第4期；栾丰实： 《丁公龙山城址和龙山文字的发现及其意义》 ， 《文史哲》 1994年第3期。

28 相关文章见张学海： 《张学海考古论集》 ，学苑出版社，1999年； 《中国史前聚落时空关系宏观研究——苏秉琦学术思想在山东考古的再实践》 ， 《苏秉琦与当代中国考古学》 ，科学出版社，2001年； 《论东夷文明的诞生与发展》 ， 《古代文明》 第1卷，文物出版社，2002年。

29 栾丰实： 《大汶口文化的社会发展进程研究》 ， 《古代文明》 第2卷，文物出版社，2003年； 《日照地区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聚落形态之研究》 ， 《中国考古学跨世纪的回顾与前瞻》 （1999年西陵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科学出版社，2000年。

30 何德亮： 《山东龙山文化与古代文明形成研究》 ， 《文物春秋》 2002年第1期； 《大汶口文化的文明化过程》 ， 《济南教育学院学报》 2003年第6期。

31 高广仁： 《岳石文化的社会成就与历史地位》 ， 《海岱区先秦考古论集》 ，科学出版社，2000年； 《苏秉琦学术理论体系对山东及邻境地区考古的导向》 ， 《苏秉琦与当代中国考古学》 ，科学出版社，2001年。

32 杜正胜： 《中原国家的起源及早期的发展》 ， 《“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58本1分，1987年； 《考古学与中国古代史研究》 ， 《考古》 1992年第4期。

33 Pearson, Richard, “Social Complexity in Chinese Coastal Neolithic Site.” Science 213：1078-1086, 1981; Anne P. Underhill, “A Mortuary Analysis of the Dawenkou Cemetery Site, Shandong, China”, Unpublished M. A. Thesis,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and Sociology,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Vancouver, British Columbia, Canada. 1983.

34 Christopher Fung, “Deer-tusk Knives, Serving, Stands and Goblets: A Contextual Analysis of Burial Goods from Selected Dwenkou Burial，North China” （Unpublished Paper）,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Harvard University, 1992；Christopher Fung, “The Drinks Are on Us: Ritual, Social Status, and Practice in Dawenkou Burial, North China,” Journal of East Archaeology 2, 1-2: 67-92. 2000.35 Kim, Seung-Og, “Burial, Pigs, and Political Prestige in Neolithic China.” Current Anthropology

35（2）: 119-141. 1994.

36 刘莉： 《山东龙山文化墓葬形态研究——龙山时期社会分化、礼仪活动及交换关系的考古学分析》 ， 《文物季刊》 1999年第2期。

37 Anne P. Underhill, Craft Production and Social Change in Northern China, Kiuwer Academic/Plenum Publishers, 2002.

38 刘莉： 《中国新石器时代黄河中下游酋邦社会的发展——龙山文化聚落形态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 《考古学的历史、理论、实践》 ，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 《龙山文化的酋邦与聚落形态》 ， 《华夏考古》 1998年第1期；Social Hierarchy, “Ancestor Worship, and Long-distance Exchange in Prehistoric China: Mortuary Analysis of the Longshan Culture.” Early China Vol.20, 1996。

39 Anne P. Underhill, Craft Production and Social Evolution during the Longshan Period of Northern China, Craft Specialization and Social Evolution: In Memory of V. Gron Childe. ed. Bernard Wailes, University Museum of Archaeology and Anthropology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hiladephia, 1996.

40 文德安： 《中国北方地区龙山时代聚落的变迁》 （陈淑卿译）， 《华夏考古》 2000年第1期。

41 陈淳： 《史前复杂社会的考古学探索》 《酋邦的考古学观察》 ， 《考古学的理论与研究》 ，学林出版社，2003年。

42 Paola Dematt, “Longshan-Era Urbanism: The Role of Cities in Predynastic China,” Asian Perspectives, 38（2）, 1999.

43 石家河考古队（赵辉、张弛）： 《石家河遗址群调查报告》 结语部分，四川大学博物馆、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编： 《南方民族考古》 第五辑，1992年。

44 赵辉、魏俊： 《中国新时期时代城址的发现与研究》 ， 《古代文明》 第1卷，文物出版社，2002年。

45 中美两城地区联合考古队： 《山东日照两城地区的考古调查》 ， 《考古》 1997年第4期； 《山东日照地区系统区域调查的新收获》 ， 《考古》 2002年第5期。

46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 《2003年度山东临淄桐林遗址的调查发掘》 ， 《古代文明研究通讯》 第20期，2004年。

47 严文明： 《以考古学为基础，全方位研究古代文明》 ， 《古代文明研究通讯》 第1期，1999年。

48 赵辉： 《研究史中所见中国考古学的现状》 （日文）， 《考古学研究》 第47卷第1号，2000年； 《考古学与中国历史的重构——为纪念北京大学成立考古专业五十周年而作》 ， 《文物》 2002年第7期； 《关于古代文明研究中的一点思考》 ， 《古代文明研究通讯》 1999年第1期； 《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中的一个基本问题》 ， 《稻作、陶器和都市的起源》 ，文物出版社，2000年； 《考古学关于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 ， 《古代文明》 第2卷，文物出版社，2003年。

燕生东，1968年生，山东泰安新泰人。1990年，毕业于山东大学历史系；200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获硕士学位；200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学院，获博士学位。主要从事东方地区先秦考古和传统文化研究。现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副院长、教授、专职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持并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各一项，参与科技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课题项目多项。曾在《文物》 《考古》 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和考古简报上百篇，出版学术著作与编写考古报告和论文集多部。论文和专著曾获中国第四纪地质青年优秀论文奖、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中国商业史学会“货殖奖”优秀成果奖、石璋如老师考古学纪念奖等近十项。

作者学术成果一览

一、主要著作

《枣庄建新——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 （副主编），科学出版社，1996年。

《商周时期渤海南岸地区盐业》 ，文物出版社，2013年。

《山东半岛海洋文化建设新探索》 （主编），山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

二、主要考古简报

《山东枣庄小山西汉画像石墓》 ， 《文物》 1997年第12期。

《山东阳信李屋商代遗存发掘简报》 ， 《考古》 2010年第3期。

《山东寿光双王城盐业遗址2008年发掘简报》 ， 《考古》 2010年第3期。

《鲁北沿海地区先秦盐业遗址2007年调查简报》 ， 《文物》 2012年第7期。

三、主要论文

《苏鲁豫皖交界区西汉石椁墓及画像石的分期》 ， 《中原文物》 1995年第1期。

《皖北豫东大汶口文化分期与文化性质》 ， 《华夏考古》 2001年第2期。

《后现代史学语境下的考古学》 ， 《东南文化》 2007年第1期。

《关于地层与灰坑的几个问题》 ， 《华夏考古》 2008年第1期。

《从盐业考古新发现看〈管子轻重〉篇》 ， 《古代文明》 第9卷，2013年。

《考古所见“费”国及曾子里籍问题》 ， 《东方考古》 第11集，2015年。

《顺山集文化与大伊山类型》 ， 《东南文化》 2018年第1期。